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書院獲取顯赫聲名並得到較大發展的時期，全國創建書院約720所。北宋時期時，書院初興，很多學者擇山林僻靜處，創辦書院或精舍進行講學，出現了一些聞名全國的書院，如我們耳聞能詳的宋代四大書院：江西白鹿洞書院、湖南的嶽鹿書院、河南的嵩陽書院、河南的應天府書院。但這些書院尚未與當時新興的理學思潮結合起來，它們主要致力於補官學教育和傳統私學教育的不足。正如著名理學家朱熹、呂祖謙所揭示的：“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書院）、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竊嚐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晚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指白鹿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北宋中後期隨著遼、西夏和金的先後興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戰亂時期，自中原淪於金兵鐵蹄之下，北方書院蕩然無存。整個宋代的書院建置數目表明，長江流域的書院數量已占全國總數的74．43％，黃河流域僅占3．25％。宋氏南渡後，由於政治的腐敗，地方州、縣學日趨不振，代之而起的便是書院的興盛，迎來了書院發展的高峰期。幾乎所有的理學家都在創辦書院或主持書院的教學，許多理學學術活動都在書院進行，大多理學學派也是在書院形成。
第二節程朱理學與四大書院（下）
朱熹像
那麼宋代的理學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在書院中傳播和普及的呢？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宋代程朱理學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
眾所周知，中國的傳統的儒家思想從孔孟創立起直至宋朝經曆了千年的曆史衝刷。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如術”，將儒家思想作為統治的正統思想後，儒家思想基本上成了千年來統治的指導思想。雖然其中也有其它思想的被視為統治思想，如漢初的黃老無為思想，便儒家精髓思想如“忠孝之道”依然是整個社會所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規範，對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儒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佛、道等教外在因素的衝擊，儒學自身也在不斷地發展，逐漸地融合佛、道教中的合理因素。
從西漢中期至北宋初期，學者治經，恪守傳統的章句訓詁之學而不移，固守“師法”、“家法”，隻能在前人規定的圈子中思考，不敢越雷池一步，正象韓愈所說：“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種繁瑣的章句訓詁注疏之學使儒學在佛、道學說的挑戰麵前顯得虛弱無力，並且嚴重地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和創造力。正是在這種具有強烈思想解放色彩的對儒家思想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使一批優國優時的士大夫在思想學術上提出了獨立思考、不盲從的學風。很快這種學風成為一種普遍的思想取向，義理之學和性理之說脫穎而出，成為精神的代表，獨領風騷數百年。
宋代理學的形成同其它的任何一種思潮的形成一樣，是一簇而蹴的，也經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北宋理學思潮的崛起，與當時的政治現實存在著密切關係。從某種意議說，理學思潮是北政政治運動的產物，而範仲淹、歐陽修領導的“慶曆新政”正是理學思潮得以登上曆史舞台的政治契機。由於宋初統治者對思想學說的態度上采取“儒、佛、道三教並行”的政策，因此宋初80年的思想學術是在一種沉悶、保守的氛圍下進行的。直到慶曆年間，學壇上才興起批判的思潮，要求複興中衰已久的儒學，並在範仲淹、歐陽修的領導下掀起了古文運動。他們中的許多人重言重行，以自身行動樹立崇高的人格風範，出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已任”的思潮。隨著批判的深入和漢唐經學的瓦解，儒學理論進入了創新階段。在這階段，貢獻最大的就是理學家“北宋五子”——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和程頤兄弟，他們是理學的實際完成者。此外，還有著名的理學家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他們利用講壇，傳播自己的思想，影響了一代代的學子士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別，濂學、象數學、關學、新學、洛學、蜀學等。早期的那種“先優後樂，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已任的儒家理想人格，也開始出現了轉向。學者們更加注重自身的修身、正心和內在反省，並進一步走向“存天理，去人欲”的傾向，認為“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明至神以超聖人之域”。中國的儒家思想文化出現轉向內在的趨勢。
在北宋理學思潮的高潮中，雖然出現了很多學派，但處於中心位置的無非是“關學”、“新學”、“洛學”。對宋明理學產生深遠影響的莫不過於“洛學”了。其代表人物就是“北宋五子”中的程顥和程頤兄弟，特別是程頤，地位突出，一直有“伊朱”之稱，以之作為理學的正宗和代表。二程在吸收前人思想資料的基礎上，體現出“天理”二字，他們認為：“萬物皆隻有一個天理”，天理是宇宙萬物自然體的最高本體，它是一種超越物質、超乎形器的形而上學的存在，是派生天地萬物的最終本原。在天理與宇宙的關係上，是先有理後有物，有理才是物：“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二程不僅將天理作為宇宙本體，同時又將天理與人間的倫理道德原則直接等同“人倫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在二程看來，人倫道德、綱常秩序之禮就是天理。把人類特有的道德原則上升到世界的本體。從天理論出發，二程提出了人性理論，“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命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純粹至善。在認識論方麵，二程提出了與天理論相溝通的“格物致知”。“格物”解釋為“窮理”，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雲爾。將知識論與天理論聯係起來，使致知主要成為掌握天下之理，以達到對普遍天理的認識。二程長期居住洛陽講學，培養了眾多學生，在思想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洛學”在兩宋之際始終處於受排擠和壓製的地位。到了北宋後期才逐漸得到了改善。從理學創立起直到北宋末年，並不是以一個統一的學派的形式出現，對當時也沒有多大影響，直至南宋朱熹將理學思想整合，理學理論最終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