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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國家遊泳中心“水立方”隻有一條馬路之隔的北辰西路1號院的中國科學院園區裏,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的門牌號碼是2號。所裏的工作人員都把這裏簡稱為“遺傳所”。1951年,李振聲被分配到的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就是遺傳所的前身。

當時的李振聲並沒想到,僅僅5年之後,他又要離開這裏前往陝西;他同樣也沒想到,他將在40多年後再次回到這裏做研究員,並擔任植物細胞與染色體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

1951年的李振聲,麵對突如其來的好運,一時還不能適應過來。原來的最高願望不過是山東農業科學研究所,而現在居然來到了中國科研領域的最高機構中國科學院!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根本是想都沒想過的事情!”結果毫無準備的李振聲在落戶京城時連棉衣都沒來得及預備,還是同事借錢給他才買了冬衣禦寒過冬。

來到北京讓李振聲喜憂參半——喜的是被分到了中科院遺傳選種實驗館;憂的是進的雖然是遺傳選種機構,卻沒讓他去做育種,而是讓他去搞牧草研究。

當時的遺傳選種實驗館共有3個課題組,分別是樂天宇先生領導的“遺傳組”、金樹章先生領導的“生理組”和馮兆林先生領導的“栽培組”。包括李振聲在內的3名同學被分配到這裏之後,按照李振聲的意願自然希望進入遺傳組,可他卻被分到了栽培組。

當時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人數並不多,不過200人左右。為了讓年輕人能夠在思想和科研上迅速提高,院部領導專門請來著名科學家和學者為他們作報告。這些報告讓李振聲受益匪淺,尤其有3位學者對李振聲的影響非常之大——數學家華羅庚的“天才在於積累,聰明在於勤奮”,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做研究必須注意基本訓練”和哲學家艾思奇的“學哲學可以使研究少走彎路”等觀點,都讓李振聲印象深刻,直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李振聲在對我談起時依舊記憶猶新。

栽培組的馮兆林先生是美國博士,不是遺傳學家,而是土壤物理學家,他的研究課題是通過種植牧草改良土壤。於是,李振聲被要求從事牧草種植資源的征集與研究。在馮兆林先生指導下,李振聲接受了最初的科學研究基本訓練。

眾所周知,在當時的中國,一切惟蘇聯老大哥馬首是瞻,在科學領域自然同樣如此。而在生物學界,有兩大理論對中國的生物學和農學研究影響極大:一個就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李森科—米丘林遺傳理論;另外一個現在則鮮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威廉姆斯的土壤學理論。

這個威廉姆斯土壤學理論的基本觀點就是改良土壤,強調土壤的“團粒結構”。所謂“團粒結構”,是指土壤中由若幹單粒粘結在一起形成團聚體的一種土壤結構,比如我國東北的黑土就是這種結構。團粒結構土壤含有豐富的有機質,能保證植物根部良好生長,適於作物栽培。

威廉姆斯土壤學理論強調用地與養地相結合,具體方法就是搞“草田輪作製”:種幾年糧食就休耕,然後改種幾年牧草;牧草可以積累有機養分,增加土壤的團粒結構,以供糧食作物利用(糧食作物是消耗和破壞團粒結構的)。當時化肥尚不時興,靠這種方法積累有機養分很有意義,可以維持較高的糧食產量水平,形成良性循環。

所謂有機質比較充分的土壤,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那種“比較肥沃的土壤”。其實東北的黑土本質上也是黃土,但有機質積累得多了就變黑了;假如在黃土上施以人或牲畜的糞便等有機肥,它同樣也會顯出黑色。換言之:黃土+有機質=黑土。

有了上述理論基礎,李振聲就開始收集牧草,分門別類地進行比較,看看到底哪種牧草積累有機質的效果比較好。5年間李振聲收集了國內外800多種牧草,但最後得出的結論卻讓李振聲對那位威廉姆斯的理論產生了動搖。

不是說他的理論錯了,而是我國的土壤環境不能滿足這一理論所需的條件。威廉姆斯土壤學理論對於寒帶地區(比如蘇聯和我國東北地區)沒有問題,在那些地方,土壤裏的有機質積累多,合成快,分解慢,有可能在土壤裏充分聚集起來;但我國大部分耕地都處於溫帶,溫度較高,有機質的分解速度大於積累速度,所以靠牧草是很難積累起大量的有機質的。

李振聲在這個領域一研究就是5年,雖說最後得出的結論不盡人意,卻讓他積累了大量有關牧草的知識,而這對他以後的小麥遠緣雜交研究,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