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清”運動的歲月裏，生活條件的艱苦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麵。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成果，要能挖出“四不清”幹部。不斷傳來別的村子挖出了大隊長、大隊書記、會計一類的“四不清”幹部的消息，有些村子整個班子全“爛”了。而核桃窪，遲遲搞不出成績來，連主攻方向都不明確。擔任工作團政委的梅書記在幾次彙報會上點了我們的名。
打不開局麵的症結在於馮多奎和肖慧敏，他倆對村裏的問題看法上產生了分歧。
這個村的大隊支書兼大隊長，早年當過兵，複員後回村務農。出身不用懷疑，家庭狀況也十分清貧，看不出能貪汙大隊多少錢財。在村裏待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村子窮得丁當響，可供貪汙的東西實在少得可憐，多吃多占是會有的，但一定要挖出幾個貪汙犯一類的幹部來，實在太難。可是，這話在當時要說出去沒人信，上級反倒會批評我們缺乏階級鬥爭觀念，對複雜的階級鬥爭認識不足，被假象迷住了眼睛，隻好緊跟上麵的步調，拚命去揭蓋子，在村幹部裏尋找“四不清分子”了。
迫於運動的壓力，大隊支書主動向工作組做了幾次檢查。也沒說出多大的問題來，能讓人覺得還算是問題的話，是他與支部副書記兼婦女主任任菊仙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由於有了這種關係，他才把她拉入黨內，並提拔當了村幹部。
這個任菊仙，在村裏算個人物。她長得漂亮，於是就有了“狐狸精”的美譽。她丈夫也是這個村的，當兵後沒再回到村裏，在縣電業局當了一名工人，每月工資收入二十多元。這在當地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任家的生活條件村子裏的人是沒法比的。她的家在村頭一個小峁上，新砌的五孔窯洞，山石壘起一人多高的圍牆，獨門獨院。當年支書死死追求她，沒有成功，但情意未斷。丈夫一個月才回村一次。支書三頭兩日摸黑去菊仙家幽會。村裏人都說，菊仙家的狗就認支書，別的人還沒到院門口，就狂吠不已，而支書一來，卻悄無聲息。村民的意見都是衝著菊仙，罵她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
肖慧敏的觀點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鬥爭重點應該放在菊仙身上。馮多奎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支書最可惡，占了菊仙這麼多年的便宜，還要給人家頭上扣屎盆子，太沒良心了。肖慧敏反駁，說馮多奎你這是人性論。馮多奎也不示弱，什麼人性論？關鍵是看菊仙幹了什麼沒有？她家經濟條件好，吃好點，穿好點，又不是偷來的搶來的，更沒證據說明是貪汙來的，憑什麼要整人家！
兩位組長爭執不下，事情彙報到了工作團。梅書記基本傾向肖慧敏的意見，認為從女人打開缺口容易些，加之菊仙缺乏群眾基礎，便於打開局麵。
馮多奎是個倔人，九頭牛拉不回他。工作仍然無法開展。工作團便派了一個叫穀德厚的幹部來村協助工作。穀德厚是校黨委人事處的幹事，前年才畢業留校，聽說是梅書記的紅人，準備提拔擔任副處長。他永遠是一張笑臉，一副虛心謙恭的舉止。他修養極好，從來不激動，總是那麼平穩，有耐心。他對事物的分析，提出的解決辦法，讓人感到很絕。他首先聽取了兩位組長的彙報，然後分別與工作隊員們談話。輪到和我談話了，讓我大吃一驚。
他說，現在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在村幹部身上了，而在工作組本身。村裏的“四不清”幹部已經拉攏了工作組的某個成員。反過來，工作組的某個成員變成了“四不清”幹部的保護傘。必須首先整頓工作組，把隱藏在工作組內部的保護傘打掉，否則核桃窪的“四清”運動就會夭折。他提醒我要擦亮眼睛，站穩立場，堅決與“保護傘”做鬥爭。
近年來，我腦子裏階級鬥爭那根弦也繃得緊多了，穀德厚分明是在敲打我。穀德厚是要朝馮多奎開刀了。顯然我已被當作馮多奎的外圍力量。
工作組一進村，馮多奎就看中了菊仙家，主張男隊員都住她家。憑良心說，菊仙對我們工作隊員挺好的，斷不了給我們做點好吃的。晚上餓了，有烤紅薯；衣服髒了，就給我們洗洗；她丈夫回來了，還會弄幾碟小菜，喝上幾盅，生活上少受了不少苦。要不是穀德厚從“綱”上來分析問題，我真看不出菊仙有什麼不好。要我平白無故地去鬥爭菊仙，真不忍心。
工作組開會了。會議一開始就陷入僵局，氣氛十分緊張。我的腦袋都要裂開了，心裏緊張得要命。高中雖然經曆過對我的批判，但比起現在的陣勢，差多了。那時候同學們批評我的語言雖然也上綱上線，但大多是空泛無力的帽子，是小孩子們不懂事的瞎嚷嚷，心裏並不害怕。而現在，是真真實實的真刀真槍，有在刀刃上行走時讓人膽戰心驚的感覺。現在的一言一行，決不是兒戲，是要負責任的，是擔著政治風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