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睡著”的女生
從倫敦的歐斯敦車站上了火車。乘務員小姐的製脤是墨色帶紅邊的圍裙，白底紅條的襯衫，係一個紅領結，襯著一頭金黃卷發，像眼睛會轉動的大洋娃娃。檢票員戴著鑲銀條的黑禮帽，很精神。我出示車票，他看過微笑著還我，又走到我的前座旁。這裏坐一個英國女學生，不，她沒坐著，一開始檢票她就躺下了，瘦削的身子縮在雙人座椅上。檢票員看著她，她堅持“睡著”。檢票員的職責，是檢查每一個乘客的車票。剛剛啟動的火車上，乘客不可能“睡著”，不應該“睡著”。高高大大的檢票員俯視著這個蜷縮著的弱小女生，我緊張起來。
我打量那銀條黑帽下的表情，堂正敦厚的臉上，除了善意就是笑意。他回過身對我指著那弱小者說：“她死了。”
他笑起來，隻有善行才能笑得那麼溫暖宜人春風蕩漾。哦，是的，她“死了”，太好了，她“死了”。死了就不用檢票，不用補票，就一了百了。她死了，檢票員就沒有失職。
檢票員笑笑向前走去。我還浸在他的笑容裏，體味這份善。一個女學生，如果不是很拮據，不會逃票。如果讓她補票，她會瞼紅，會非常難為情，會傷害這個小小個子裏的未必小小的自尊心。如此溫厚地保護她的自尊，她日後還能不尊重檢票員的工作？
乘客們大都在看書報，也有鋪了一桌紙埋頭工作的，好像車廂是個移動辦公室。不，車廂更像圖書館，安靜得完全毋需在閱覽室牆上貼條：不要大聲喧嘩。如果不是伸長耳朵去聽，都不會覺得有人在輕輕說話。
有人走動買回食品。英國火車上都有比十六開雜誌寬一些的牛皮紙拎袋，可以裝進熱漢堡包、小瓶酒和酒杯等。上車前買食品一樣方便。每個車站都有幾家快餐店，有的供應，就是讓人買了拿走的。我們在英國跑了好幾個城市，中間來回坐火車。有時去某城一天即返回，懶得把行李箱拖來拖去。好在車站有成排成排分成格的存物箱。我們在約克市的車站把八大件行李塞進兩格，鎖上門，隻需兩鎊錢。如果不放心，要交給車站專人看管，那麼一件吹一鎊。其快當，其省事省力，叫我老想去存存行李，感受一種高效的快感。
火車駛到愛丁堡附近，突然停下，說是火車頭出故障了，得下來換一輛火車。走下站台得繞出點路才到另一列車。想到上一次坐火車，也不知哪兒出過一次故障。如今英國的水、電都私有化，都賺錢。鐵路是國家補貼的，票價低，賠錢。政府也想鐵路私有化，不過很多百姓反對，怕裁員，怕漲票價。
老了的鐵路怎麼辦？在又一輛火車上坐定，英國乘客開玩笑說，剛才馬（火車》不叫了，因為沒東西給它吃，沒勁了。
乘客倒是因禍得福。播音員說，剛才很對不起，現在車上熱飲料冷飲料一律免費供應。大家笑著自取飲料。乘務員一個個端著移動電話走來，讓乘客們打電話告訴親朋，原定二卜點四十分到站，改為二十一點二十二分到。乘客有話沒話的故意打電話給親朋玩。乘客笑，乘務員也笑，協同作案似的。一位女性笑道：打個電話給梅傑吧。又有人說：打個電話到北京吧。乘客大笑，乘務員也大笑。原先圖書館般安靜的車廂，這回變成喜劇劇場。好像每個人的笑細胞都給剌激起來了，一車歡笑。火車誤點是多麼快樂的事。
又想起約克車站的播音員，總是用喜歌劇的調門播站名，用歌唱來工作。我每次聽見這播音總要笑，笑了又笑。回到北京還是笑著想起那歌唱：紐卡——斯爾，格拉斯——哥——。出門坐火車，原來也可以是一種享樂。
大皮鞋
從倫敦帶回一隻大皮鞋。不是一雙，是一隻。很大，不知可以住進幾隻腳？不是伸進，是住進。高大的鞋幫，一側有六格窗戶，另一側不僅有窗，而且一扭開關，整側鞋幫便成一扇打開的大門。門裏靠塘有低矮的書櫃，牆上貼著兒童畫，還掛著一塊大黑板，上邊有粉筆寫的字2+2=4，1+3=4。鞋幫上端是可愛的紅瓦屋頂和伸出的二層樓的小窗戶。笨頭笨腦的鞋頭上，還有一扇可以拉下的小門。門一拉下，就是一個個台階，順著台階幾步就可以徑直走進大皮鞋裏。
紅屋頂下有一隻大大的藍色圓鍾，提醒住在大皮鞋裏的人可別睡過了頭。誰住在裏邊呢？小兔、小鬆鼠、小鳥，還有好多小動物。我兒時有一本大約半尺見方的畫著彩圖的書：《大皮鞋》。封麵上就畫著完全一樣的一隻大鞋。我常常看著小兔小鳥們快樂地在大皮鞋裏出出進進。後來，後來我的大皮鞋哪兒去了？隨著我在上海的童年時代一起消逝了。
然而這隻大皮鞋突然出現在倫敦街頭上。就這麼一隻，隻有一隻。是從我童年的那本書裏跑出來，跑到這裏來等我的。世上萬物，都屬於最鍾情於它的人。我對著從我的童年飛回的大皮鞋，哇哇叫著，像原始人那樣，隻會用最本能的方式表達我的驚喜。
在倫敦找回了我的童年，繼而又走回了我的故鄉上海。倫敦很多用長方石塊砌的塘，太像上海的外灘，自然外灘很多建築本來就是英國人建造的。倫敦更多低矮溫馨的商店，尤其像上海的淮海路南京路北京路。一位英國女友對我說，她6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在北京氣候不適應。從北京一到上海，她就哭了，因為上海的濕潤，上海的建築太像倫敦，上海叫她直想家。
倫敦叫我直想上海。那天我在帕斯特利亞飯店吃早餐，邊吃邊看菜單。我的職業毛病就是什麼都想看。英式早餐，八點七五鎊一個人。煎雞蛋一點五鎊一隻，咖啡一點二五鎊一份，麵包卷——噯，有人喊我，用上海家鄉音。我抬頭一看，覺得好像熟悉又不認得。他說他是上海戲劇學院的，英國文化委員會請來學院三人。上海戲劇學院是我母校，這三位帶有濃重鄉音的上海人中，果然有教我四年的老師。
一段青少年時代的記憶，又像剛出爐的熱麵包卷，新鮮地擺在我麵前。
我十多歲時讀的第一部外國長篇小說，是狄更斯的《大衛考伯菲爾》。到大學三年級第一次寫劇本，就是改編（大衛考伯菲爾》。以二十來歲的無知和自信，我為自己的劇本寫了個前言，說劇中布景、服裝乃至牆上的一隻釘子，我都有考據，都不能有改動。到大學畢業時，我最喜歡的作家多了一個：莎士比亞。在誕生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國土，在倫敦的又恰如上海的蒙蒙細雨中，我一無陌生感。
當然倫敦有很多上海沒有的東西。夜晚的牛津街，店鋪關門了，櫥窗還亮著。有一個雪亮的大櫥窗裏，從頂部吊下一排十多個著草裙的女人半身，就是說，頂部是十多條飛揚的草裙，草裙下是十多雙大腿。這些人體仿製品跟著電子音樂的節拍成排地甩著或是花樣地舞著，真像那麼回事兒似的。音樂指揮的噴泉見多了，音樂指揮的大腿舞沒有見過。而且跳得使我想起百老彙，想起好萊塢。也想起上海在經濟規律的指揮下，跳出變幻無窮的快步舞，跳向世界經濟的軌道。前後不過數年，想想也如童話。
牛津街附近的小路上，一個店鋪把貨架延伸到門外。貨架顯眼處掛著一件文化衫，上邊用英文寫著：“我丈夫去過英國了，就給我帶回這件衣服。”或許，什麼時候上海就會出一種文化衫，上邊用英文寫著：“我常常去上海買衣服。”
這世界上的人，都住在一隻大皮鞋裏才好，就像可愛的小兔小鬆鼠們，就像很多童話的結尾：後來，他們快樂地生活在一起。
曼徹斯特奇遇
晚飯後回到布裏塔尼亞飯店，已經二十一點半了。我對同伴說，我一人去街上走走。我這麼說的時候，雙腳已經快步走開了。也許是先走開了再把話向後甩過去的，迅疾得出人意外得倒像芝加哥公牛隊的籃球明星反手傳球。
同伴急急地從我身後傳來一球：要是碰到壞人呢？我接住球拋了回去：不——會——的。
我公牛般神氣地走在曼徹斯特大街上。每到一個地方，我喜歡當晚一個人走走，獲得一種直感。第一眼看到的是有軌電車，漂亮得總想叫我再看一眼。別人說這裏的電車可以直接開進火車站，在鐵路上接著開，與任何一輛火車接起來。乘客從電車換火車方便，車體不排廢氣。有軌電車開通時，梅傑駕上電車，以五十英裏的時速在市郊開了一圈。
來回的車流交織著一個工業城市的繁忙。哪兒哪兒都是銀行，一半是外國的，包括中國銀行。車流和銀行，都向人們提醒著 這個城市過去的榮耀。
行人怎麼很少？真的，前後左右幾乎隻有我這一頭“公牛”。當然，也有人。前方兩個高高的小夥正向這邊走來，走來，然後向我跑來，喊著Lady。越喊越頻，越跑越快。真正的公牛在向我衝來。天，我周圍再無一人。我，我隻是像一隻在原地轉動的球。有了，近處有一家亮著燈的快餐廳，我刷地一下射入門裏。進門後先站穩了，然後特紳士地視察櫃台裏的點心。一樣一樣地察看，看到不好意思光看不買了，看到估計那兩頭公牛以為我在這裏坐定了，這才款款走到店門邊，確認出門後沒有公牛，放心走將出來。決定立即回布裏塔尼亞飯店。
走不多遠，我跟前出現了一個公——我不知道是公民還是公牛。他又招呼我，不過他說話文雅衣著入時，我不認為他是公牛，他跟我說什麼？什麼？我好像聽明白了什麼。明白了這是一頭時裝牛。我向周圍掃一眼，看見一個地鐵口。我像扣籃那般把自己一下扣去。還好，這裏有人。這裏不是地鐵口，是公共電車站。有好些個等車的人，都是男人。
多想快些回到布裏塔尼亞飯店。那藍色帶金黃圖案的地毯，溫暖而氣派。圓柱上的浮雕，古典而高雅。總台掛著的雕花鏡框，金碧而輝煌，碩大燦爛的燭光吊燈從一層層樓梯上垂下，叫人寧可不坐電梯而願意走樓梯，享受這金黃橙藍的氛圍。
終於走回飯店，又想站在門外再看一眼曼徹斯特的夜景。在明亮的燈光下，在高高的台階上，安全而穩當。一輛轎車開來，停在飯店門前的馬路邊。駕車的公民打開車門喊我上他的車。天！我扭頭就跑上兩級台階衝進大門。投進那金黃和橙藍。門衛喊住我。聲音像藍地毯那般溫厚，如果地毯也有聲音的話。我才想到我怎麼能“逃”進四星級？我說我今天剛住進這裏，剛才碰到壞蛋了，我害怕，跑回來了。門衛的聲音像地毯加燭光了，問我住哪個房間。住哪個房間？不記得了。我的記性在奔跑中丟失在街頭了。我的房卡呢？也說不清記不得不知道了。
第二天對英國女友說及我的夜遊。她說這裏的婦女夜裏不會單身上街的，說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增加，犯罪率上升。我想起丘吉爾的活：“最重要的一個自由就是免受恐懼的自由。”女人夜裏不能單身上街，似乎失去了一半的自由。
曼徹斯特巳故名畫家勞倫斯筆下的人物，臉長身子瘦，活現了工業社會對人的擠壓。可是多少人想被擠壓而不能。
有些人失業後想尋找新的就業機會，有些人需要培訓才能參與就業的競爭，有些人已經就業還想得到更好的工作也需要培訓。還有一些人需要特別的培訓，訾如身體有殘疾的人，刑滿釋放的人。曼徹斯特市府建了一個培訓中心，為企業培訓人員，讓人員發展企業。政府不是把錢直接投入企業，也就是說，不是提供魚，而是讓人學會釣魚。失業者在這裏可以選擇培訓的項目，得到一定的資助。
曼徹斯特的信心，飄揚在三百英尺高的市府大樓的頂上：曼徹斯特迎接2000年奧運會。市府大樓的門廳裏，一右一左有兩個大塑像。一個是曼徹斯特的物理學家，一個是曼徹斯特的教育家。我想，套用我們的話講，就是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大樓裏沒有警衛，自由出入，連外國人，譬如我，也自由出入。我又想起丘吉爾說的免除恐懼的自由。在這裏，官員不用恐懼是不是有人來玻壞，百姓更不會恐懼進衙閔，沒有警衛比起有警衛，自由似擴大了一倍。
曼徹斯特青年活動中心的人講，他們希望辦奧運會，那麼鐵路還要發展，有軌電車還要延伸，商業網點還要建設，可以解決就業問題。也有的政府部門的人講，他們現在麵臨的問題很多，不明白為什麼要爭辦奧運會，不認為爭辦奧運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中午與英國朋友一起進餐。他們笑道，如果到時由中國轉播奧運實況，他們收視不巧是晚上。我笑：那麼你們轉播奧運實況，我們收視也在晚上。他們說我們簽個協議吧，曼徹斯特與北京一方承擔一半奧運會。
好，我們都有了重在參與的奧運精神。我想，如果曼徹斯特爭辦到奧運會，婦女在夜裏上街可以像公牛一樣神氣了吧？
依舊依舊唐人街
在倫敦大學圖書館，看到一個英國小夥子在啃中文書。我說，你喜歡中文？他說是。我說怎麼喜歡上的？他說因為喜歡中國的功夫片，還喜歡張藝謀的電影。還有呢？沒了。
我笑，他也笑。我覺得他很有趣。他覺得功夫片和張藝謀很有趣。
擺在尋常英國人麵前的中國，首先不是北京，不是大陸，而是唐人街，是唐人街上的中國餐館，是比中國還中國的餐館。掛著國畫、年畫，或者不是國畫不是年畫又是國畫又是年畫的什麼畫，畫著舞龍、彈箏、對弈、飛天。比畫更多的是聯，譬如龍飛鳳舞，鶯歌燕語，財源廣進，萬事如意。比聯更多的是廣東話。
在餐館坐下，一看就是原籍廣東的侍應生趨前殷勤地問要什麼“踹”。“踹”？菜？是不是廣東話經過英語的熏染再轉成國語，就會把菜字帶上英倫的語感雜燴成“踹”？我用腳使勁踹餐桌下的地板，希望能踹掉正在我心裏發酵發癢發作眼看就要“噴薄而出”的 大笑。我說我要一碗叉燒炒麵。他說好，一碗“插銷”炒麵。我趕緊用雙手捧住額頭擋住笑臉，不，是鬼臉。任何事物過了度都會走向反麵，譬如笑過了頭笑臉就變成憋得通紅流著眼淚的鬼臉。他端上麵站一旁，一再說慢慢“死”。我可以慢慢吃，要說死，不如快死速死幹淨利落嘎巴脆。
不是國語不是粵語也不是英語，是唐人街上的唐語。很有些英國人昕多了唐語，以為這就是中國的國語。有一個正在英國講課的北京人，英國人問他怎麼說話與別的中國人不一樣？怎麼不開餐館？
中國人在英國，難道都是皮膚黃、身子瘦，給人端“蹐”端“插銷”炒麵的？
晚上我走到唐人街的僻靜處，看到路邊有塊牌子寫著俱樂部。順著階梯走到地下，卻隻見幾張大桌子，每張桌子圍著一堆人在幹嗎。在用薑片什麼的賭。薑片怎麼能賭？或許那不是薑片，是什麼我也沒看清。如果一個人被過強過熾的燈光照著，還能看淸自身以外的東西嘛？我一進去，第一張桌子周圍的人全都看著我，盯著我，好像他們的體內突然掉進了什麼異物那麼驚覺，每一張麵孔上射出兩道白熾燈光。我在“追光”的照射下往裏走，第二張桌子，第三張桌子，都變成一圏圏的聚光燈。在刺人的燈光的交織下，我如同被百十把劍架起來然後又把我叉了出去。當然我是自己退出去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退出去會發生什麼故事。
不遠處地麵上又寫著什麼俱樂部。這一個俱樂部也許不一樣？我順階梯走到地下，推開門，便覺得被人旎了法術定在門框上不能動了。這裏的聚光燈更強。此時立即撤出，用句廣告語說，是明智的選擇。
回到街上，看到塘上貼著一大張紙，寫著大大的謀殺二字。講某人被殺身亡，事件發生在下午八時，在幾號地窖內。事後有人看見殺手持刀走出，望協助提供線索，一定給予保密。
我好像走進了外國電彩中的華人黑社會。我才明白為什麼有的外國電彩把中國人拍成那樣。中國人實在應該更多地走出去，帶著文化，帶著科技，帶著產品，帶著效益，帶著風度，帶著美麗。
我走進倫敦一家書店，找不到一本大陸的書，隻有在大陸也暢銷的從瓊瑤到梁鳳儀的港台書。當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有不少中文書。我想查閱有多少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書，電腦立即顯示出四十多個書目。
我想，我們先得找到自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顯示出實力了，人家不會不、不能不關注我們。在千變萬變的世界裏，依舊依舊的唐人街與今日大陸相距太遠。我希望在英國少幾位彎腰迎客的小餐館老板，多一些走上大學講台的中國教授，多一些西裝筆挺走向談判桌旁的中國商人。
當然，闖世界難。從唐人街來到萊斯特廣場，看到一群同胞青年，擺了不少畫像架，畫一張十英鎊，但鮮有人坐在那兒讓畫。他們自己說話解悶兒，說的全是我的家鄉上海話。你們是上海人！我走過去。他們說儂也是上海人，儂城隍廟去過嗎？我說這裏哪有城 隍廟？有，他們說，唐人街。我笑，是有一點像。又問我外灘去過嗎？我說哪有外灘？他們說倫敦的大笨鍾不等於上海外灘的大時鳴鍾嘛。他們說他們到了倫敦老覺得還在上海。
越是說倫敦像上海，越是顯得倫敦畢竟不是上海，所以需要把倫敦描繪成上海，用上海話充塞他們的生存空間。他們在倫敦營造上海。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一位在倫敦當編輯的北京人請我吃飯。他挑了一家富人常去的意大利餐館。坐定，他說他今天很想和我聊聊，因為今天這個日子於他是不會忘記的。1969年的今天，他從北京去北大荒插隊了，那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五。現在隻要國內來人，他總要帶他們去看馬克思墓，老去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