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滔滔不絕地描述宣兒長篇小說的內涵，則是要說明。作為一種新的女性描述方式，以及作家主體的介入，宣兒已然不同於陳染所描述的女性世界，作家的情感不再是零度，她把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那種帶著血和淚的羅曼情調植入了人物的一切行為之中，作家所透露出的人文價值判斷雖然不全然是正確的（藝術作品並非需要正確），但明顯地可以看出作家對一種潰滅理想的進取與追求。譬如，對福柯思想的某種曲解和造成的主人公心靈的升華，明晰地表現出一種價值的錯位，但盡管是錯位，也不能泯滅乍家那顎追逐真理的心靈。
那一首首沿著曆史的是音走近我們的歌曲（歌詞抄錄），亦使我們激動不已，它不但是時代氛圍的描寫需要，更重要的是，我遙望到了在這個遠離文明的物欲世界彼岸的那份永不凋謝的人文理想的感召，不管作家的意圖是什麼，我反正是讀出了高山流水的韻味，讀出了一個沉落保守時代的無盡挽歌，同時亦讀出了這個物欲時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宣兒的開放性結構，更使我們接近現實世界，盡管她是以浪漫時代作為對照係來加以描摹，但相對於封閉的女性世界的“私人化”寫作來說，可能我們更傾向於宣兒式的寫作觀念和方式。
女性小說在近年來已開始走向極端的女權主義，由“一個人的戰爭”向“兩個人的戰爭”過渡。我以為這是一個寫作的誤區，而真正的女性主義目的是應該達到兩性的和諧，而非是“男性法西斯主義”或“女性法西斯主義”的單性世界話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宣兒們的小說更充分地表現了這種人類大同的精神。
從本質上來說，“女權主義”小說和“女性主義”小說的概念是有區別的。前者(Centralism of woman Rights)是以壓迫男性為最終目的，而構成一種特有的反文化視閩；而後者(Dor-trine of Female)則是女作家在表現生活時融入親身感受，拋棄以往依附於男性的文化視閩和價值觀念，著重反映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她們雖然受女權主義思潮的影響，但絕沒走向極端，就此而言，女性主義小說在宣兒們之前，已開始滑向了女權主義小說的極端。我曾經在一篇評價《私人生活》的文章說過：“倘使《私人生活》是一部”女性成長史”，它的敘述存在僅僅停頓在女性話語權的爭奪上，那麼陳染的寫作過程則是一種低質的重複；如果僅僅是在揭示”自我之像，永遠映照於他人之鏡”的真諦，那麼《私人生活》隻能是重蹈”女權主義，宣言式的普泛女性目覺的舊巢。”（<雨花》1996年第10期）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宣兒的長篇小說中，其結尾正是在遙望那個叫做“英雄”的男孩的成長中，結束了主人公英妮的肉體生命和舊有意識，而開始了一個女人的真正新生活。就此而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更為廣闊、更為豐滿、更為滋潤的女人胸懷，無疑，她的誘感力是多重多義的，是一種無窮大的狀態。
作為一個女性的“獨語者”，我們驚喜地發現了這諸多才華橫溢的女人，她們向男人世界，也向整個世界所抒發出的那充滿著無窮誘惑力的“呼喊與細語”，在二十世紀末的文學史上劃下一道流光溢彩的虹影。在這一道道飛行的流星之中，我們似乎更關注那些落在大地上的隕石，因為它給予我們這個現實世界留下了可供鑒定的“活化石”，由此我們才能看清宇宙間滄海桑田的變遷。
據說鹿群在過懸崖峭壁時是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同類起跳的支撐物的，這雖然有點近於殘酷，怛亦可在悲壯之中看到一種物競生存的法則。我想，一代代的女作家亦如此，她們用自己的美麗，作為悲壯生存的裝飾品，為繁衍下一代作出自己的犧牲，這便是母性之偉大。
唯有踏著冰心、廬隱、丁玲、張愛玲、茹誌鵑、張潔、王安憶、陳染、宣兒們的美麗身軀，才有可能讓女性作品開放出啼血的精神之花，才能叩響二十一世界新女性文學之門。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夜於紫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