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一個存在主義者而言，當他描寫一個懦夫的時候，會指出這個懦夫須負他自己懦怯的責任。他並不是因為有一顆懦怯的心，或肺，或者大腦才這樣的。他並不是因為生理上的器官的因素才這樣的。他之所以這樣乃是他的行為使他成為一個懦夫。並無所謂懦怯的本性，雖然有所謂神經質或懶散的脾性，以及富於感情等等。但一個貧血的人卻並不因此而成為懦夫，因為造成懦夫的是臣服或退讓。而脾性並不是一種行為。一個懦夫乃是由於他的行為所決定。人們模糊地，且恐懼地感覺到的是如我們所說的懦夫之為懦夫乃是一種罪惡。人們寧願生而為懦夫或英雄。對於“自由之路”一個真實的處境時——例如，我是一個有性能力的生物，能夠與異性的生物發生關係並生育子女——我就不得不選擇對它的態度，同時在任何一方麵，我對這選擇負有責任，在約束了我自己時，也就約束了全人類。甚至假如我的選擇不是被先驗的價值所決定，它與放任仍然沒有一點關係。如果有人以為這隻是紀德自由行動學說的翻版，那麼這就是他不了解這個學說與紀德的學說間巨大的不同。紀德不知道處境是什麼，他的行動隻是純粹的放任。依照我們的觀點，正好相反，人乃是在一個有組織的處境中發現了自己，在這處境中，他是自我含蘊的，他的選擇包含了整個人類，同時他也不能避免選擇，不論他是否必須保持獨身，或者他必須結婚而不生子，或者他必須結婚同時生兒育女。在任何情況之下，不管他如何選擇，在這種處境之下，他是不可能不負完全責任的。毫無疑問地，他並不根據任何預先建立的價值係統來選擇，但是指責他放任是不公平的。我們寧願說，道德的選擇與一件藝術品的構成是可以相比擬的。
但在這裏，我必須立即離開正題而把情形說個清楚，那就是我們並不是在提倡一種直覺的道德，因為我們的反對者會狡猾地用這個來指責我們。我之所以提到藝術品，隻是作為一個比較而已。明白了這一點，當一個藝術家畫一幅畫時，會有人因為他沒有根據先天建立的規則而責備他嗎？會有人問他要畫的是什麼畫呢？正如每個人都知道的，他不必畫任何預先規定好的圖畫。藝術家之作畫和此畫之必須要畫，都完全是他要這樣做的。正如每個人都知道的，這並沒有什麼先天的美學價值，但在創造的過程中，在創造的意誌和完成的藝術品之間，價值就會出現。沒有人可以說出明天的繪畫是什麼樣子，隻有在畫成之後，我們才能夠評斷它。這和道德又有何幹？我們也是處在和這相似的創造處境中。我們從來不說一件藝術品是不負責任的。當我們談論畢卡索的畫時，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畫是在他畫這畫的時候變成這樣子的，而他的畫就是他整個生命的一部分。
在道德的範疇內也是一樣的。這一點在藝術和道德中是相通的，在這兩者之中我們都和創造與發明有關。我們不能先驗地決定什麼是應該做的。由那位來找我的學生的例子中，你已清楚地看出來，不管他向哪一種倫理係統求助，康德學派的或者其他學派的，他都不能找到任何的指示。他不得不為自己發明一套法律。當然我們不能說這個人在選擇留下和他母親相處時——就是接受了溫情，個人的熱愛，以及具體的仁愛為他道德的基礎——造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選擇。假使他選擇到英國去的那種犧牲時，我們也不能這樣說。人塑造他自己；他並不是已經被塑造好了的。他因他的道德選擇而塑造自己，他不得不選擇一個道德，這些都是環境給與他的壓力。我們隻能在發現人和他的行為關係時，才能為人下個界說。因此，指責我們的選擇為不負責任的乃屬荒謬。
第二，人們對我們說：“你們不能判斷別人。”這從某一個觀點說是對的，但若從另外一個觀點說則又是錯誤的。當一個人清楚而虔誠地選擇了他的目的和行為時，不管他的目的是什麼，他不可能再選擇另外的一個，就這一點來說是對的。就我們不相信進步來說也是對的。進步意味著改良，但人永遠是一樣的，麵對著一個永遠變動的處境，在這種處境中，選擇仍舊是選擇。自從以前奴隸製和反奴隸製的選擇之後——例如美國的南北戰爭，一直到今天我們在共和政體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選擇為止，道德的問題都未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