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南宋首都臨安府城以外，其他城鎮的商業也很繁華興盛。如建康城府“舟車輻輳”，是長江下遊的商業都會。其商業區主要分布在內秦河兩岸，設有牛馬市、穀市、蜆市、紗市等十分興盛的商業市場，並修建了繁華商業區的標誌性建築—鎮淮、飲虹二橋。橋上“車馬如雲”，橋下“千艘鱗鱗”城內的很多街道以“銀行、花行、雞行、魚市命名”，“雞行街自昔古就是繁富之地”，銀行街“貨物所集”。可見建康商業活動的繁榮。建康城府的人口很約數十萬，日食米就需要二千石，可見這是一座規模相當大的城市，而建康也隻是南宋諸多城市中的一個代表。
除了城市中的‘市’以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出現了草市。南宋時，草市發展眾多，並逐漸固定成集鎮，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區，並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換市場，它是城鄉聯係的紐帶。據統計，宋代的江西、河北、湖南、福建等省份，新出現的城鎮達80多個，說明了當時我國城鎮發展迅速，而商業的興盛則是設鎮的主要條件，由此要推斷當時的宋朝，特別是南宋，其城市經濟的繁榮程度非同一般。南宋城市的繁榮將我國城市發展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而正是在隱藏在衷敗政治背後的經濟的繁榮，城市的繁華，讓我們有機會能夠重新審視南宋王朝在曆史長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是這種由對外貿易連鎖引發的經濟上的繁榮，才能抵住外族鐵騎的踐踏，維持整個南宋的社會的安定。
因南宋城市商業的繁榮，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出現了很多通宵營業的場所，以適應城市經濟和市民階層增長的需要。同時，很多反映市民文化生活的種種娛樂活動，也從農村分散的小規模演出形式走向城市，變成有固定場所演出，專業性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城市文藝團體，為市民進行多種類型的文化演出，從而把我國民間的百戲、曲藝推向一個高峰。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中瓦舍勾欄便興起了。據載，當時臨安城就有勾欄13座，城外瓦子20餘座。“分數甚多，十三座勾欄不閑，終日團圓。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豬十口”，可見其繁盛。全國各地知名的藝人，紛紛來到臨安演出，以謀生路。在南宋的瓦舍中，各種勾欄薈萃，熱鬧異常，大的要容納千餘人，演出不論風雨寒暑，每天如此。而演出的節目也令人眼花繚亂，有雜劇、雜技、魔術、相撲、花鼓、說唱、皮影、舞蹈……應有盡有。城市中大批瓦舍的出現，豐富了市民的娛樂生活，也促進了城市商業和服務行業的發展。在此基礎上，飲食行業及娛樂奢侈行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從而使南宋的世俗文化進上少興盛，並一直持續到整個南宋王朝時期，對元明清世俗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過的影響。南宋世俗文化的興起與統治者政策的導向有密切聯係。早在北宋初，就鼓勵開國元勳“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從而導製了宋人的享樂風氣。而官僚地主階層的豪華奢侈，歌舞升，平，招來了全國各地的藝人，又助長了這種享樂之風。趙氏南遷後，溺於宴安，西湖歌舞，四時習俗，竟相奢侈，不以收複中原為念，隻圖媚敵苟安。將享樂的氛圍和熱情推行至全國。從而享樂之風，上行下效，“山民樸，市民玩”。就連蒙古鐵蹄壓境時，統治者和市民們還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此外，南宋政府一直鼓勵海外貿易，其獲得的用於市場中的交易品，往往是大眾無力購買的奢侈品，而這種商業貿易在某種程度上又促長了攀比、奢侈之風。南宋都市的繁華，也為當時統治階級的奢靡享樂創造了條件。
昔日的繁華，早已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雲煙。我們卻無法否認那一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往事越千年，我們的鼻孔仍然能嗅到那一個半世紀臨安傳來的荷花香氣，還依希聽聞鬧市街頭的熙攘聲。揭開南宋神秘的麵紗，我們看到了一個全新的南宋，一個繁榮的南宋，一個崛起的南宋，一個雖衰猶勝的趙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