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整整大我十五歲的哥哥。奶奶好像給我說起過。我當時隻以為是隨便說說，從沒當過真，可是當這個哥哥真要出現在我的麵前時，我仍然驚愕不已。
姨媽死後的第二年，奶奶把我送到靠近鎮子的一所小學讀書。這年我是六歲。上學用的就是姨媽送給我的那個用藍布手工做成的書包。
又過了一年，奶奶也離我而去。
這天早晨，奶奶沒有像往常那樣起來給我燒飯。我很生氣，望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奶奶，賭氣地餓著肚子上學去了。記得是上到第三堂課，福金家的黑臉膛在教室門口晃了一下。接著走進一位教導處的文質彬彬的女教師，問道：“哪位同學叫春靄？你馬上回家去。”
原來，奶奶死了。奶奶一覺睡過去，就沒再醒來，這種死法，沒有疾病的折磨，叫老死，也算是福氣。其實，奶奶這時還不到六十歲。
婚喪嫁娶，是村子裏的大事。奶奶又是村子裏有點影響力的人物。她的死，自然驚動了全村。全村人都忙碌起來。有人多次返往鎮上，采購各種治喪物品，大多是菜蔬、雞鴨魚肉。村裏辦喪事和娶媳婦一樣，都要大擺酒席，大吃大喝。這筆費用，是我伯父回家奔喪時支付的。伯父長年在外，又是政府的人，不興這一套的，但拗不過村裏的習俗。
去鎮上郵電所拍電報。去了一次還不行，說是地址沒搞清楚。一位鄰居老伯展開一個揉得快爛的信封，仔細辨認著上麵的地址。這個信封我認識。奶奶生前成天揣在她的內衣口袋裏。為電報上寫的幾個字，幾個村民又認真推敲了一番，一個提議寫“母亡速歸”，另一個不同意，說那樣會讓人著急的，應該和緩一點，寫“母病速回”。再一個說這樣不好，要是接了電報理解為一般的病，不回來怎麼辦？還是發電報的人拿了主意，說去和郵電所的同誌商量。新中國的郵電所，態度好死了，不會讓人民多花一個冤枉錢的。大家一致讚成，此事才告一段落。
幾天之後，伯父回來了。比我大十五歲、從沒謀過麵的哥哥也回來了。寫到這裏，必須將我當時所知道的有關伯父和哥哥的事情交代一下。
鎮上有一家專門生產火車頭的工廠，當地人習慣叫它龍頭廠，是日本人開的。伯父十七歲那年到這個廠做工。後來他把哥哥也介紹進了廠。這年哥哥是十四歲，在哥哥十五歲的時候，我便來到母親的肚子裏，估計是剛剛發芽。這裏麵確實有個原則問題，這就是，哥哥的生父，在哥哥五六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沒有再嫁，怎麼就有了我呢？毫無疑問，我是來路不明。無怪乎瘌痢頭們罵我是野種！那麼，我生父是誰呢？他現在哪兒？為什麼始終也不認我這個兒子呢？我隱隱約約覺得，我們村上的人們都知道事情真相，隻是無人告訴我。姨媽也知道真相，她也沒有告訴過我。
話又說回來，照我當時的年紀，告訴了我，我又能懂得多少呢！
伯父生性耿直，脾氣火暴。一次，瘦弱的哥哥幹活慢了點，挨了工頭的打。伯伯聽說了，找機會將那個工頭打了個半死。禍就這樣闖下了。廠方叫來日本憲兵要抓伯父和哥哥，結果兩個人從此就失蹤了。原來，伯父領著哥哥逃到了江北，那兒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就是後來的新四軍，再後來就是人民解放軍。淮海戰役結束後，伯父在徐州軍管會工作。大軍揮師上海時，伯父沒有隨軍前往，奶奶當然是找不到的，那次路經鎮上，本想見見奶奶，奶奶也去了。由於搞錯見麵地點，伯父公務緊急，等不及，沒見上麵就走了。奶奶又撲了空。就是那天晚上，姨媽跳河自殺。如果奶奶那天晚上在村子裏的話，姨媽的反常也許會被奶奶覺察，奶奶就會勸她，開導她，緊緊看著她，這樣的話，姨媽也許就不會扔下我獨自走了。也許……唉，僅僅是也許。人世間有多少也許啊！
新中國成立後，伯父奉調西北一家大型兵工廠任職。這才算初步穩定下來。於是寫信給奶奶，表示等工作就緒，就回來探親，並要將奶奶接走。於是村上人拍電報才有了他的地址。
哥哥人老實，隻知道幹活，不善言辭，天生不是當官的料。他先是隨伯父到了那家兵工廠，後來華北一家兵工廠急需一批政治上可靠的熟練工人，哥哥就在奉調之列，攜家帶口到了這家兵工廠。奶奶的死訊，是伯父轉告給他的。哥哥無論如何是要回來的，除了為奶奶奔喪，還要處理我這個無依無靠、不知從何方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弟弟。
麵對陌生的哥哥，我顯得十分拘謹，不知所措。哥哥略顯憔悴的麵孔，厚厚的嘴唇，密密的抬頭紋，一副憨厚的樣子。他哪裏像是我的哥哥？不知內情的人，肯定把我倆誤認為父子。哥哥也沒有說一句話，隻是愛憐地用他粗大毛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後腦勺，表示已經接納了我這個遲到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