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的研究工作，應當要劃做三個階段：第一為文字訓詁時期，第二為材料考辨時期，第三為係統的整理時期。訓詁的工作，乾嘉諸老曾盡了畢生的精力，成績卓著，他們把古籍校勘得很正確，給研究者閱讀的方便。關於考辨一層，清代學者也曾努力過，崔適有“推倒秦漢以來的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之《史記探源》，康有為有“推倒劉歆以來偽造的古文經”之《新學偽經考》，都考見了一部分的真實。十餘年來，我們也曾努力過辨偽工作，討論的文字大半收入《古史辨》。但考辨的工作，在史學上僅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究極的目的；許多史料應有係統的整理，所以近幾年來，陶希聖、郭沫若、嵇文甫、王宜昌諸先生，或為斷代的研究，或為分門的研究，促進中國的史學踏入了新的階級，雖然訓詁考辨各方麵，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
在這整理中國史的階段中，譚丕模先生專心從事宋以後的思想史的部門的研究，關於宋元明這一時期，他已出版的有《宋元明思想史綱》一書，現在他又把他研究清代這一時期的心得，寫成了《清代思想史綱》一書付印。索序於我，我就乘此機會把本書的特點介紹如次。
一、本書從嚴正的科學觀點出發，把清代思想的範疇及流派重新劃分，整理出一個新的條理。不僅是從思想本身發展上去研究思想，也不僅從政權表麵的形式上去研究思想，而是從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諸關係去探求思想產生的必然性。
二、本書把明末清初三大師——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所參加的救亡運動特別提出，從而述及其適應救亡運動的學術思想，如黃宗羲之以相權限製君權論，顧炎武之“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新封建論，王夫之之“夷夏大防”之種族論，對於目前救亡運動的意義上更有深密的聯係。
三、乾嘉時代，在學術思想上呈現著很濃重的複古空氣，但也充滿著很濃重的懷疑精神，本書認為是有經濟的政治的意義在。這就是說：一部分輔助封建統治的學者為著穩定其行將崩潰的封建製度，不得不趨於複古；而另一部分學者意識到封建製度的崩潰的必然性，不得不充滿了懷疑精神。
四、從社會經濟的變動和階級立場，說明康梁之維新與太後、端王之反維新之兩大政治運動，從而述及其適應於維新運動之學術思想。如康有為之根本否認數千年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和建設君主立憲政治，梁啟超之反對以西學緣附中學及反對思想統一與思想束縛，譚嗣同之排斥封建社會所賴以維持之精神工具——名教、三綱、五常及否定君臣的關係與君主政治，認為係時代必然的產物。
總之：這部著作確實有其獨到之處，在整理中國思想史這一課題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什麼事情都是做了才有辦法，隻要大家肯努力前進，理想中的成功必有實現的一天。所以乘這書出版的時候，我謹祝頌譚先生及其同誌們努力，完成中國思想史的全部。
顧頡剛二十六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