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下可惹惱了河務大員，一個小小的七品官，竟然不把他放在眼裏。於是他羅列了一些罪名，上疏彈劾孫蕙。寶應縣老百姓聽說了這件事，都為知縣鳴不平。自孫蕙來到寶應，體恤民苦，為民請賑，革除舊有的各種名目的雜捐，深得民心。這一次，百姓決意護主。大家自動地聚集河上，奮力苦幹，僅用6天，數十裏的長河就疏通了。這件事對蒲鬆齡的影響不小，重又燃起他步入仕途的雄心。在幫助孫蕙處理文牘之餘，他堅持寫詩，身所經曆，都成為筆下所詠，並仍然對狐鬼故事抱有濃厚的興趣。也時常和孫蕙談起科舉之事，孫蕙理解鄉友的苦衷，所以，蒲鬆齡一年後返鄉，孫蕙寫了一封長長的推薦信，希望能在考試中助他一臂之力。
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返鄉後的第二年，他又參加了鄉試，並呈上了孫蕙的推薦書。但是這一次又沒有成功，推薦書也沒起作用，他痛苦已極，家中境況越來越壞，又加上大旱，妻子又生下了一個男孩，生活更加窮困艱窘。
六月的天氣，驕陽似火。蒲鬆齡家中無米，隻能煮一點麥粥，不待粥涼，大兒子便狼吞虎咽，呼嚕呼嚕地喝起來，二兒子還沒有多少力氣，隻能大呼小叫地爭嚷要吃，小兒子剛剛學步，也餓得翻盆倒碗，女兒望著父母愁苦的臉色，不知該怎麼辦。蒲鬆齡心裏更加難過，身為五尺男兒，竟養活不了一家老小！
為了家庭的生活，他隻好到大戶人家去做塾師了。
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673-1675年）蒲鬆齡在本邑半泉鄉王家坐館，任塾師。王家是淄川名門大族。在王氏兄弟中，王觀正與蒲鬆齡最相投，又同是科舉失意者，所以兩人交情甚厚。蒲鬆齡家母病逝，無以營葬，王觀正慷慨解囊相助。
從王家撤館後，蒲鬆齡又到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討唐夢賚家做了西賓，唐夢賚很器重他。最令蒲鬆齡感動不已的是唐夢賚對他寫鬼狐神怪，創作《聊齋誌異》大加褒獎，並在幾年後，為《聊齋誌異》寫了序言。
康熙十七年（1678年），蒲鬆齡鄉試又名落孫山。這一年，他到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高家也是當地的名門大族。高珩對蒲鬆齡創作《聊齋誌異》也極感興趣，在康熙十八年春，《聊齋誌異》初次結成集子時，高珩也寫了一篇序，闡述誌異的特點和功用，以相推獎。這些都無疑是一種鼓勵，對蒲鬆齡來說也是很大的動力。
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鬆齡又到了淄川西鄙西鋪村的畢家坐館。畢家也是名門望族，館東畢際有請蒲鬆齡來家教幾個孫子讀書，也把他當作清談的伴友，文字的代筆，應酬的替身。蒲鬆齡才華出眾，措詞得體，文筆優美，談吐風雅，給畢家增色不少。
畢際有也比較開明，蒲鬆齡來到畢家後，仍然利用授業之餘寫狐鬼小說，畢際有對此不但不反感，反而也興致勃勃，還為他提供了不少創作素材，蒲鬆齡很感動。在當時，讀經、研經，準備科考才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經事，而寫鬼狐小說常被世人視為邪道。即使是自己敬重的孫蕙也曾寫信勸他集中精力治舉業，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寫狐鬼小說上。
蒲鬆齡還算幸運，作館的幾家，基本上都不歧視小說家，不加幹涉，所以他才得以執著寫作。畢際有更令他所敬，二人時常談詩論文說聊齋。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當時非常有名望的大詩人王士禎來到畢家，畢王兩家世代聯姻，畢際有的夫人是王土禎的從姑母。蒲鬆齡有機會作陪，能這麼幸運地見到王士禎，蒲鬆齡非常高興，二人談詩論文，很投機。王士禎看過蒲鬆齡的部分《聊齋誌異》手稿，誠心誠意地稱譽了一番，這使他非常激動。能得到有名望的大詩人的公開表揚稱讚，也算是他的心血沒有白費，他的辛苦創作即將得到社會承認。他一生與王士禎僅見了這一次麵，但卻結成了文友，有書刻成，互相寄贈。王士禎後來讀完《聊齋誌異》，還作了評點，寫了一首為後世廣為傳誦的詩：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柵瓜架雨如絲；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此後，蒲鬆齡信心倍增，更加努力地創作，他的名聲連同他的《聊齋誌異》在沒有最後完成的時候，就已遠揚，廣為社會所知了。
女科學家王貞儀
在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清代，湧現出了許多科學家。在眾多的科學家中，有一位女科學家十分令人矚目，她就是當時有名的才女王貞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