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這第四段就叫“經濟學”——奉托“小事”。可客氣地起立，拿起帽子，然後話題一轉，說道：現在有一小事奉煩。先生不是認識某某嗎？可否請寫一封介紹信雲雲。這一段要自然隨意，不給對方造成很大的壓力或使對方覺得自己該欠他多大之情。而是要利用前敘鋪墊，陡然收筆，總結全文。
明代嘉慶年間，“給事官”李樂清正廉潔。
有一次他發現科考舞弊，立即寫奏章給皇帝，皇帝對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麵奏，結果把皇帝惹火兒了，以故意揭短罪，傳旨把李樂的嘴巴上貼上封條，並規定誰也不準去揭。封了嘴巴，不能進食，就等於給他定了死罪。
這時，旁邊站出一個官員，走到李樂麵前，不分青紅皂白，大聲責罵：“君前多言，罪有應得！”一邊大罵，一邊叭叭地打了李樂兩記耳光，當即把封條打破了。由於他是幫助皇帝責罵李樂，皇帝當然不好怪罪。
其實此人是李樂的學生，在這關鍵時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師。如果他不顧情勢，犯顏“直”諫，非但救不了老師，自己怕也難脫連累。
這個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極。李樂不懂得人際之間“潤滑當先”的道理，離自己的學生還差了一大截。要知道我國傳統文化，是很講究繞圈子的。在官場上有這麼一種人，他能適應各種差異甚大的主子、上司和完全不同的政治環境和氣候，他們如同變色龍一樣，根據上司的口味不斷改變著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傾向，因而總能春風得意，人們稱這種人為“代代紅”。他們便頗有點商鞅的流風餘韻，但像商鞅那樣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並不多，絕大多數隻是一些小角色。
漢元帝劉爽上台後，將著名的學者貢禹請到朝廷，征求他對國家大事的意見。這時朝廷最大的問題是外戚與宦官專權，正直的大臣難以在朝廷立足，對此，貢禹不置一詞，他可不願得罪那些權勢人物，隻給皇帝提了一條，即請皇帝注意節儉，將官中眾多宮女放掉一批，再少養一點馬。
其實，漢元帝這個人本來就很節儉，早在貢禹提意見之前已經將許多節儉的措施付諸實施了，其中就包括裁減宮中多餘人員及減少禦馬，貢禹隻不過將皇帝已經做過的事情再重複一遍，漢元帝自然樂於接受。於是，漢元帝便博得了納諫的美名，而貢禹也達到了迎合皇帝的目的。
司馬光對貢禹的這種做法很不以為然，他批評說：“忠臣服事君上，應該要求他去解決國家所麵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其他較容易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應該補救他的缺點，他的優點不用說也會得到發揮。當漢元帝即位之初，向貢禹征求意見時，他應當先國家之所急，其他問題可以先放一放。就當時的形勢而有，皇帝優柔寡斷、讒佞之徒專權是國家急待解決的大問題，對此貢禹一字不提。恭謹節儉是漢元帝的一貫心願，貢禹都說個沒完沒了，這算什麼？如果貢禹不了解國家的問題，就算不上什麼賢者，如果知而不言，罪過就更大了。”
司馬光不明白，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較為嚴重的政治關頭，時常要下詔求諫，讓臣下對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見，表現出一副棄舊圖新、虛心納諫的樣子，其實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態的表麵文章。有一些實心眼的大臣卻十分認真，不知輕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見，這時常招來忌恨，埋下禍根，早晚會招來帝王的打擊報複。貢禹卻十分精明，專揀君上能夠解決、願意解決、甚至正在著手解決的問題去提，而回避重大的、急需的、棘手的問題，這樣避重就輕，避難從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做官的技巧已經十分圓熟老道了。
會長眼色，察言觀色是捧場至關重要的基本功。要投其所好，及時變色，不知道上頭的心理和意圖，說不定會拍錯了馬屁，“偷雞不成蝕把米”。我國舊社會官場之上，都是一個比一個長眼色，善變色。
佐證名言
隻憑一句讚美的話我就可以充實地活上兩個月。
——馬克·吐溫
讚美，而不是吹毛求疵。對家人、丈夫更應如此，不要不領情，雖然我們心裏感謝另一半所做的一切，卻從來沒有說出感激之情。
——卡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