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把根除非法活動的政治設計作為一個起點。這種設計歸納了一般的懲罰職能，劃定懲罰權力的界限，以便控製這種權力。從這個起點出現了兩條使犯罪和罪犯對象化的路線。一方麵，罪犯被視為公敵，鎮壓罪犯符合全體的利益，因為他脫離了契約，剝奪了自己的公民資格，顯露出似乎是自身的某些野蠻的自然本性。他看上去是個惡棍、怪物、瘋子，也可能像個病人。很快，他又被視為“不正常”的人。事實上，總有一天他將屬於科學活動的對象，受到相關的“治療”。另一方麵，度量懲罰權力的效果，這一從內部產生的需求，規定了對一切現實的或潛在的罪犯進行幹預的策略：設置防範領域，權衡利弊，傳播表象和符號，規定判斷和證據的領域，根據極其精細的變量調整刑罰。所有這些也導致一種罪犯和罪行的對象化。在這兩種情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支撐著懲罰活動的權力關係開始增加了一種對應的客體關係，在後者中犯罪成為依據一般規範確立的事實，罪犯則是依據特殊標準才能辨認的個人。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客體關係並不是從外部附加給懲罰實踐的，不是情感的極限對公開處決的殘暴所施加的禁煙，也不是對“受懲罰的人究竟是什麼”所做的理性的或“科學”的質疑。這種對象化過程起源於有關權力及其使用安排的策略本身。
然而，在刑法改革設想中出現的這兩種對象化進程，不論在時間上還是在效果方麵都迥然有異。被置於法律之外的作為自然人的罪犯還僅僅是一種潛在因素，一種正在消逝的痕跡，其中包含著各種政治批判的觀念和各種想像的形象。人們還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會看到“犯罪人”成為知識領域中的一個明確對象。反之，另一種對象化進程則具有更快、更明確的效果，因為它與懲罰權力的重組——如製定法典、確定違法行為、確定刑罰尺度，製定程序規則，確定司法官的職能——有著更直接的聯係。而且還因為它使用了“啟蒙思想家”已經建構的話語。這種話語實際上借助關於利益、表象和符號的理論，借助該理論所重構的序列和發生過程，為統治權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種通用的處方：權力以符號學為工具，把“精神”（頭腦）當作可供銘寫的物體表麵；通過控製思想來征服肉體；把表象分析確定為肉體政治學的一個原則，這種政治學比酷刑和處決的儀式解剖學要有效得多。“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不僅僅是關於個人與社會的理論，而且形成了一種關於精密、有效和經濟的權力的技術學，與那種君主權力的奢侈使用形成對照。讓我們再次聽聽塞爾萬所表達的思想：犯罪觀念和懲罰觀念必須建立起牢固的聯係，“前後相繼，緊密相連。……當你在你的公民頭腦中建立起這種觀念鎖鏈時，你就能夠自豪地指導他們，成為他們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鐵鏈束縛他的奴隸，而真正的政治家則用奴隸自己的思想鎖鏈更有力地約束他們。正是在這種穩健的理智基點上，他緊緊地把握著鎖鏈的終端。這種聯係是更牢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是用什麼做成的，而且我們相信它是我們自願的結果。絕望和時間能夠銷蝕鋼鐵的鐐銬，但卻無力破壞思想的習慣性結合，而隻能使之變得更緊密。最堅固的帝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就建立在大腦的軟纖維組織上”。
這種懲罰的符號一技術，這種“意識形態權力”至少將會部分地被擱置，被一種新的政治解剖學所取代，肉體將再次以新的形式成為主要角色。而且，這種新的政治解剖學將會允許在18世紀嶄露頭角的兩種背道而馳的對象化路線並行不停地存在：它將“從另一角度”，即用自然本性來反對自然本性的角度，排斥罪犯；它將力求用一種精心計算的懲罰經濟學來控製犯罪。對新的懲罰藝術掃視一眼，便可以洞察到懲罰的符號一－技術如何被一種新的肉體政治學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