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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講究“實踐出真知”，“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其實剔除了由於時代局限造成的特殊政治意義，這些說法至今仍然沒錯。
為了實現這些實踐任務，各級科研機關都要深入基層，與生產實踐相結合。農業研究更為直接，科研人員必須下到田間地頭，參加農業生產。
1954—1955年還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李振聲就在河北省衡水縣小辛集農業生產合作社蹲過點。而在陝西蹲點的時間就更長了，從1969年12月開始，李振聲與其他4人來到寶雞縣寧王公社聯合大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教育”一受就是4年。
開始真是在受教育，每天的時間被三頓飯分為四段，一天四晌全在幹活，兩手全磨出了泡。真要比體力勞動，知識分子自然比不過農民。不過教育著教育著就反過來了，農民自有農民的具體問題，他們相信知識分子，尤其佩服有能力解決問題的農業專家。於是，小麥遺傳與育種專家李振聲，開始了自己對農業領域的介入。
當時李振聲住在4隊隊長家裏，隊長的父親是個老農，分不清什麼研究院研究所的，所有來的農業科研人員都被他視為來自“農學院”。有一天他問李振聲：
“你是從農學院來的，有沒有辦法讓這紅芋不黴爛，保存得久一點？”
當地習慣把“紅薯”稱為“紅芋”。
李振聲研究過遺傳，研究過育種，也研究過牧草，卻沒研究過紅薯儲藏。但他在農學院學過相關的基礎知識，知道儲藏的關鍵因素是溫度適宜。溫度低了不行，低於10度就會得軟腐病，紅薯會軟得像稀泥一樣；溫度高了也不行，高於15度紅薯會得黑斑病。所以儲藏紅薯，溫度必須保證在10—15度之間。
光知道這個沒用，這是書本知識，還得應用到實踐上。應用到實踐說起來容易，實際操作卻不那麼簡單。“溫度保持在10—15度”是沒錯，可這是在中國農村，你總不能設計出一個恒溫箱來，而是要實際解決紅薯窖的環境溫度。
李振聲拿著溫度計走進紅薯窖，一量，6度。
這是一個窯窖，挖個窯洞，在裏麵拐個彎，按李智兒的說法是“大窯裏麵套一個拐窯”，紅薯就儲藏在最裏麵。可是窖門呢？幾乎可以說是沒有門，隻有一扇由幾根樹枝綁成的柵欄門，風呼呼地往裏灌。
問題就出在這裏。
既然是風導致的降溫問題，就在門上打主意吧。李振聲讓老農找了幾扇草簾子，窖門上掛上一對雙層草簾，拐彎處再掛上一對雙層草簾，這樣四道屏障下來，風的影響降到了最低。溫度上來了，紅薯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