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三秋桂子，十裏荷花
杭州六和塔
一提起南宋，我們眼前馬上會呈現一幅積貧積弱、備受外敵欺辱的景象。的確，自從北宋東京開封失陷後，倉皇逃離金人鐵蹄的趙氏統治者於1127年在臨安（今杭州）建立南宋開始，直到1279年滅亡於蒙古鐵騎之下，整整153年的曆史，它留給世人更多的是國弱君昏、政治腐朽，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也隻有嶽飛的精忠報國、“丹心萬古名不滅”的文天祥這些彪炳千秋的英雄豪傑和遺臭萬年的奸臣佞邪。
在我們撫膺歎息之時，大多數人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隻擁有殘山剩水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在冗兵、冗官、冗費的沉重負擔下，在民弱兵乏的狀態中，何以能一次次抵擋住金人和蒙古人的金戈鐵馬，何以能維持其腐朽沒落的統治達一個半世紀之久？而與其同樣是偏安一隅的西夏和大理，卻早已灰飛煙滅在異族的號角中。在其窮侈極欲的統治背後，究竟還掩蔽著多少不為我們所知的事實？南宋曆史就是由這些不和諧的音符撞出的一支讓人驚歎的交響曲，在看似不和諧中，我們又總能發現其和諧的因子。這就是南宋，一個許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誤解了的王朝，一個雖衰猶榮的王朝。讓我們揭開曆史的層層麵紗，還原一個真實的南宋。
趙氏統治者南渡後，在100多年的時間裏，一直沉醉在苟且偷安的現狀中，他們把臨安（今杭州）當做自己的家鄉，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詩雲：“樓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隻把杭州當汴州。形象地向我們描繪一幅在聞名於世的西子湖畔，風景如畫，歌舞生平，人文景觀繁榮的景象。統治者們一味荀且偷安，始終末能重振國威，對外不能收複失地，對內不能富國安民，卻培養了統治階級的豪華奢靡之風。
趙氏王朝雖偏南一隅，但金和元始終末放棄這片富庶的土地。在南宋150多年的統治中，與金以至後來的元在北部和西北部邊境戰爭不斷，雖然中間因和議暫時休戰，但小規模的騷擾持續不斷。為此，南宋不得不需要龐大的軍隊來抵禦外族的侵犯，維持自己的腐朽統治。
南宋建立後，疆士隻有北宋的三分之二，所轄區域隻有兩浙、福建、四川、湖北等地。人口約有五、六千萬。在這有限的土地上，卻要養活幾千萬人口，還要要贍養龐大的軍隊；負擔官員和宗室的費用支出；滿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同時，每年還要交付金朝數量可觀的歲貢，歲幣。這些錢財出自何處，生活一直處於貧弱狀態的人民已無力再被盤剝，宋政府隻能另辟它徑。
我國與海外諸國的貿易，自秦漢以來就相當發達了，唐代有了進一步發展，北宋在唐的基礎上則更加擴大。海外貿易給北宋財政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宋太宗時，通過市舶司所收的犀象、香藥等舶貨，一年收入達到30萬緡，並逐年增加，到了宋英宗時，此項收入就高達63萬緡，是國家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南宋政府意識到了海外貿易的重要性，大力發對外貿易，利用國家“近水樓台”地理位置的優勢，同國外積極開展貿易，從而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作為解決統治期間財政問題的方法之一。到了南宋紹興年間，市舶司的收入就已經達到了約為200萬緡，在南宋6000多萬緡的總收入中，約占3％左右。通過這些數據，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南宋王朝為什麼能在民貧國弱、外有強敵的情況下，依然有效地維持整個國家的運轉，這似乎與其發達的海外貿易有著易被忽視的某種密切聯係。
南宋的統治者意識到了發展海外貿易對其維持統治的益處，因此，鼓勵外國商人來華貿易，也鼓勵國人到海外經商。高宗就曾在一次上諭中說：“市舶收入特別有利於解決國家收入問題，應當依照從前的辦法，招引遠方外國商人來中國，擴大經商，發展貿易”。南宋趙汝適在《諸蕃誌》也說：“在泉州、廣州設置市舶司主持對外貿易，目的是想既減輕人民負擔又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與那種崇尚洋貨、追求奢華的做法完全不同。南宋特別優待遠方外國並鼓勵中國商人到海外經商。”除此之外，政府還采取一些保護貿易的措施，促進了與各國貿易的往來，調動商人們的積極性。高宗曾說：市舶收入特別多，如果管理得當，一年起碼是上百萬，難道不比取之於民更好嗎？
南宋政府規定：外國船隻因風浪而漂泊在我國的各口岸，若船損壞，船主不在，當地官員要修補船隻，若主人來找，要將船隻返還”，“外國商人在中國如遇到官吏的勒索，可越級上訴”等。南兩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創辦了招待所，如明州有來遠譯（後改為安亭），杭州有懷遠譯，外商首領來時要“妓樂”迎送，並準許他們坐轎或騎馬，當地官員親自接見；出海時，要設宴錢行。南宋政府的這些措施，鼓勵了商人們的貿易往來，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這種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與明清之際的“海禁”政策有著天壤之別，正是南宋這種積極的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使南宋的對外貿易在北宋的基礎上，呈現一幅生機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