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給顧功敘叔叔打個電話，請他到我家來一趟！”
大兒子和妻子白歡喜了一場，原來老頭子還想著他的工作！
下午，顧功敘來了，黃汲清把小門一關，倆人一談就沒了時間。
顧功敘比黃汲清小四歲，這位見人便一臉眯眯笑的浙江人．是中國地球物理事業的開拓者，也是把地球物理科學引入中國勘探業的主要奠基者。1936年，顧功敘畢業於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同年，轉入加利福尼亞州工學院，從事專業研究。抗日戰爭爆發，懷著報效祖國的心願，他中斷了在美的研究，毅然回國。從此成為在我國地質找礦業中運用和推廣物探技術的先驅者，也開始了他與地質大師黃汲清一生的交情。這種交情，使得兩位大師在探索地球科學奧秘的工作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我是機槍手，你是重機槍。”黃汲清總喜歡這樣比喻他的地質科學技術與顧功敘的地球物理技術。“打勝仗得靠槍手，槍手沒好槍就啥子沒得用。有了你這重機槍，我們打勝仗就容易多了！”
顧功敘笑眯眯地默認這種比喻。因為他們曾一起在鞍山、包頭、大冶鐵礦等黑色礦山和白銀廠、銅官山等有色礦山的發現與升發中互相配合，屢次打過勝仗。還有玉門、鄂爾多斯等油田。
現在是鬆遼——未來的大慶油田。
“鬆遼盆地的麵積和地層情況比我們過去工作過的幾個盆地要大得多和複雜得多，第一階段的普查與勘探工作現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確定基準井了。關係可大呀！所以想聽聽你的意見。”黃汲清說。
顧功敘自然明白，所謂的“基準井”，就是以獲取整個油田有代表意義的數據為目的的探油井。基準井井位的確定必須慎之又慎，一鑽下去，能否出油，不僅影響到整個鬆遼戰役千軍萬馬的士氣，而且對油田未來的命運有著直接關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口基準井隻要一開鑽就是數百萬人民幣（還是五十年代的貨幣價值）。打出油還好，打不出油一口井下去，就等於讓數萬人餓一年肚子。1957年開始，新中國每年已經有幾百萬人逃荒要飯了。這一切，顧功敘和黃汲清一樣清楚。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科學家們的肩上，大多承擔著兩副擔子：～副是要搞出趕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成就，一副是用最少的錢幹出最大的事業。中國的科學家比起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科學家都可敬。然而幾年之後，“文革”浩劫又使他們成為世界上最可悲的科學家。此為題外話，暫且打住。
“還是老話一句：事不出三！”顧功敘依然眯眯笑地回答黃汲清。
“行！在鬆遼這個‘大蛋糕’上能三口咬出金娃娃，你這笑眯佛可真是叉給全中國人民立大功了！”黃汲清十分高興，他知道頓功敘說的“事不出三”，是隻打三日基準井來完成出汕這一壯舉。這種膽識如果沒有高超的科學技術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在幾萬甚至幾十萬平方公裏的麵積上，捅那麼幾個水桶口大的井並保證讓其見油，這與大海撈釘的難度不相上下，顧功敘的能耐丈就大在這個地方。
不過這一次他補充了一句話：“聽說石油部也在鬆遼上馬丁，能同他們配合起來一起幹，效果可以更好些，至少可以為毛主席省一大筆錢。”
“這個工作我來做。明天我把翁文波叫來商量商量。”黃汲清滿有把握。
“那麼，過幾天我去趟鬆遼，長春石油物探大隊的朱大綬、王茂基他們幹得很出色。如果他們在基準井布孔時，再把握好兩個原則：第一，打在沉積岩厚度最大，預測生油條件較好，含油氣遠景最好的區域：第二，爭取打在局部構造上，因為鄰近油源區的構造可起到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作用，這樣的構造很可能儲集油氣。我想這兩點注意了，‘事不出三’的牛皮不會吹破！”顧功敘說著嗬嗬嗬地自笑起來。
“老弟，祝你再次成功！”黃汲清朝顧功敘的肩膀重重拍了一掌。自鬆遼盆地石油普查的戰幕拉開以來，黃汲清的心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前方的每一個戰略部署的走向和具體的戰術運用。雖然這段時間他個人的職務一直在不停地變動——有些變動連他自己都感到突然和無奈，但鬆遼盆地就像一個未出生的胎兒一樣一直裝在他肚裏，他不管別人怎麼來回地擺動他，捉弄他，甚至是摧殘他（1957年的“反右”就是一例），可黃汲清從來沒有放棄對鬆遼石油寄予的厚望和傾注的全身心的熱情。
因為關係到中國石油和黃汲清自身命運，有必要向讀者介紹這樣的一些曆史背景：1956年秋，根據中央的指示，地質部的機構作了重大調整，原來的各大區地質局等被撤消，而改為幾個總局如東北地質總局、南方地質總局等，原“普委”被撤消，改組成石油地質局，黃汲清任該局總工程師。“普委”的其他幾位領導，劉毅升任地質部辦公廳主任，謝家榮任地質研究所第二副所長（第一副所長由黃汲清兼任），之後，謝再也不管石油工作了。李奔留在石油局，當副局長。身為總工的黃汲清實際上是當時全國石油地質工作惟一的技術總負責。因為那時石油工業部還沒有成立，康世恩領導的石油管理總局的主要技術顧問也是黃汲清。此間，黃汲清經曆了幾件大事。
一件是他親自主持和領導了新中國的第一張《中國含油氣遠景分區圖》。這份圖對之後的中國石油工業起到r重大的指導作用，今天我國的許多石油勘探設計仍出自於該圖。第二件事是他利用總工的身份，建立起了國家第一支最具實力的石油技術骨幹酞伍，如朱夏、關士聰等技術專家調進了石油局，後來這些人都在大慶等油田的發現中作出了傑出貢獻。他經曆的第三件事是“反右”鬥爭，這次運動差點使這顆“巨星”墜落，何長工在此立了一功。此事前麵有述，在此幣複。政治衝擊尚未結束，1957年冬至1958年1月，黃汲清叉一次受到衝擊，不過這次是崗位的選擇。一天，還在醫院治病的黃汲清問前來探望的副部長宋應，說我現在兼任兩個職務（石油局總工和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前身地質礦產研究所第一副所長。宋應是所長，副所長還有謝家榮、孫雲鑄幾位著名地質學家——筆者注），部長您認為石油地質局重要還是地質礦產研究所重要？黃汲清當時一心希望能夠集中精力搞石油，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希望領導能幫他擺脫一下研究所剮所長的事務。
誰知宋應副部長脫口而出，說當然是研究所重要了，而且根本沒有向黃汲清詢問一句：你自己是息麼想的呢？事後，黃汲清十分懊悔自己嘴快。這樣一來，反把自己擱在騎虎難下的位置上。黃汲清當時麵臨的兩種選擇：如果想繼續專心搞石油，那麼隻有離開地質部到康世恩那裏去，要不就去當那個地質礦產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了。黃扳清心裏清楚，在地質部領導的眼裏，石油僅僅是一個方麵，而中央賦予地質部的職能是全國各種礦產的地質工作，誰重誰輕自然不用說。黃汲清罵自己自作聰明，結果反倒誤了事。不過後來他躺在病榻又一想：建立石油工業雖然首先要普查勘探打頭，但最重要的部分還是係統勘探和開發。作為一名石油地質專家，除了地質知識外，還應當對深井鑽探、泥漿選擇、各種測井和試油方法等技術熟悉，而領導一個地質礦產研究機構是可以很快獲得以上這些技術的。
這麼一想，黃汲清反倒平靜地接受了現實的選擇。不久，他辭去了石油地質局總工的職務並得到批準。沒幾日黃汲清才大悟：部黨組已經決定連石油地質局也要撤掉了。這是怎麼回事呀？後來他才打聽到，中央考慮即將正式成立石油工業部，地質部如果再有個石油局會造成技術力量等問題上的分散與重複。這個決策有一定道理，但又不盡人意。後來地質都和石油部兩個行業部門的實際工作證明，作為石油地質與石油勘探開發，它們在諸方麵是交叉的和難以分割的科學技術工作。石油工業部要勘探開發油田．沒有地質工作等於摸瞎子。而地質部門要進行石油地質調查，沒有自己的勘探與開發隊伍，又不可能完全準確地判斷摸清地下石油情況。因此，自有石油工業開始或者說自有地質部和石油部之後-這兩個部門又是親兄弟又是“老冤家”。石油勘探的係統科學技術，使這兩個部門注定要成為需要互相配合的親密兄弟，而在一個油田成功後誰是功臣誰該在功勞簿上坐第一把交椅時，地質部和石油部總難不成其為“冤家對頭”。扯不斷，剖不清，愛不夠，恨不盡……地質部和石油部風風雨雨並肩戰鬥幾十年間，總足處在這種狀態之中。是誰的過錯？誰也不是。當年地質部的何長工和石油部的餘秋裏好得比親哥倆還親，他們都是毛澤東的老部下，哪分你的我的？
“黨指向哪裏我們就衝到哪裏，就是腦殼落了地，咋想過一會名和利？”何長工和餘秋裏都在毛澤東和全國人民麵前拍著胸脯說過這樣的話，可當他們回到各自的辦公室時，麵對自己部下幾百萬人的隊伍，他們已經很難做到一點也不考慮牽涉自身部門的名聲與利益了。親兄弟吵架，最後還得由老頭子來平息。像發現大慶油田這樣的事，毛澤東也不是沒有看到或聽到關於地質部與石油部之間有意或者無意的名利爭執，最後老人家也隻好時不時地在一些公開場合，拉七兩個部的部長們說一聲“你們兩家都有功勞”一類的話。這樣的話能安撫一陣子，但卻很難持久。原因是一些客觀存在無法讓下麵的職工平靜。譬如，同樣在找礦開礦或者找油采油上出力流汗，有的行業能通過礦、通過油，建起了自己的家園，住進了現代化都市，並且在礦上和油田壘起“阡拓者”之類讓子孫後代永遠敬仰的豐碑。而地質行業的職工就不行，一旦把礦或油田找到之後，寶藏連同那塊曾經為此流血流汗的寶地已不再屬於他們。那座讓子孫後代永遠敬仰的“開拓者”豐碑上更不會有他們的名寧。如果他們要搬進這裏的城市，那麼城市就會大口一張：“先把錢交來！”他們沒有錢，連工資和正常的地勘費都到不丁位，哪來巨額的“人城安置費”呢？於是城市就拒絕他們。於是地質職工和地質部門上卜下下便大呼其社會不公，大呼其政府和曆史應當重新給予他們應有的名譽和待遇！如果說這樣的名利與不公是職業的分工和時代造成的話，那麼下麵的這種情況就無法理解和容忍了：同是在荒蠻的塔裏木大沙漠裏找油打井，一邊的職工獎金連工資加野外補貼一個月一兩千元，而且住的足有專職服務員打掃衛生疊被子的移動武賓館。另一邊的職工連頭帶腦亂七八糟加起來一個月拿不到七八百元，並且隻能睡“幹打壘”。兩個方陣的惟一的區別是，一邊是石油部的職工，一邊是地質部的職工。在這種情況下，地質部的職工不罵自己的部長，部長不向上麵訴苦才怪呢！如果問題能解決得快解決得好還行，町是這樣的問題幾乎從來就段有根本解決過。地質部的找油職工與石油部的找油職工在待遇上的這種差異，至今依舊。社會總是同情弱者，因為筆者本身也是弱者的一分子。我絲毫無意對石油部的工人大哥們說三道四。是他們開鑿了一口又一日支攆著共和國工業大廈和繁榮人民生活的油井，他們有權力得到相應的回報和待遇，更何況，在那沒有人煙沒有綠色沒有節奏的大沙漠裏鬥天鬥地，就是一個月給七八千元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肯去的。問題是，同在陽光下出力流汗的另一群找油人，為什麼得不到同樣的而且本不算高的物質與精神待遇呢？我想：隻要這種不平等存在，就可能產生甚至是激烈的名利之爭。麗要消除這種不公，其最終點應在於改革和完善政府對行業部門之間的科學分工與協調，並從體製上進行大手術。否則這樣的矛盾衝突將永遠難以消解。
好了，讓這些問題留給專門研究產業分工和機構改革的政治管理家吧！
黃汲清後來很快找來石油部的翁文灝先生。這倆人是啥關係？用現在的時髦話，叫作鐵，絕對的“鐵哥們”。翁文波晚年搞預測學出了大名，其實在這之前他一直是中國地球物理學界的權威人士，是與顧功敘一樣的石油物探宗師。翁文渡與黃汲清的交情可以逆至翁文波的堂兄翁文波。浙江寧波翁氏家族在本世紀出了兩位傑出的地質科學家。翁文灝比他堂兄小23歲，但倆人很親近，1991年，我曾當麵問過翁文渡大師，他說他從小就由翁文灝的母親撫養長大，後來，搞上了地球物理，也是受了當時已是中國地質學界領袖人物的堂兄影響。1936年，翁文波從清華大學物埋係畢業，在麵臨下一步學什麼做什麼時，已任中央地質調查所代所長的黃渡清曾向翁文撅建議道：“中國地質事業要在找礦方麵趕上和領先於世界水平，就得培養具有世界水平的地球物理學家。”翁文顫聽後點點頭，並說：“我有個堂弟是學物理的，我給他出出主意，送他到國外專修地球物理學業！”後來翁文渡真的考了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地球物理探礦專業，並且從此走上了報效於祖國的物探找礦事業。黃汲清對這位“老弟”一向看重的原因，還在於倆人在玉門油田的發現與開發中，就有了親密無間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當時，翁文波是新成立的石油工業部勘探司總工程師，是實際上的石油部地質工作主要帶頭人。
黃、翁二位大師本出一家師門（均為翁文灝弟子），加上黃汲清又一直擔任石油部的技術顧問，平日裏你來我往，更是不在話下。如今，檜遼盆地的石油勘探處在節骨眼上，翁文波一聽，便向黃汲清保證：“我馬卜報告餘部長和康世恩同誌，讓我們的鬆遼石油勘探局，盡快與你們的長春物探隊取得聯係，共同研究確定好基準井位孔的布局。”
雖然後來地質部與石油部在一些具體成果上出現名利爭執的起園始於大慶油田，但兩個部在大慶油田勘探開發中的合作與配合，可堪稱典範。
1959年農曆人年初四，北京市民仍沉浸在春節的歡樂中，來律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慶的鞭炮接連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