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挑選梅花與牡丹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打破了此前國人一直宣揚的“龍的傳人”的傳統，很富有新意。書中提到，選擇花作為文化的象征有助於提升中國軟實力，幫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通過“國花外交”與他國開展文化交流，促進世界和諧。作為一名學國際關係學的學生，不禁為姚司長的國際化視角所折服。但對此我有一點顧慮，用兩種花代表中國是否有點不妥？一是別國選擇國花大多是因為該種花在其國內普遍生長繁殖，而中國地大物博，花的品種繁多，不同地區生產的花的種類也不一樣，倘若為了讓一種或兩種花成為國花而在國內所有地區大麵積種植，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也不符合花的生理性質，畢竟有些地區是不適宜這些花生長的。用梅花與牡丹作為整個中華文化的象征，是否能讓國人都接受？二是中國向來以國家統一作為首要國家利益，作者在文中也指出用梅牡代表不同精神有兩大平原獨特地理條件的因素。這樣一來，又由於有些地區並無梅牡二花，用這兩種花來代表，是否會讓人感覺有悖於國家統一的根本利益？但正是由於中國地太廣，物太多，選擇一樣事物來代表整個中國也很困難。
另外，作者在書中提出“盛世悖論”，即梅花精神開創了牡丹時代，牡丹時代會消磨掉梅花精神，帶來危機，使盛世衰落。這正是對人類曆史中帝國消長原因的高度概括，實乃精辟。人們總是在曆史上大的轉折點發生之後才認識到它的存在。機遇或是危機都是如此。正是這種曆史認知上的滯後性，才導致曆史上一些阻礙人類發展的事件發生。究其源頭，這種“盛世悖論”其實緣於人性：人性本“貪”。人在艱難時艱苦奮鬥尋求富裕，創造了盛世，富裕時貪圖享受失去鬥誌，盛世走向了消亡。人性如此，“盛世悖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真的不可避免嗎？在有幸和姚司長交流之後我思考了很久，覺得不是。盛世的創造與維持需要“梅花精神”與“牡丹精神”的融合。對於中國而言，“牡丹精神”從古至今一直融入在中國及中國人的血液裏，廣袤的中國土壤對外來的文化和事物一直保持包容的態度，這種包容讓中國能夠在全球化的舞台上越走越遠。但反觀“梅花精神”，現在相對正處於一種盛世時期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相對充裕，艱苦奮鬥的“梅花精神”似乎在現在的年輕人身上越來越難發覺。我想這是因為安逸的生活使大家缺乏了一種“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不但是對個人自身生活的危機感，更是作為一名國家公民對整個國家和時代的危機感，明白曆史發展的不可確定性，盛世也不能一直繁盛下去。從小培養起國人的“危機意識”，並不是要讓國內人心惶惶，而是讓國人知道雖然現在生活不錯，但曆史告訴我們危機隨時可能發生，因而始終不能擯棄梅花精神。這樣或許可以讓梅花精神重新回歸，讓盛世的中國在“梅花精神”和“牡丹精神”的引領下不斷昌盛吧。
中國夢圓在梅牡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 劉潔
正如一個人沒有夢想就沒有前進的動力一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沒有共同的願景和夢想，勢必隻會國運衰微，日暮西山。中國人從來都不缺乏夢想，從大禹的治水之夢，到秦始皇的一統天下之夢，再到大唐的盛世之夢；從愛國進步人士的救國之夢，到軍民驅逐日寇之夢，再到新中國的富強之夢，正是這一個個的夢想推動著曆史的進步，時代的變革。當我們一一查看這些夢想的實現曆程時，就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夢想在實現過程中，都必須要經曆篳路藍縷、艱苦卓絕的曆程，其間唯有堅韌不拔、迎難而上的梅花精神和創新包容、開放進取的牡丹精神支撐著這一個個夢想家前進的腳步，不斷地拓展夢想的邊緣，最終到達夢的彼岸。
由此可見，夢想縱有千千般，其最終實現還是要依靠梅牡精神的融合，一味強調梅花精神，可能會走向孤芳自賞的結局；而一味強調牡丹精神，則可能會落入庸俗難耐的俗套。唯有將其融合，視時而用，方能彰顯其精神的力量。當下的中國夢所呼喚的正是這份梅牡精神。習總書記提出中國夢的內涵在於：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將國家、民族、人民三個層麵的夢想彙聚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全民所共享的中國之夢。然而這一偉大夢想憑借什麼來實現呢？答案其實曆史早已給出，那即是梅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