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程朱理學與四大書院（上）
嶽麓書院
的確，兩宋國勢孱弱，外患頻仍，軍事上不如漢、唐那樣“威震四夷”之盛，政治上“冗官冗費”現象亦十分普遍，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北宋畢竟擋住了遼的進犯，自從“澶淵之盟”後，雖然北宋每年要向遼提供大量的歲幣，但宋遼關係還是維持和平的。南宋隻憑半壁江山與金、元周旋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兩宋雖然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缺點，但其“重文輕武”的政策，使中國士大夫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其學術氛圍異常活躍，出現了新的百家爭鳴的局麵。當我們為漢、唐、元、明、清這些中國古代強大的王朝的農民戰爭而震撼時，當我們為漢、唐、明這些輝煌王朝在宦官或外戚專權的統治階級的內亂而扼腕時，我們驚奇地發現，在我們印象裏麵“積貧積弱”的宋代竟鮮有此類事情發生。同時，我們還會在宋朝身上發掘了其它王朝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兩宋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昌盛。
宋代文化的昌盛表現在各個領域，其中，最突出，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不過於思想領域裏出現的“程朱理學”，它是兩宋文化中的最大的一個亮點。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曆史悠久，曾創造了五千年的燦爛文化，從夏王朝建立起一直延繼至今，文化從未中斷，精魂猶存，形成今天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的中國人。而其它文輝煌一時的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等文明卻早已麵目全非，留給人們的也隻剩下記憶和懷念。同樣是文明的傳承，結果卻截然相反，這不得不讓我們深思。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和精神所在的深厚的思想基礎，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中國在漫長的曆史發展出形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儒學理論。而兩宋的儒學學者，特別是南宋的儒家學者在繼承原有思想的基礎上，不斷地創新、融合、整理，形成了一整套影響至的新儒學思想——程朱理學，將中國的儒家思想發展史推向一個高峰，標誌著中華民族理論思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人類的認識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
要全麵了解兩宋“程朱理學”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發展，我們必須要先了解兩宋時期出現的中國教育中的最具特色的組織形態——書院。兩宋書院是中國文化的一麵鏡子，這裏是新儒學思想的搖籃，是儒學思想發展和傳播普及的場所，從而使儒學教育呈現出社會化的發展趨向。並且，以儒學為主要教育內容的書院，在傳遞與發展文化、培育人材與化育人生乃至促進社會全麵發展等諸多方麵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不僅體現了當時的教育特色，它還反映了古代思想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和高度統一的鮮明特征。因此，要全麵、真實地了解和認識一部中國儒學發展曆程，就必須談到書院。
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基本上是貫徹始終的，並處於主導地位，在這種環境下，書院其實就是一種由儒家士大夫創辦並主持的教育文化機構，作為一種成熟、完善的教育組織，是中國古代教育高度發展的結果，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優良的私人教育傳統。在古代社會中，那些執著於傳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現出一種學術獨立、自由講學的精神。從孔子創立的私學到漢代的精舍，到魏晉時名士的清淡，都是如此。書院的出現就是儒家士人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書院的主持人往往是山林隱士或者地方飽學之士，而並非朝廷命官，學生也是則師而從、來去自由、，課堂講授更主張師生討論、問難論辯，這些均繼承了我國傳統私學學術獨立、自由講學的精神。
書院講學製度始於唐而盛於宋。唐安史之亂後，唐代的教育也開始走下衰落，經過五代十國戰亂的破壞，中國的教育麵臨著嚴重的危機。北宋書院的創辦應教育需要而產生了。
宋代收院不同於私學，它是從私學脫胎而出的。書院教育是一個開放性的教育體係，它在形成和確立過程中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書院教育最大的突破就是它向下層社會、普通民眾開放，充分體現了儒家開創者孔子所倡導的“有教無類”的優良傳統。書院並不把為統治階級培養、輸送官吏作為自己的唯一使命，從來不排除對平民子弟的教育。儒家教育文化的優良傳統更多地體現在書院教育上。主持書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學者無不反對把書院變為“聲利之場”，反對書院教育“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主張士應與利祿分離，應該把培養以弘道濟民或從事文化和教育為專業乃至畢生之誌向的平民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養及其效果方麵，正是通過書院儒學教育而建塑起比較理想的文化心態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種新的文化姿態登上曆史舞台，他們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層，而是強烈的人文關懷的入世精神積極幹預現實政治與社會生活，力爭權力的再分配。
以著名的湖南長沙嶽麓書院為例，即可看到書院教育對宋代平民學者階層的興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據史載，嶽麓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祿之路。他們來自於民間、起於社會中下層，學成之後，秉承師訓，創辦或主持書院，熱心教育，致力於文化普及，如鍾震創辦湘潭之一書院、鍾如愚主持衡山南嶽書院、吳雄創立平江陽坪書院、曹集主持白鹿洞書院、李埴講學於夔州、周奭講學於湘潭昆侖橋等等。他們在發展地方教育、傳播文化知識、普及儒家思想並由此而開發民智、提高國民（尤其是普通勞動民眾）素質等方麵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會出現“雖牧兒盍婦，亦能口誦古人語言”的現象，與書院教育所發揮的社會作用密切相關。如果說宋代出現了上層文化向下層文化的轉移（而理學又正是在這轉移過程中興起的），那末，書院教育則是這種文化下移的關鍵環節。由此亦可見傳承和發展文化學術確為書院教育的重要職能之一，而這一重要職能的充分發揮，對於理學的興起、傳承、普及以至整個宋學的繁盛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