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的知識分子是相對於“革命”的知識分子而被歸類出來的。在地學界，不用說，黃汲清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路線的”的“反動”的知識分子。
1964年，黃汲清60歲。“文革”開始，黃設清62歲。黃汲清壓根兒就投想到，在他“古來稀”的年歲，曆史竟會將他與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對立起來。
曆史在捉弄黃汲清，同時也在捉弄當時的那個時代。這一切在客觀上是可以歸功於毛澤東及他老人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澤東向全國工交係統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大慶從此成為一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紅旗。這麵紅旗高高飄揚了幾十年。就廣義而言，毛澤東的這個口號並沒有任何町指責的地方。在這個口號的後麵還有兩個號召，即“農業學人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在“文革”之後，社會上曾經對學夫察提出了許多質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認為大寨並不能作為中同農村的模式，還有便是陳永貴、郭鳳蓮那樣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離地了。其實，毛澤東提出這號召，其基本出發點沒有多少錯，隻是後來的有一些典型由於被吹、拔得太離地。一離地就變得虛假，‘虛假別人反倒不信了。陳永貴晚年的悲劇與毛澤束一樣。郭鳳蓮的現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輩的教訓，因而又受到人民的重新尊敬。
我們一向尊敬的大科學家李四光先生或許連他本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在大慶油田發現之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十幾年間，在某種程度上他陷入了與陳永貴相同的悲劇命運。小過，在公眾的記憶和印象中，李網光的運氣要比陳永貴式的一批曆史上的風雲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幾個人說他壞話——筆者的本篇文章裏其實也絲毫不是在說他壞話。（特此敘述一個情節：在寫此文中間，有一天筆者和雜誌社的同行路過李四光的塑像時，提議道：“來，我們一起站在這位卓越的科學大師麵前照個像，讓大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這張照片後來壹直壓在筆者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隻是曆史已經把我們推到了臨將跨人一個新的世紀，而在這新世紀即將到來之前，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孫們說個明白，以免再將這個世紀的一些誤會、一些誤解帶給後人。中國在本世紀有太多的痛苦，每一個正直的中國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國在新的世紀不再出現痛苦，至少是不屬於人為造成的痛苦。
為了明天不痛苦，有時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傷疤。於是這就會使個別人感到痛苦起來。如果個別人的暫時痛苦，能換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這個別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種奉獻。我真誠希望以往那些將李四光視為神的個別人能拿出這種奉獻精神和大度來。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我因為寫一部《警衛領袖風雲錄》而采訪過不少當年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他們告訴我，自1964年以後，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幾年間，毛澤東實際上過著探居簡出的隱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恬動外，連總理周恩來和“四人幫”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這位政治聖人的接見了。至於知識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與毛澤東會麵，機會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記載，僅1964年一年中，毛澤東就兩次單獨會見過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倆人笑談“太極拳”，另一次是請李四光剄中南海懷仁堂看豫劇
“文革”開始前，大慶已經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文革”後，大慶更是‘麵鮮紅的戰旗，像王進喜那樣打鑽的鑽工也當上了擁有幾十萬人隊伍的大慶油田革委會副主任。大慶離不開李四光，李四光隨大慶宣傳的升溫而升溫。
人到了聖壇會變成使人懼怕的鬼神。
科學到了聖壇會變成一派荒誕。
在地學界，以黃汲清、謝家榮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學家，之所以不服宣傳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隻有一個：科學必須尊重客觀事實，科學不能一家之言。
黃、謝兩位科學大師（在他們身後還有成千上萬的追隨者）太天真了，他們以為在暴風驟雨的政治鬥爭麵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學‘樣的誠實態度去對練。犬師們徹底地想錯了。當他們還來不及發現自己的想法錯在何處時，革命風暴已經把他們從萬眾敬仰的科學大師座椅上拉到了以鼠為伍的地下獄室。在棍棒和“色機式”麵前，身材魁梧的謝家榮奉行的是“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古訓而最終以自殺方式結束了其輝煌的一生。黃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間暗無天H的地下獄室裏將自己的身於撞擊水泥地的力氣都沒有……
這位當時不足80市斤體重的大師，在謝家榮去世之後，以地學界最大的“反動學術權威”身份，受到慘無人道的靈魂與肉體的摧殘。
“文革”初期，黃汲清當時是中國地質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在這個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科研聖殿裏，少數幾個以打砸搶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學院生殺大權。在“文革”開始的並不長的時間裏，他們逼死了謝家榮，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質礦床學家。速位地質礦床學家叫盂憲民，他是我國最著名的錫都——雲南個舊錫礦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還是世界上第一塊新礦種——香花石礦的發現者。孟憲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淫威下，從辦公大樓的三樓窗戶墜跳而死。目擊者對這位大師死狀至今一說起來仍會渾身打抖。“他的腦袋倒插在雙肩中央，地下白花花的紅殷殷的一大攤……”目擊者告訴我，那白的是腦漿，那紅的是鮮血。孟憲民死的時候是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當時，黃汲清不是沒有想過像謝家榮、盂憲民兩位好友一樣r結此生而萬事大吉的念頭，但他沒有這種機會。“造反派”們不允許地學界失去批判和打擊的一個最大的對象。因為在他們看來，隻有在不停地升級的“飛機式”與批判大會上，才能體驗到那種“革命”的快樂感和勝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與打擊的對象，這種鬥爭就沒勁！就不過癮！
黃汲清被關進了～間特設的地下獄室，從此開始了長達一百八十多天的長時間逼供審……
一次叉一次的提審，一次x-次的批鬥，使打暈批昏了的黃汲清反倒越來越清醒過來：幹嗎要死？我沒有錯！我的學術有什麼問題？沒有呀！大慶油田是個例證！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學大慶嗎。相信黨和人民不會把功臣當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幾小時逼供、見不著太陽見不到光線，隻能吃一個饅頭或兩個窩頭的老人，在半年後竟然還活著從幾十級台階下走出來，真是一個奇跡！
黃汲清從地下獄室出來的時候，家裏給他稱了一次體重：78市斤。在這之前的四十多年裏，黃扳清說自己的體重沒有少過一百三十斤。
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殘是什麼？我不知道當年參與迫害大師的那些“革命者”現在是否還活著。如果活著．他們應當為這樣的事而每天到教堂並站在耶喜的十字架麵前懺悔一千次，否則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說“文革”就把所有的錯誤與罪過統統地歸到林彪、“四人幫”身上，我以為似乎太過於簡單化了！
“奠哭莫哭，出來就好了嘛！”黃汲清回到家，妻子陳傳駿撫摸著瘦得像個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連抬眼力氣都1有的黃投清反倒安慰起妻子來。他哪裏知道這半年中妻子是怎麼過來的。
我到中國地質科學院采訪，當向有關人士問起那一段事時，他們的麵部表情一下冷峻起來：“啊喲，那個時候，我們在樓上辦公，每天從早到晚隻要往窗外的樓底下看，就會看到陳老太太（黃夫人——筆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樓底下來回地走動，想有機會看一眼關在地下室的黃先生，我們告訴她說是不會見到的，可她不信，照常還是每天來，不管刮風下雨。那樣子實在太可憐了，後來我們都不敢朝窗外張望，怕看到她……”
陳傳駿就是這樣一位至誠至愛的妻子。
黃汲清在生前不止這樣一次對於女說過，他的一生如果沒有愛妻的關心體貼，就可能沒有事業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歲高齡。我采訪黃汲清的子女，他們跟我說的一樣：沒有母親，就沒有父親的輝煌一生！
大師一生中若有最慶幸的事，應當數找了陳傳駿這位賢妻。
他們相識於1936年，也就是黃汲清從瑞士獲博士學位回國時。黃汲清那時剛過而立之年，正值大展雄才年華。由於卓著的才華和恩師丁文江、翁文灝的厚愛，網周不久便升任了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主任（相當於總工程師）和代所長之職，如此一位璀璨的科學新星，他的婚姻大事自然引起諸多人士的關注。那時候在普通家庭裏十分講究門當戶對，而在高層知識分子界，郎才女貌則更為流行。大才子黃汲清理所當然地成了京城女知識界引人注目的對象。舊北京時，才女們最集中的數聞名的北京女師大，這裏可以說集中了當時中國最有才貌的富貴達家的閨房小姐。說來很有趣，女師大當時有兩位人稱“校花”的學生，她們一位叫吳鏡依，一位叫陳傳駿。前者比後者大幾歲，兩人都出身於名門貴族，都是人見人愛的嬌花淑女。1922年，吳鏡依嫁給了黃汲清的終身好友謝家榮，十幾年後，陳傳駿嫁給了謝家榮的終身好友黃汲清。謝家榮和吳鏡依是一對恩愛夫妻，可憐沒有白發到老。黃汲清和陳傳駿則更是一對如影隨形天下難尋的恩愛夫妻。謝、吳夫婦倆人的性格都屬內向，而黃、陳倆人到都是愛說、愛笑，性情活潑的外向型性格。他們的戀愛，充滿了浪漫蒂克。當他們的子女也有五六十歲時，子女們給我談起了他們的父母在年輕時第一次約會的趣情：黃提出到郊外的香山玩。“好啊，明天就去！”陳傳駿歡呼起來。第二天，一對戀人搭車前往香山。一路上，陳傳駿小姐歡快得像隻小鳥，“唧唧喳喳”個不停。“到了到了。”車至目的地，小姐一溜煙跳了下去，回頭一看，情人不見了。左盼右顧，還是沒人影。回車上一看，你道怎麼回事？嘿，這黃大才子“呼呼”地正酣睡著呢！“哎哎，體在做什麼美夢呢？”陳傳駿推醒黃汲清，氣不打一處來。“嘿嘿，對不起，我剛才正好夢見了在德國黑森林與好友約會的事。”黃汲清不好恩意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鏡。“好你個黃汲清，你交待，你在外國留學期間跟哪個洋妞約會過？說！”陳傳駿小姐胸脯起伏地一把將黃汲清拖下車，非要他說個清楚。黃汲清一見此情，也急了：“不是舶不是的，龜兒子才約會嘛！”“那你剛才不是說在德國什麼黑森林白森林約會的，一定很浪漫吧？”黃汲清笑了：“嗨，那倒是約會，可是我們幾個地質學友約會呀！”陳傳駿這下把沉下的臉浮了上來，將一隻纖柔的手伸進黃汲清的胳膊彎，撒嬌地說：“那……你給我說說那次約會的事。”一提起這，賈汲清就來勁了。那次約會是在1934年冬，正在瑞士淮霞台大學主攻阿爾卑斯山脈區域地質與大地構造研究的黃汲清，接到了正在德國留學的老同學李春昱來信，約他寒假去德國南部的黑森林地相聚。一生愛旅行的黃汲清見信後欣喜若狂，在異國能與久別的好友相會本身就是件值得慶幸的事。1935年2月，正值中國傳統的新春佳節之際，黃汲清踐約赴會。到那兒後，又見得另兩位北大地質係的高班學生、同在德國、瑞士留學的王恒升、樂森礙。四位青年學者，相會在異域的冰天雪地，耿耿童心，油然勃發，情不自禁地抓起雪塊互相對擲起來，“雪仗”越打越激烈，樂、王倆人竟然抱成一團，翻滾在厚厚的雪地之中。那場麵有太多的童趣、學子趣，愛攝影的黃汲清忙不迭地舉起相機，連連幾聲“哢嚓”，記錄下了這難忘的《黑林雪仗躅》。“那照片還有嗎？”陳傳駿被這充滿情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黃汲清很得意了：“有啊，你回去就到我宿舍去，保證給你看！”“去你的，誰跟你到宿舍呀！”陳傳駿的臉一紅，羞道。後來這對才子佳人好上了。當時北京知識界還納悶：怎麼女師大的大美人都給窮酸酸的地質調查所的小子們給拐跑了!
黃汲清與陳傳駿是在患難中結的婚。1937年6月，黃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屆國際地質會議，之後在蘇聯進行了為期三個多月的地質考察與學術交流。當年10月回到南京，日本侵略者已經打到了上海，黃汲清作為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他率全所員工，輾轉到長沙。在長沙他與陳傳駿正式結為夫妻。嫁給“地質郎”的陳傳駿，從此也跟若過上了到處顛沛流離的地質之家的特殊生活。從結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幾年裏，黃汲清不是出國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陳傳駿除了那無時無劃掛念外，就是攜帶三個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隨丈夫的單位與工作的變動而無休止的搬家。在結婚的頭十年裏，陳傳駿帶著孩子，繞著南京重慶一北京來回搬家也不下十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帶著孩子的陳傳駿已經記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婦是怎麼過的。這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在解放初的那次從南京逃回老家四川的一路上，為了孩子能有一口飯吃，有一個不被天上飛機轟炸的棲身處，她竟屢次拉下高貴的臉皮，像乞丐似地流著淚向別人苦苦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