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個詩人路過乞丐的身旁，乞丐便向詩人乞討。詩人說：“我也很窮，不過我給你點別的吧。”說完，他隨手在乞丐的牌子上改寫了一句話。
那一天，乞丐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施舍。
後來，乞丐又碰到那詩人，便很奇怪地問：“你究竟給我寫了什麼呢？”
那詩人笑笑，念出了牌子上所寫的句子：“春天快要來了，可我不能見到它。”
乞丐還是那個乞丐，隻是改變了牌子上的幾個字，同情和施舍的人就多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站在別人的立場上看待問題了，喚起別人的情感認同，但是又說自己看不到它，形成強烈的效果反差，這樣，別人就不能不動心了。
現實生活中，我們總愛抱怨，發牢騷，用憤怒的眼神看待這個世界，總認為社會和他人給自己的東西實在太少了，所以浪費了許多好的機會，讓自己也失去原本可以得到的很多東西。就像這個乞丐，用一句“自幼失明”這麼一個他認為是不幸的事實做“廣告詞”，給人的感覺好像就是告訴別人：我這麼慘，你不給我是不行的，這頗有點像電影《唐伯虎點秋香》裏麵兩個人在華府門前比誰更慘。
我們知道，生活並不是由偉大的不幸和承擔巨大的責任構成的，而是由一些小事情，像微笑、善意和小小的職責組成的。盡可能每時每刻付出這些，並能夠體察任何心靈，生活中最好的東西便是無微不至的關懷。善意的語言使人們的精神產生共鳴，由此產生美好的想象，它能使聽到的人感到欣慰、安寧和舒適。這種語言非常豐富，能夠在許多場合大顯身手。以前我沒有意識到它的作用，以後我要多加練習，學會使用這種語言，因為它關係到我的幸福。“春天快要來了，可我卻看不到它。”這句話幾乎把上麵說到的各點都包括了：精神共鳴、美好想象、欣慰、安寧，難怪乞丐的收入會大有改觀。
日常生活中，你受到的同情甚至愛戴都是通過每天甚至每小時經常發生的那些看得見的細小的善意行為，它們從一個人的言辭、聲調、手勢和表情中流露出來。仁慈的人很容易把他的快樂感染周圍的人，善良的心好像快樂之泉，使周圍每個人閃耀著笑容。每晚就寢前，我慶幸自己已使至少一個人更加快樂或者更加聰明，或者至少更加對自己感到滿意。
一再忍耐，助長他人囂張氣焰
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在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他們的活動得到光緒帝的支持，但他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慈禧太後控製著朝政。於是，這場變法運動實際上又變成了光緒帝與慈禧太後的權力之爭。在這場爭鬥中，光緒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為用人權和兵權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為此光緒憂心忡忡，有一次他寫信給維新派人士楊銳：“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們要想辦法搭救。”維新派為此都很著急。
正在這時，榮祿手下的新建陸軍首領袁世凱來到北京。光緒認為變法要成功，非有軍人的支持不可，於是在北京召見了袁世凱，封給他侍郎的官銜，旨在拉攏袁世凱，為自己效力。當時康有為等人也認為，要使變法成功，要解救皇帝，隻有殺掉榮祿。而能夠完成此事的人隻有袁世凱，所以譚嗣同後來又深夜密訪袁世凱。
譚嗣同說：“現在榮祿他們想廢掉皇帝，你應該用你的兵力，殺掉榮祿，再發兵包圍頤和園。事成之後，皇上掌握大權，清除那些老朽守舊的臣子，那時你就是一等功臣。”
袁世凱慷慨激昂地說：“隻要是上下命令，我一定拚命去幹。”
譚嗣同又說：“別人還好對付。榮祿不是等閑之輩，殺他恐怕不容易。”
袁世凱瞪著大眼睛說：“這有什麼難的？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一樣！”
譚嗣同著急地說：“那我們現在就決定如何行動，我馬上向是上報告。”
袁世凱想了想說：“那太倉促了，我指揮的軍隊的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裏，有不少軍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換軍官，準備槍彈，才能行事。”
譚嗣同沒有辦法，隻好同意。
袁世凱是個心計多端善於看風使舵的人，康有為和譚嗣同都沒有看透他。袁世凱雖然表示忠於光緒皇帝，但是他心裏明白這次爭鬥還是慈禧占了上風。所以，他決定先穩住譚嗣同，再向榮祿告密。榮祿嚇得當天就到北京頤和園麵見慈禧，報告光緒如何要搶先下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