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鄒容齊名的革命宣傳家陳天華同樣鼓吹民族主義，但他同時也保留了必要的理性與警覺，其主張是“先反帝，後反滿”，反滿主義實際上是反帝主義的衍生品，正如其最激烈的篇章中所說：“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倘若滿洲政府從此勵精求治，維新變法，破除滿漢的意見，一切奸臣，盡行革去，一切忠賢，盡行登用，決意和各國舍死一戰，我也很願把從前的意見丟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抗那各國。”可惜的是，在後來日本“取消留學生規則”的風潮中，日本報刊譏諷中國留學生的“不團結、無意誌”，陳天華憤而投水自盡，以此警示國人，年僅30歲。
出身名門之後卻列位於革命黨之中的李石曾（同光年間的清流黨領袖、軍機大臣李鴻藻第三子）也說：“夫排滿，則私矣，滿人非盡惡也，有革命思想謀社會進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滿人而一網打盡。”《革命逸史》中，資深革命黨人馮自由稱滿族留學生長福在馬君武的一次演講時跳出來反對，係“反動滿人”，實則不然。長福出身於宗室，1901年與25名滿族學生到日本留學，但本人可稱得上是一位愛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曾與其他三位滿族學生一起參加了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另外，被孫中山及臨時政府公開追悼的革命黨人張榕出身盛京漢軍鑲黃旗人。他在1905年考察憲政五大臣啟程之日曾參與謀炸行動，事敗後逃亡日本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張榕返回東北策劃武裝起義，可惜在清帝退位前夕被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及五路統領張作霖誘殺，很不走運地倒在了共和國的門檻上。
張榕並不是個例，事實上，一些滿族知識分子在清末即接受了革命黨人“顛覆清廷、實現共和”的宗旨，並加入了宣傳革命的行列。據滿族老人關濟武回憶：“我在北京城內八旗學堂高等學校裏，秘密地看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其他反滿小冊子，多數同學（滿族）都表示擁護革命。”在西安，一個叫行舍的滿族青年從日本留學回來以後，辦了一所測量學校，並在學校中積極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思想。
既然滿人不全是該殺之輩，那反過來說，“漢人非盡良也，助紂為虐，為桀作犬者，今日之當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漢人而置之不問”。年輕的革命黨人劉道一曾在《漢幟》上發表一篇奇文曰：“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其中稱：“預備立憲之滿詔下，此我漢家子孫舉吊旗服喪之日也。乃慶祝立憲會，倡之於學界，應之於政界、商界，創辦於京師、上海，遍及於各省各郡各埠，龍旗耀日，演說如雷”，劉道一對此痛心疾首並稱之為“舉國若狂，不可思議”，由此喊出了“殺漢奸必殺立憲黨”之號召。當然，劉道一並沒有機會去殺立憲黨，年僅22歲的他死在了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中，由此也成為留日學生中因革命而被殺的第一人，同時也是同盟會中犧牲的第一人。
舊士紳樂於參加立憲黨，正如那些漢人督撫們願意同清廷合作，原因在於他們之間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建造一個新世界固然可敬可佩，前景可觀，但打破一個舊世界難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不是體製內的官僚及與體製關係緊密的士紳們所能輕易接受的。在這些人的心目中，驅滿殺滿的流血衝突不是可行之徑，更不是必經之路。相比之下，官方宣傳的“滿漢一體”似乎更值得期待，如果預備立憲的路線圖真的能夠得到實施，滿人皇帝被改造成開明君主，甚至成為嚴格意義上的“虛君”，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清末旗民的“憔悴可哀”，原本不應該催激滿漢之間的種族之恨。從這個角度來說，“驅除韃虜”大體上是一種感性的、神秘主義的思維。事實上，普通旗民與皇族親貴的利益有重合但更多的是分歧。這種隻看上層不顧下層的“政治化思維”不可取，把滿族親貴與貧窮潦倒的旗人混為一談並一概視之為“韃虜”的做法更是顯失公平，甚至有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令無辜旗民充當替罪羊的不公不正。
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對於專製年代的普通百姓而言，其實所有的權貴都是“異族”。“驅除韃虜”立論的根本缺陷在於，它並不能證明或保證在所謂的“韃虜”們被驅除之後，中國就一定能比“韃虜”們執政時更好，因為所有的推論都必須接受這一事實的拷問：驅除滿人之後，新成立的漢人政權是否就會比滿人之政權在壓迫上有所減輕，而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會得到真正的改善？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就算滿人親貴是異族人，難道同族人對同族人的壓迫就一定會比異族人的壓迫更輕嗎？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