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不少省市來說，農村麵臨著“雙重瓶頸”：一是家庭的收支瓶頸，農產品價格賣不起來，收入增長緩慢，而農資成本、小孩就學、家人看病等開支卻不斷攀升，“農村掙錢城市消費”；二是基礎瓶頸，不少地區征收農民上交款，可對農民的關注太少，基本水利、道路、社會保障卻沒人管，農民缺乏安全感，農村發展後勁不足。
農民增收還關係到擴大內需的問題，中國主要的消費市場在農村，八億多農民的農村市場一旦真正啟動，其能量不可小看。透過“民生”看“國是”，才會看得清楚、看得真切。正因為如此，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裏也著重強調，把加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任務。畢竟，“小河有水大河滿”，國富需要民先富，民富才能國富，最後才能國富民強。
一、稅費改革：移走農民背上這沉重的山
稅費改革被稱為繼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製後農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
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
有著世界上最多農民的中國農村今年將再次成為矚目的中心。一項旨在徹底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農村稅費改革將在中國農村大範圍開展。中國政府高層人士指出，農村稅費改革是繼土地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後中國農村的又一重大改革。將農村的分配製度進一步納入法治軌道，是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重大舉措。
新近結束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更是明確提出，這項改革將有助於保持中國農村的社會穩定，並促進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盡管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耕地，進入上海、北京、廣州等城市工作，但仍有至少九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政府關注的首要問題。
中國自八十年代中期普遍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民與國家、集體的利益界定，主要是通過農業稅及相關費用來實現。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利益分配關係已經與現實情況嚴重脫節。
據調查，安徽省懷遠縣在實行農村稅費改革以前，全縣110萬名農民每年僅承擔農業稅就為2663萬元，而承擔有關費用的總額竟高達8081萬元。
農民負擔過重引發出一係列問題，並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1992年和1996年，國務院兩次頒布文件，規定有關收費不準超過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的5％。
經濟學家指出，農民負擔過重，使得農民沒有足夠的財力投入到生產中，直接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穩定。國家擴大內需等一係列激活經濟的政策也因此而受到阻礙。
2000年3月，中國政府決定先在安徽全省開始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今年在全國推廣，2002年基本完成。
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對這些“費”或者取消、或者調整，使農民與國家、集體的利益分配關係以“稅”的形式表現出來，使三者關係更為規範化和法製化。
經過一年的試點，安徽全省廢除的各種農村收費項目達五十多項。安徽農民告別了過去被稱為“無底洞”的各種亂收費困擾，昔日隨意性強的“人收費”變成改革後的“法收稅”。除了農業稅及其附加，沒有任何部門有權以任何名義向農民收取任何費用。
從安徽省農調隊對全省3100戶農民調查資料中顯示，去年，安徽農民的稅費總支出人均93．28元，下降幅度超過26％。對於農民來說，減免就意味著增收。
安徽農村的許多地方現已設立稅收交納大廳，征收方式開始得到初步規範。現在鄉村幹部要做的就是把納稅通知書交給農民，而以前他們最常做的就是走村串鄉去收錢。
為配合農村稅費改革，中國政府決定加快推進鄉鎮機構改革。包括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優化農村教師隊伍，也可以適當地撤並鄉（鎮）。同時，中國政府計劃用中央和省級財政來補貼鄉、村正常收支的缺口。
在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鄉鎮機構和事業單位的機構改革已開始在各地陸續展開。阜陽市潁泉區邵營鄉已將全鄉村幹部人數由348人精簡為138人，並大幅度壓低辦公經費支出，村級各項工作運轉正常。
城鄉差距緣何越來越大
與廣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長7％相比，2000年，廣東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持續下降，人均收入約3654元，僅增長0．7％。省農業部門說，即使這一增長幅度沒有水分，考慮到珠江三角洲農村發展速度較快，珠江三角洲以外廣大地區農民的收入實際是負增長。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由1999年的1：2．51擴大到1：2．70，也就是說，全省城鄉居民收入相差2．7倍。全國這一比例約是1：2．50。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比率為1：1．5，超過1：2的屬於罕見。農業專家說，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之大，是舉世無雙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不但製約著國內消費需求的進一步增長，而且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農村問題、農業問題、農民問題這“三農”問題，已經到了不采取非常措施不可的曆史關頭。
◆家電產品最大買家為何缺席？
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原因是複雜的。這些年，國家分配政策向城市傾斜，社會保障體係建設暫時還隻能顧及到城鎮居民等；從農村方麵看，省農業廳人士認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必然的，原因是明擺著的。過去的一年，糧食減產價格下跌：國家取消了三級稻穀保護價，失去保護的三級稻穀，每50公斤最低賣到36元。其它農副產品價格全年都在底部徘徊，養豬賺不到錢，養魚賠錢，養雞雞降價，鄉鎮企業不景氣。由於城市失業人口增加，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大為下降。走出廣州城，即使是從化、增城這些廣州市郊的農村，經濟也還處在低水平，更不用說粵北山區以及粵東、粵西兩翼的廣大農村了。
黨中央國務院深情地關注著農民。今年1月初，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重慶市考察時指出，要把加強農業、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努力解決當前農業和農村中存在的問題。在去年4月的另一次考察中，朱總理說，農民收入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有學者說，全國13億人口，9億在農村，沒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沒有廣大農民的富足，拉動消費、擴大內需也就失去雄厚的根基。像彩電、冰箱、空調等家用電器，農民迫切需要，但沒錢買。如果農民的收入增加，消費力提高，在城市進行的家電價格戰何至如此慘烈！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讓農民的“荷包”脹鼓起來，不能啟動廣闊的農村市場，中國的經濟就隻能是不健康的單腿發展，同時也無法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
◆農民買單，買不起這單那單！
增加農民收入，是一個係統工程。就目前來說，首先要減輕農民負擔，減輕農民負擔是保持農村穩定的重要因素。
農民負擔主要體現在供養鄉鎮的冗員，各類達標活動所需費用以及教育收費。現在普遍情形是：經濟越不發達，農民收入水平越低，負擔越重。廣東有1600多個鄉鎮，鄉鎮的冗員數量驚人。實行分稅製改革後，經濟越不發達財政收入越困難，供養這些人員，要靠各種收費和加大鄉鎮統籌解決，各種收費就是收農民的“費”，鄉鎮統籌同樣是農民“買單”。
各類達標活動加大了農民負擔。計劃生育達標，綜合治理達標，農村陣地達標，“普九”以及“改薄”達標等等。“普九”就是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改薄”就是改造薄弱學校。達標的背後，是農民大量的付出。記者相識的湛江市的一位鎮長說，幾乎每一項達標，都編了一本厚厚的冊子，裏麵有百幾十項，這樣那樣，每年驗收。“農村陣地達標”是關於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每個村委會都要建文化站，建設幾校（農校、黨校）幾網（廣播網、電視網），還有黨員活動室，團員活動室，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民兵營辦公室等等，缺一不可，村委會掛紅紅綠綠的牌子至少20個。每個村委會還要建永久性的宣傳“陣地”，一個是宣傳欄，一個是閱報欄，一個是計生政務欄。這都要錢，鎮級財政困難，當然要農民“買單”。
廣東省農業廳有關人士說，農民最大的負擔是教育收費。據說外省農民的教育負擔更重。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目前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中，78％由鄉鎮負擔，9％左右由縣財政負擔，11％左右由省財政負擔，中央財政負擔僅約2％。廣東的九年義務教育基本由鎮級負擔，除了少量上級政府撥款外，教育經費由鎮財政以及通過向農民征收教育費附加解決。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經濟越落後，鎮級財政空虛，農民收入水平越低，負擔的教育費用反而越重。有的縣一年征收的教育費附加超過一億元。政策規定，教育費附加按上一年農民純收入的1．5％到2％征收，但有的地方由於征收困難，就改為向學生收取，家裏有孩子上學的才征收，這樣征收的標準就高，在一些經濟不發達鄉鎮，一個中學生一個學期包含了教育費附加的學雜費普遍要七八百元，小學生一個學期也要六七百元。學雜費高昂家長負擔不起，學生失學，讀書學生越少，在校學生所負擔的教育費附加越重，形成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