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思潮的總趨勢
清代是中西思潮的交流時代，呈現著“入超”狀、絢爛色。中國社會發展到清代，已達到中世末期之最後階段，而歐美先進國，卻已發展到資本主義成熟以至於衰老的階段。由於中國社會自身的演變，致使中國社會舊有的意識形態發生動搖、崩潰，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達，更是有意識的把落後的中國變為他們的商品的尾閭，加速了中國社會舊有意識形態動搖、崩潰的曆程，而新的意識形態自然會向“新創”的過程中邁進。清代的學術思想，不同於漢唐的“注疏”，更不同於宋明的“理學”，是受其社會條件的決定。
清代學術思想的特質，一般史論家稱之為“樸學”，是頗可玩味的。我們現在跟著“樸學”這個抽象的名詞，來作具體的把握。
一、清代學術思想是實際的。清代學者，由於曆史的磨煉，不像宋明學者隻從事於冥想、遊談，而致力於非常實際的問題的研究，以作為複國的準備。黃宗羲謂“道德不離事功”，顧炎武謂“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顏元謂“學問固不當求諸冥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這都在緊緊地抓住實際為其學問的對象。到了清中葉，雖然複古的空氣很濃厚，而“實際的”的研究，卻不為複古空氣所遮蓋。戴震說：“古人之學，在行事”，也在很顯明的傾向於實際。到了清代末年，這個研究實際問題的空氣，在內憂外患夾攻中益趨緊張。梁啟超說：“以實事求是為學鵠”，嚴複謂：“內籀必資事實，而事實必由閱曆”，著重在“實”字上下工夫，正是其時代精神的反映。
二、清代學術思想是致用的。清代學者，由於曆史的磨煉，不像宋明學者視“堯舜事業如浮雲過目”，而致力於經世致用的學問之探討。顧炎武說其所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顏元謂：“生存一日，當為生民辦事一日。”他們都具有淑身淑世的精神，在“致用”上作最大的努力。到了清代末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即熱情維持清代封建政權的張之洞也分出一部分精力來致力於“應世事”的學問。可見“致用”的思想，在清末更支配了一般學者的心理。
三、清代學術思想的研究方法是“近乎科學的”。清代學者受了曆史的磨煉，不像宋明學者單憑著主觀的臆測、判斷，毫無根據的去分析事理；他們盡可能運用科學方法，施之於各種學問。如顧炎武“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梁啟超語）很饒有科學的精神。清中葉的學者，以科學施之於考據學，在古籍的辨偽上樹立了不少的功績，清末科學之影響社會，有如大火燎原。譚嗣同以科學上名詞（以太）釋仁，梁啟超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即守舊如曾國藩也要模仿西洋的科學（夷技）以抵抗西洋（製夷），足征科學在思想上支配的力量。
此外，在清中葉的學者力求學術上的複古，清末的學者力求思想上的解放，也是清代思想上的特征。
2.清代思想的流派
清代思想的流派，雖甚複雜；但是歸納起來，隻有三種不同的派係。有的思想家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的，有的是站在市民階級的立場出發的，也有的是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出發的。
黃宗羲之倡言恢複唐代方鎮製度，顧炎武之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王夫之之設夷夏大防及君子小人大防，以為攘外安內之兩大政綱；戴震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以和緩敵對階級的仇視和矛盾。曾國藩之“學夷技以製夷”，張之洞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非都在企圖充實封建社會機構，鞏固封建地主政權。所不同者，清初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在國家破亡之後而富有民族思想；清末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在滿清政府利誘（設博學鴻詞科）與威脅（文字獄）雙輪壓榨之下而民族思想沉寂，甚至於為著階級的利益而忘記民族大仇，反為仇人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