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方麵有必要在規劃建設上確立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隻有讓更多的農民融進城市，使他們徹底完成向市民的轉變，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
◆打破瓶頸讓流動促進城鄉共發展
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動的誘因，人口流動是配置勞動力資源、縮小地區和城鄉間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手段，又是經濟增長的一部勞動力。勞動力流動會帶來社會的一定的不穩定性，但壓製人口流動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社會不穩定。
國家稅務總局綜合研究組王小強博士認為，看著積聚在城市高樓大廈角落裏、在五星級飯店的廣場上、在火車站背著大包小裹的民工，有種像坐在炸藥包上的感覺。他們非常年輕，大多數在17、18歲，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憧憬，同時又是處在好勝鬥勇的年歲，巨大的城市反差、貼在他們腦門上蔑視的字符，對我們的社會安定是非常危險的。1981年到蛇口調查民工問題的時候，那時他們的工資300元一個月，而那時一個科長月收入才50塊錢，而90年代初，就是農民工大規模流動開始，到現在可以說沒漲。這種廉價勞動力的無量供給和近年來城市下崗工人發生越來越激烈的衝突，像北京就有上百種限製，今年又提出必須有初中畢業證才可以務工。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到城裏來旅遊，趕上什麼大日子，不知怎地就被抓走了，就像犯了法集中遣返回鄉，然後還要在回去以後為這段吃住行付很高的費用。所以我們社會安定這根弦繃的更緊了，從駭人聽聞的大案到溜門撬鎖，對他們進行法製教育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法律連他們的基本人權都沒有保證！
就業過程突然中斷對於進城農民的生活打擊比下崗對於城市職工的打擊更為沉重，因為下崗職工還有穩定的住所，有一定數量的生活保障金，有家庭的直接支持，而進城農民幾乎一無所有。尤其是如果上在崗位上的外來勞動力被強行消退離崗，可能會同為突然失業而出現全麵生活危機。不僅造成他們生活困難，更會造成他們精神上的創傷，甚至激起心理和行為上一定程度的反社會傾向。絕大多數從限製崗位被清出來的“民工”並不自動離開城市，除非被強行遣返，但強行遣返往往中途逃回。一些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鋌而走險，不能不說有某體製歧視的因素。另外，“清”得走農民工，未必請得來下崗失業的城市職工，或者消退的農民多補充的城市勞動力少。就業方麵的清退措施加劇了部分農民的生活流離，使他們進一步邊緣化，而城市本身不能得到預期利益。從城市的角度看，即便我們不能說其結果是損人不利己，也可以說是得不償失。
調查發現，在北京郊區15塊錢1天，赤峰15塊錢、甘肅15塊錢，一直到公路的盡頭，三江交彙的那一點，還是15塊錢1天，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已經使價格均衡到無與倫比的地步，也就是進入了市場機製。城市化到底能解決多大規模的就業問題值得斟酌。大家一直說，中國農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我認為容納流動農民工，鄉鎮企業已經趨緩、城市化在若幹年內還達不到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有組織的讓農民工參與進西部大開發。比如危機到北京的沙塵暴起源的幾片沙地，那裏種樹是完全有條件的，1塊錢一畝地，打一口井，4、5年的艱苦奮鬥，草呀樹呀全都起來了，又養牛，又養羊。但現在這些地方為什麼治不起來？因為在沙漠邊緣的地方，人少地多，治沙模範一人治20萬畝，對大沙漠也無能為力，因此要進行帶有政策色彩的大規模勞務輸入，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一月450塊錢的廉價勞動力，這將是改善西部基礎環境、解決中國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途徑。
專家認為，中國的人口還在繼續增加，有估計到2030年人口總量將達到16億人，而在未來30年中，如果我們將城市化率提高到50％，即8億人口居住在城市，這就意味著城市人口每年增加1000萬人，考慮到城市生育率的下降，新增人口將主要是從農村移入的居民。但農村人口仍將保持在8億左右，因此政府投資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長期有效的投資。但是，流動農民所指示的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又說明異地轉移，開放大城市是城市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開放大城市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開放現有大城市，使農村人口向大城市轉移，形成城市高度集中的城市化形態。另一種是建設大都市區，在一特定區域內通過相對分散配置而推進大都市區，使農村人口向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小城鎮轉移，形成區域綜合協調發展基礎上的城市化。
因此大城市仍有很強的容納能力如果能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蘇南、上海、浙江，京津地區規劃為大都市圈，另外在成都、武漢、西安等地建設中心城市，那麼大城市在接納農民流入的潛力將是巨大的。北京目前市區可容納的流動人口被規定為300萬人，如果把快捷的輕鐵建成，與北京市區之間通過便捷的交通相連的各個衛星城都發展起來，北京的大都市圈再容納300萬人，甚至1000萬人，應是可能的。
同時投資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是提高經濟效率，增加農民工就業機會和提高其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徑。目前可以通過鼓勵設立社區大學，可以考慮將這類培訓中心向社區大學轉化，使其依托社區，麵向社會各種群體，成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基地。政府需定期發布職業需求和職業技能要求方麵的信息，以此引導培訓農民工的學習。這些職工需求的分析研究不光需要掌握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而且還需要對未來幾年的經濟形勢、產業和就業結構做出分析，這是需要政府主持才能做好的工作。企業培訓是一條重要的培訓渠道。企業投入資金培訓，但如果受培訓的農民工流動頻率高，就會使企業喪失人員培訓的積極性。應在農民工定居條件、社會保障製度等方麵作出規定，鼓勵雇傭關係長期化、穩定化，從而使企業和農民工的利益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