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曆代王朝相比，南宋的對外貿易達到了繁榮的項峰。其貿易範圍之廣，沿海貿易港口之多，進出口商品品種和數量之大，都是其它朝代無法相媲美的。而這種擴大的海外貿易，反過來，對宋代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據周去非《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諸蕃誌》的記載，與南宋通商貿易的國家就達50多個，包括三佛齊、占城、真臘、高麗、日本、大食等，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灣，其範圍確為漢唐所不及。由於貿易的繁盛，南宋時的廣州、杭州、泉州都是響徹大江南北，名噪一時的貿易口岸。廣州一直是以“富盛多寶貨”著稱的阿拉伯人聚居之地，他們聚居的西園附近還種植不少的奇花異草，而今天廣州隻所以有“花城”的美譽，大概與之也有關聯吧。自唐以來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南宋時，因泉州周環植入的刺桐樹，被中外旅行家和商人寫入旅行日記而馳名世界。1974年，泉州灣出土的南宋古海船，製作工藝精良、技術先進，領先同時期世界水平，這說明了我國的對外貿易及造船業在南宋時泉州已相當發達。
南宋繁榮的對外貿易不僅有利於增加政府收入，其更深遠的影響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推動力。南宋從海外進口的物品大約有410種以上，主要有：有關物資生產資料的舶貨，如生鐵、镔鐵，對社會生產自然是有益的；許多生活必須的生活資料，如銅器、折扇、花番布等器物，這些產品大多數與當時的勞動人民無緣，但他們的進口有益於上層商業的發展；藥品，如紅花、茯苓、蘇合油等；此外還有工藝品和奢侈品等貨物。南宋政府從海舶貿易中所得貨物，不僅充作奢侈品自行享用，還用為本錢撥給各庫，並在榷易院出售，賺取更多的收入。杭州就設有專門的榷易院出售各種舶來品。由於大量的外貿貨物充斥市場上，市場中商品的數量和品種的增加，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商業出現了繁榮的景象。，由對外貿易發展連鎖反映引起商業的繁榮，一般說來，商業的繁榮必然會帶來經濟的發展，我們似乎逐漸揭開了南宋外有強敵壓境、內有“奸帝奸臣二人轉”仍保持半壁江山為趙家所有的秘密。
第二節錢塘自古繁華，參差十萬人家
南宋杭州複原圖
南宋經濟的發展，突出表現在城市的興旺上。說起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的風俗長卷——《清明上河圖》，大家一定有印象。它向我們展示了首都東京汴梁的富庶繁華。而南宋時杭州的繁榮遠超北宋時汴梁城。柳永《望海潮》詞雲：“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少，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好景，歸去風池誇。”柳永把天堂杭州的富麗描繪的淋漓盡致。據說公元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發起對南宋的大舉進攻，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受了這首詞的影響。除其經濟繁榮，南宋城市的規模和數量也遠遠超過前代。據統計，唐代達到10萬戶以上的城市隻有13處，而到北宋中期時已達到46處。北宋時的汴梁和南宋的臨安，是繼南京、洛陽、長安（今西安）後，世界上第四個和第五個百萬以上人口的大都市。據《鹹淳臨安誌》記載，南宋臨安城內有124萬人，每天消費的穀物就高達3萬石，這樣的城市規模在當時是空前的，杭州成了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城市。而14～16世紀歐洲文藝複興時期，最著名的大都會倫敦人口也不過3．4萬左右。難怪馬可·波羅到了杭州以後，對它“頗具豪華氣派的一事一物，驚訝得瞠目結舌，歎為觀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早在南宋王朝就我們創造了燦爛文明的國際大都市。
南宋商業繁榮的另一特點，就是打破了長久以來城市裏封閉的裏坊製度，建立了開放式的街巷製，商業打破了時空的限製，商業區於住宅區混雜，沿街、沿河開設各種店鋪，形成熙熙攘攘的商業街。隨著商業的發展，南宋出現了純經濟型城市。南宋末年吳自牧記載了當時臨安城的繁華景象：“杭州及四方輻輳之地，客販往業來，旁午於道，曾於虛日，處處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香燭、油醬、食米等鋪”，而且是“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鍾鳴，賣早市又開店矣”，上述文字向我們詳細地描述了城中酒樓瓦肆、抵店商行、作坊夜市、肉米店鋪、諸行交易等等繁榮景象和商業市場內部分工的細密，例我們對南宋的商業繁榮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今天還保存著宋人不少記錄當時首都盛景的著作，出名的有吳自牧的《夢梁錄》、周密的《武林（杭州）舊事》，佚名的《西湖老人繁勝錄》等，這些著作所記當時臨安的盛況，就是在今天讀起來也令人歎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