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華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如何對中華文化進行全麵、準確的概括和提煉，從而更有利於把優秀民族文化發揚開來，傳承下去，使其在新的曆史機遇麵前不斷煥發新的生機，其中可以有多種表達方式和弘揚渠道。日前，中國人民銀行文聯副主席姚餘棟關於盡快推出以牡丹、梅花為國花的建議，並以牡丹梅花來詮釋、闡述中華文化的觀點讓人眼前一亮。為此，記者對姚餘棟進行了專訪。
姚餘棟，中國人民銀行文聯副主席，經濟學博士，著有《學習經濟》、《重燃中國夢想》等著作，對花卉文化的民族精神象征，尤其對梅花與牡丹的文化象征意義有比較深入的考證和研究。日前，記者就梅花與牡丹文化象征意義的話題采訪了姚餘棟。
開門見山，姚餘棟首先談起梅花和牡丹的文化曆史淵源。他說，全世界約有花卉30000種，原產於我國的花卉就有10000～20000種，其栽培曆史都很悠久。近現代以來，中國“花”文化與審美在選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903年，清朝政府確定牡丹為國花。1915年版《辭海》載：“我國向以牡丹為國花”。1929年，前國民政府將梅花定為國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國花的評選形成了兩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對國花的討論中，蘭花、菊花、荷花等也都曾被廣泛討論，但最後都集中在梅花和牡丹上。早在1982年，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教授，花卉專家陳俊愉院士，首次發表文章倡議以梅花為中國的國花。1988年，陳俊愉又提出以梅花、牡丹作為中國的雙國花。1994年，根據1994年全國人大八屆二次會議第0440號“關於盡快評定我國國花的建議”，農業部向全國人大提出關於盡快評定我國國花的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中國花卉協會負責評選活動的具體組織實施。評選領導小組的最終意見是以牡丹為國花，其他呼聲較高的蘭、荷、菊、梅為四季名花。由於漏選了梅花，引起爭議，在1995年的全國人大八屆三次會議上沒有結果。
第二次高潮發生在2005年。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來自武漢的9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議案，“將梅花定為中國國花”。與此同時，來自河南和山東的全國人大代表則再度提出“盡快將牡丹確定為國花”的提案。2005年7月22日，當時62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聯合倡議，呼籲盡快確定中國的國花，並提出將梅花、牡丹確定為“雙國花”的建議。雙國花的簽名支持者之一，中國農業科學院方智遠院士對雙國花的好處做了較好概括：梅花是堅貞不屈的精神象征，代表精神文明；牡丹意味富貴，代表經濟繁榮。梅花產於華南，牡丹生在華北。一南一北雙國花，既有精神文明，又有物質文明。院士聯合倡議的消息當時在網上引起強烈反響。在隨後搜狐網發起的網上調查中，有7084人發表了意見。在“你中意的國花”調查中，牡丹和梅花的支持率分別高達41.4%和36.4%。國務院參事，風景園林學家劉秀晨2009年建議，“一國兩花好——梅花和牡丹”。
在國花評選活動中，“梅花派”和“牡丹派”針鋒相對，旗鼓相當，又誰都無法讓對方出局。這種僵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花評選上重複上演著，成為經典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某個地區最佳選擇並非國家整體的最佳選擇。但遺憾的是，為某個地區的利益選擇一種花，不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導致社會福利損失。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國花的大國，但中國國花的推選在梅花和牡丹的“兩選一”上僵持不下，一拖就是30多年。然而，形勢逼人，時代召喚。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同時，十八大報告重申，要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如果“美麗中國”和“和諧世界”遲遲沒有國花點綴，將留下曆史性遺憾。
姚餘棟在《梅花與牡丹：中華文化身份初探》一文中提出，“梅花與牡丹”反映了中華文化獨特的“雙重性”，分別代表著自強不息、吃苦耐勞、堅毅勇敢和創新包容、大氣莊嚴、雍容富貴。中國史前造就了以“梅花與牡丹”為最佳的形象化代表的中華文化，從而形成了路徑依賴和強大文化慣性。從有文字的商代起，就是中華文化塑造了中國人。換句話說，我們喜歡“梅花與牡丹”的原因就是我們文化身份可以用“梅花與牡丹”進行很好的表達。“梅花和牡丹”，既是中華文化抽象性的代表，也是形象化代表，還是國花的不二審美選擇。隻選擇牡丹，不能真正代表中華民族命運多舛而又多難興邦的曆史；隻選梅花，凸顯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卻欠缺了代表中華民族曾幾何時雍容大氣而且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強烈渴望。唯有梅花與牡丹兼顧，才能在傳統與現代中尋求文化平衡，體現中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