我看重娜彧的正是這一點，她身上有常情，這正是一個小說家所必需的。總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想問題，想得多了，難免就委屈了自己，她又回過頭來撫慰，就這樣來回奔波，矛盾得很。就比如說，她雖然磕磕絆絆，到底還是按照家人的意願塑造了自己，那就是做一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她竭盡心力，恪守本分，簡直乖得很。可有些事情也真說不好，記得有一次在珠海開會，席間有人言論不當，娜彧把臉漲得通紅，看得出是忍了又忍，後來到底是發作了，她拍案而起，連珠炮似的給予回擊。公正地說，娜彧的反擊不太有力量，因為她不夠理性，為情緒所控製，她的話密且急，就像小孩子在發脾氣。我們聽了一會，不知為什麼就都笑了，娜彧也笑，很無奈的，大約也知道，她的這一番“反擊”止於情緒發作，生活將繼續前行。
娜彧的寫作也是一種反擊嗎？我疑心是的。泛泛而言，寫作之於生活有兩種，一種是記錄，另一種是反抗。無疑的，後者更具有新鮮刺激性，因為它是挑釁的姿態。娜彧的寫作，乍一看與她的生活毫無關聯，她的小說看不到“來處”，那個我們熟悉的娜彧，她的古城、街巷，她作為小孩、少女曾置身其中的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她90年代遊學日本、美國的經曆……對於一個小說家而言，這是何等的富礦，可是娜彧全然不顧——我的理解是，娜彧的富礦不止這一座，也許是，經曆於她壓根就不是財富，僅是外部皮囊。四十年間，她熱熱鬧鬧地生活，對周遭卻視而不見，她乖順、服從、明媚，很像一個正常人，按準則行事，做該做的事，不得已也會耍點小脾氣；當她把眼睛看向某處的時候，很認真的，我實在懷疑她是否“看見”了什麼沒有。
我想說的是，娜彧是這樣一種人，外物不在她的腦子裏，她隻把眼睛盯著內心，那裏住著兩個自己，一個溫良，一個尖銳——這該是娜彧一生中最糾結的事，她不能同時做兩個人，也因此，她傾心於那個未完成的自己：熱烈、任性、叛逆，打著決絕的手勢，過豐富的人生，末了以悲劇終場。小說集《薄如蟬翼》裏多是這樣的人物，有的也不是悲劇，內中卻有破碎、消沉、困惑。我們不妨說，她的小說雖穿著情愛的外衣，實則卻是對現實的一場抗爭，也是對理想生活的抒情。她因為脫開了個人經曆，使得她的小說呈現了幻化的性質。本來也是，寫作之於娜彧何嚐不是夢遊，一俟坐在電腦旁，她就像走在一個人的街上，手抄褲兜，自由自在；她越走越遠了，把自己甩在了身後，那一刻，看得見遠天，聽得見胡狼嗥叫，她把心一橫，又是害怕又是喜悅的，縱身撲向那未可知的，也許是荒寒的未來。
楊軍印象記
楊軍是個很單純的人。他太太是我的高中同學，有一年我們同學聚會，他也參加了。這樣我便認識了他，我看見了一個少年樣的年輕人，白白淨淨，瘦瘦小小，待人非常熱情，主動過來跟每個人拉手。而且他很愛笑，笑起來陽光燦爛——不是熱烈的、夏日一般的，而是靜靜的、和煦的，讓人覺得明朗亮堂。
他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很多，我想這是因為他心思單純，所謂“相由心生”。搞創作的人可能尤其需要這一點，就是“一根筋”地撲在他所熱愛的事業上，其他俗事難以顧及，久而久之，自然會影響到他的相貌，使他看上去更年輕健旺，有一股勃勃生氣。
“熱愛”這個詞，我也是很多年後才有體會，少年時並不曉得。在我看來，人活一世，還是需要去“愛”一些事物的，比如人、草木、文字、信仰……愛本身是個很虛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也不能為我們切實帶來什麼，反常常要為它而受苦；但正是因為有了“愛”，人的整個麵貌會因它而生光彩。
楊軍就是這樣一個有光彩的人——他愛的是繪畫。我想他熱愛繪畫，就像我熱愛文字一樣，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同行。正是基於這一點，他喜歡跟我談論繪畫，也不知他從哪兒得來的錯誤認識，他以為我一定是懂畫的，也許緣於自古以來“文藝不分家”？但其實近現代以降，專業的區分已經越來越細化，即便在文字領域，我對詩歌、戲劇等也不敢說三道四，更何況繪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