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飯前才認識他的。他喜歡見國內去的人，老見老見。他和北京就近了一點，近了一點。
陣亡將士紀念日
老戰士團隊在軍樂聲中，走向紀念碑為陣亡將士獻花圈。拄著拐杖的一樣走得颯爽，女戰士一樣走得雄壯，胸前一樣地閃著勳章獎章。這種不可征服的美啊，再沒有什麼比為祖國建立功勳更加英雄悲壯。
這一天，好像倫敦好看的人都當了警察，男警察和女警察。不不，也許隻是警察今天特別精神。他們筆挺的身子為全力以赴做著注釋。當人全身心投入的時候，煥發著一種生動的光彩。不不，也許這天的警察就是長得好看，男警察和女警察都好看。警察散落在白廈街的前前後後。大約十天前唐寧街十號路邊的一棵樹中了炸彈，樹身燒黑的部分，像黑黑的大眼睛，日夜驚恐不安地大睜著，告訴人們這個世界不太平。
我是臨時昕說11月11日這天是英國一年一度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臨時趕到白度街，整個一條街已經被人填滿了。很遠處的陽台上，是英國女皇和其他皇室成員。當然那邊還有梅傑，還有戴卓爾夫人。儀式雖然還早，但我擠不到那邊去了。我順序排在隊伍裏，走向臨時在人行道上搭的安全門。任何人都可以經過這個安全門參加這個儀式，包括任何外國人，包括我。我奇怪那檢查過於簡單，隻要打開包給警察看看就是了。我的包本來就是打開的，我懶得扣上，扣上不是還常得打開嘛。開著的包多快活。警察看一下我的包，笑著輕輕對我說：把包扣好。他那笑，那麼善，那麼投入，好像這一刹那他全力以赴的一件事就是要我把包扣好。我扣上了包。
人行道上已經像千層餅似地擠著層層疊疊的人。平時在英國人與人不慎碰著了身體.互相都要說80117，這次都是這麼擠著，誰也不了。因為，不分你我了。因為，都被同一種神聖的感覺淨化了。是的，當街道中間站滿了一隊隊大約七十多歲的二次大戰過來的老戰士的時候，你的心裏還能有自己嗎？
不過我是想到自己的，我想為我這個後來者占據一個好一點的位置能看清這個紀念日。我終於鑽到第一排，躍上一根鐵欄杆，小鳥一樣坐在那裏。鐵欄杆上已經有了長長一排鳥，我慶幸我當一個個老戰士團隊，穿著不同的軍服，戴著不同顏色的貝雷帽，同樣地多了幾根拐杖幾把輪椅，少了幾條胳臂幾隻眼睛。有的戰士老弱得坐不住，像不到一歲的嬰孩，隻能歪放在那裏，腦袋也豎不起來。然而那清臒的臉上滿是剛毅和驕傲。一隊七十多歲的女戰士走來了，筆挺、尊嚴、年輕。她們一定又回到二次大戰的情景裏，踩著當年的步子，找回當年的感覺，周圍幾隊老戰士為她們鼓掌。滿街的白發蓋不住生命力，蓋不住榮譽心。因為老，更有一種曆經滄喿的力度；因為殘，更有一種殘缺的美感。年老體殘，竟是這等動人心魄！想想，如果這些戰士年輕而健康而紅潤，能有這等悲壯美嗎？
沒有誰要老戰士一定來，老戰士自己一定要來，隻要還能拄拐杖，坐輪椅。他們的青春在二次大戰的炮火中閃光，他們的同伴很多在刹那間燃盡自己的生命之光。英俊的小夥倒下去了，鮮血灑滿土地，長起了大滴大滴血紅的罌粟花。後來，一年一度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裏，大家都佩上一朵罌粟花，比滿胸的勛章更耀眼。因為，從戰場上活下來的，有很多勳章，在戰場上死去了的，隻變成一朵罌粟花。
十一點正，隨著倫敦大笨鍾的第一聲敲響，整個世界靜止不動了。不見首尾的密密麻麻的老戰士和兩旁人行道上的人們，沒有了一絲聲響。好.像那大笨鍾有一種定身法，把所有的人定在那兒了，成了一幅靜止的畫麵。剛才還人聲嗜雜色彩斑斕，現在如同一椹黑白照片，所有為陣亡將士默哀的人，都回到了那個沒有色彩的戰爭年代。死去的人們永遠躺在黑色的土地下，才有今天綠色的自由的草坪和藍色的和平的天空。
禮炮響起，一炮轟起兩隻小鳥。小鳥的飛動，越發顯得萬萬千千的人組成的長長的畫麵的凝重。突然又有什麼聲響，是一陣風，吹落了一片葉，飄飄落落而下。這一葉的響動，窸窸窣窣地撕著被肅穆凝固的上空。
牧師講話了，那聲音好像來自剛剛撕開的蒼穹。悼念死難的人們，阿門。然後老戰士們和所有參加紀念日的人唱起為死難者祈禱的歌。沒有器樂來伴奏，來幹擾，歌聲更純正，更深沉，更悠遠。一直唱回半個世紀前的二次大戰。
軍號呼應著歌聲，悠然而起，從很遠很遠、很久很久以前吹來，淒寂而驕傲。我看到彌漫的硝煙，一地的屍體，年輕的臉龐，遍野的罌粟花，滿目的墓碑，苦難的十字架，殘缺的電網上有一滴血紅的罌粟花。
我用左手擦淚，用右手擦淚。英國友人大衛掏出麵巾紙給我。周圍不少人在擦淚。大衛拍著我輕輕說：OK？OK？
老戰士團隊在軍樂聲中，走向紀念碑為陣亡將士獻花闔。拄著拐仗的一樣走得颯爽，女戰士一樣走得雄壯，胸前一樣地閃著勳章獎章。這種不可征服的美哬，再沒有什麼比為祖國建立功勳更加英雄悲壯。保守敘也好，工黨也好，政黨絕不等同於祖國。這裏沒有執政黨，隻有袓國。世上什麼最大？祖——國。
LLOYD'S，勞埃德
我不明白我看到了什麼，或者說我隻明白地看到了：管子。好像有一個巧婦，把橫的管子、豎的管子編結起來，層層疊疊，縱橫交錯。這幢用管子織成的龐大建築，在藍天下，閃著銀灰的光，初看，像正要起飛的新款宇宙飛船。豎看，那一根根管子和一根根銀灰的柱子砸進地裏，堅不可動。橫看，又像密密匝匝的抽屜，拉開任何一格都裝著不知多少金融信息。倒看，當然可以倒著看，有一次我把這幢建築內部的大照片拿倒了，竟然照樣看得來勁，因為內部也像是用管子組成的網狀結構。
這幢建築的構想本身就是倒行逆施。現在蓋房總是盡可能把管子隱去。這裏都把一切管子，包括上水道、下水道、煤氣管、電纜管、空調管等等全包在房子外邊。一個個上班族男士穿著大體一律的西服皮鞋，筆挺地走著，也如一根根活動管子，可以組裝到各個不同的房間裏。那快速的皮鞋聲，好像人與鋼碰撞的聲音，有一種金屬的質感，交織著現代社會的緊湊、多變和壓迫感。
牆壁都是透明的。透明的自動電梯從一樓大廳一直盤旋到十樓，龜撣裏的每一隻輪子都淸晰可見。在這個誰都看得見誰的天地裏，世界變小，互相依傍，不敢懈怠，如同一旦上了自動電梯，不能不往高處走。上了幾層往下看，下邊電梯上的人，已如一行行辛勤的螞蟻，四周一層層一格格的透明辦公室，也如一個個忙碌的蜂巢。現代人越來越智慧，也越來越渺小。上到十二層再往底層看，剛才還覺得闊大輝煌的正廳，轉瞬已如深淵，或者那下邊有個百慕大？
人生多變，禍福不定。有時如蜂如蟻頃刻間從這個世界逝去。隻這些編織起來的金屬管子，給人一種依托感與保險感。人類需要保險。
世界上再找不到像這樣在同一個屋頂下，有那麼多專門家在從事保險業。這是獨一無二的同一屋頂下二百八十個辛迪加的合作與競爭。這二百八十…險業加的載體，叫勞埃德（LLOYD'S）。
勞埃德本是三個世紀前的一個人，他在倫敦開了家咖啡館。那時沒有報紙，喝咖啡的人在這兒交流信息。後來，商人可以在這裏得到最新的船運行情。一個咖啡館終於發展成一家保險公司。如今世上每周有五六艘船沉沒，勞埃德有一千多遍布世界的機構搜集船運情報。頭天發生的事，必定出現在勞埃德第二天的報紙上，不管有沒有保了險。
勞埃德從1928年的老樓裏搬來的鍾，有壞消息時敲兩下，有好消息時敲一下。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常常有好消息或壞消息。中產階級怕住房失火，收藏家怕藏畫丟損，大明星為臉蛋或大腿投保，或者也不是為了臉蛋為了大腿，隻是用保險費取代廣告費來擴大知名度。每天看國際新聞，覺得世界充滿了災難。飛機墜毀、火車出軌、輪船沉沒、飯店起火、水災、風災、降溫、酷熱、戰爭、搶殺。世界保險業煩乎自然地發展。各種業務從世界各地擁向勞埃德，為英國帶來了每年七億英鎊的收入。
一位勞埃德的先生介紹說，勞埃德房子的結構不怕地震，包括生意的地震。說他們很幸運，倫敦沒有地震，不過有炸彈。
炸彈在唐寧街10號門前，在倫敦商場的光顧，使人更願意回頋倫敦的過去。1986年建這幢樓的時候，把1756年舊樓裏的會議室原封不動地搬進這樓，把1928年舊樓的門廳切成一塊塊搬來拚裝在這裏。勞埃德傳統的巨型？鍾擱在木架上，旁邊擱一支特製大羽毛筆，專門用來登記船運記錄的。我拿起這羽毛筆，翻到1892年11月3日的沉船記錄。我想像中，好像自己戴著卷曲披肩的假發，把文件裝入瓶裏，封好瓶口，扔進大海，讓瓶子飆到彼岸傳遞信息。
英國的海岸線長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公裏，英國的故事很多與海聯係在一起，19世紀末已經跨海過洋成為世界最大的帝國。早熟的經濟帶動早熟的金融，倫敦1740年就有二十八家私人銀行。1980年，倫敦的外國銀行巳經超過四百家。
我剛到勞埃德門前時，以為這是石化廠，還是特殊鋼鐵廠，還是煤氣公司，總之想不到這兒是保險業托拉斯。我興衝衝地跟著一位勞埃德先生走，隻想用眼睛、用耳朵吃進這裏的一切。勞埃德先生在前走，我東看西看沒頭沒腦地跟著他往一扇門裏衝。隻聽身後另一位勞埃德先生喊住我。天，那扇門上分明寫著男廁。勞埃德先生笑得捂起了嘴。後來他說，他相信中國隨著經濟發展，投保意識會與經濟同步增強，中國的保險業會有很大發展。
勞埃德很多人看好中國市場，很有入準備在北京開公司，如果引入競爭機製，保險費可以更低。不過，他們說我得交他們采訪費。我笑，我說你們得交我廣告費。他們大笑，連筆挺的西裝也閃亮著銀灰色管子的金屬的質地。
我的萊斯特
離開倫敦數月了，理性的記憶開始淡去。情感，經過了時間的發酵，愈加地醇厚。如果，現在回到倫敦，回到我熟悉的萊斯特廣場，我會覺得，我並沒有離開過那兒。
廣場周圍的店麵，我數得過來：比薩餅屋、漢堡包王、冰淇淋屋、印度餐館、意大利餐館，還有叫萬富宮的中國餐館。這家店名真好聽，叫水中月。這家也好，叫獨木舟。還有兩台老有人在那兒取款的自動取款機。電影院前有個小夥子在賣玫瑰花，這英國小夥子長得像高髙的白玉蘭。我問他玫瑰多少錢一朵？他說四英鎊。我說太貴。他說那你說多少錢。我本是走到哪問到哪，什麼都想知道，並不想用英鎊來買玫瑰的。這時鍾聲響了，我告別“白玉蘭”奔向瑜士商店。商店大門上邊，有四個穿著農家服裝的玩具人，每到一個鍾點用繩子拉響掛著的二三十麵鍾。鍾聲一響，從一長排鍾後，轉出一行木製農人，牽著牛，帶著狗，在木桶裏攪拌食物，或是背著水罐、拉著提琴，農人摟著農婦旋轉起舞。清澈、久遠的鍾聲，如同藍天下、田野上的淸新的風，使人想到農田間瘋跑，在草地上打滾，去小河裏蹚水，在花叢裏傻笑。
如果鍾聲就這麼叮當響下去，如果世界就這麼天真，如果心裏就這麼漲滿孩童的快樂，如果一不，鍾聲響了好一陣好一陣以後，停了。農夫農婦耕牛小狗，全然隨著鍾聲消失了。
隻剩下長長的排鍾，和四個敲鍾人，忠實地站在那兒，等待下一個鍾點的到來。
正是周末晚上，鍾旁路燈下，支起了一台錄音機。陰沉的樂聲，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施放出來的。一個霹靂舞者誤入陰間，在失去地心吸力的彼岸，與骷髏追殺。失重的舞步，地上的旋滾，然後那骷髏一躍而起操起一隻罐，用舞步走向觀眾。圍觀者扔進了英鎊便士，扔進了掌聲。
前方又有一個街頭小樂隊，兩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嫻熟的弓弦上漾出悲涼優雅的古典樂曲，把觀眾遠遠地定在那裏，似乎再走近一步都是對音樂的褻瀆。弦上落下最後一個音符，觀眾鼓起掌來，拉琴的也禮貌地鼓掌。掌聲一來一去之後，觀眾才靜靜地走過去把錢放進打開的琴盒裏。沒有一個中途退場的，整個感覺好像花了三十英鎊去音樂廳看演出。那琴盒裏的錢幣也不是施舍，而是獻給繆斯的。街頭藝術家需要的更不是憐憫，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羸得實現自己的機會。
樂聲，濾去了人間的不潔。我靜靜地離開這邊丨好像踩著提琴的餘音。前邊，又一番風光。一個賣藝老人，敲打著用一隻油桶和一隻餅幹桶做的兩隻“鼓”，用口琴吹奏出童話般的旋律。他腳旁的兩隻塑料桶裏，隨著口琴聲會一下一下蹦出一隻玩具寵物，用小腦袋有節拍地撞擊它頭上的洋鐵片。口琴、餅亍桶、玩具動物，組合成一個好像小仙子就要出來了的音樂童話世界。
再沒有什麼比看到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新奇更吸引人了。從來以為特紳士的英國人，在萊斯特廣場可以極盡別出心裁地表現自己。乂一位先生，全身上下前胸後背兩腿兩胳臂，掛滿了日用雜品與玩具，甚至牙刷、小雞毛帚、刷馬桶的刷子、小簸箕。初一看，我沒弄明白這位先生是怎麼了。再一看，其中一個突出的盒上寫著“錢”字，招人注意好要錢。但是不訴說、不哀求、不乞憐、不悲苦，而是像個穿插在馬戲節目中的小醜似的招搖而歡樂。當然歡樂，他的計劃實施得非常成功，看的人多，扔進盒中的錢也多。不知怎的他肩上綁的一根長杆子上，還寫著為了和平。不倫不類，越發可笑。
有人喊住我，問我要不要梳小辮，說辮一英尺一根的小辮收二十五便士。有幾個姑娘正坐地上由著人辮一腦袋小辮。以後怎麼洗頭呢？
為了掙錢，什麼想不到的花樣都想得出來。一個錢字，啟發了多少想像力創造力也包括破壞力，產生了多少百讀不膩的故事和讀不得的故事。公用電話亭裏，花裏胡哨地貼著妓女的條。譬如這麼寫著：維姬，十八歲的活潑小妞，可以為你提供各種服務。或者再看圖識字般配上服務方式的圖解。
周末的萊斯特廣場，我一直不知道到底要熱鬧到什麼時候。我每轉上一大圈，喜歡又轉到瑞士商店旁的瑜士中心。門口堆著很多農家燒火用的木柴，裏邊好大。一麵牆上掛滿了可笑愚笨的農夫的大木鞋，一麵牆上掛各色民間草帽，一麵牆一個田園風味。房子中間，用成排的牧童趕牛群的木雕圍成低矮的柵欄。廚師們全穿著民間服裝在柵欄裏的一個個空間烹調。熱氣騰騰的農家樂。我想像中，自己穿上一雙牆上的大木鞋，再摘下一頂好像飄著麥香的草帽戴上，然後混進牛群裏一鑽，變成一根柵欄。
當瑞士商店的鍾聲又一次響起的時候，我這根柵欄抽身而出，奔到那四位敲鍾人下邊，仰著頭，看他們輪番敲鍾，看農夫摟著農婦旋轉時出，看小狗追著大牛又叫又跑，看世界在鍾聲裏變得純樸天真。
後來，我在英國飛往北京的飛機上一覺醒來，猛地一驚——想到那鍾聲，那麼親切可已經遠去了的鍾聲！回到北京，打開滿是英文的倫敦地圖，急急地循著鍾聲尋找萊斯特廣場。是的，我的心裏一直能聽到那鍾聲。對於我，倫敦的白金漢宮、大笨鍾、倫敦橋等等一切，都是名勝或古跡。而萊斯特，是尋常英國人的歡樂，是風俗畫，是人情味。我怎麼能在地圖上找到這個廣場呢？我記得，廣場在國家畫廊附近，哦，在這兒？在這兒！
鍾聲就是從這兒響起的，我看見了，我聽見了，我的萊斯特！
有錢的單身漢總要娶位太太
第一天住進倫敦的帕斯特利亞飯店，發現水箱不出水，打電話到服務台，請人來看了。掛上電話，聽見有人敲門。門口站著一位西裝領帶挺括的馬基斯坦先生。他說你找我？我說對不起，我沒有找你。他說剛才你打電話找我了。我說沒有呀，哦，天，是來修水箱的？可是整個穿著派頭好像這就要去聽歌劇。而且我剛放下電話他就出現了，鏡頭怎麼“剪接”得這麼快，好像電影蒙太奇，把中間的過程省略了。可中間的程序是省不掉的：接電話的人轉告他，他再來到我的房門外。除非他就是接電話的人？
我腦子裏剛剛開始推理小說，他已經查看完水箱，說沒毛病。我一試，真的沒壞，是我剛才使的勁兒過小。我很不好意思。喊他來又把他擋在門外，最後又證明水箱沒故障，是我出了什麼故障。
這位挺括先生挺括地走了。去參加時裝模特大獎賽？當晚一覺醒來，是淩晨五點。我箅了算倫敦與北京的時差，又想此時打電話給丈夫可以半價。可是，先撥個什麼號碼才能撥到北京？我沒法用我的一點點英語向總機問清楚這件事。如果見了人，可以用眼睛交流，用手勢比畫，總歸多一些輔助手段。我下樓到總台，怎麼又是他？挺括先生。我說我想打個電話到北京，不知怎麼才能撥通。他告訴我撥多少號碼，說上自己房間打就是了。我說這是我私人的電話，我得自己付錢，不該記在住宿費裏。他說他不能收錢，早上八點另一個人來了才收錢。我說八點我就離開飯店了。他說那你七點下來一次。
這段對話於我是很困難的。60年代上學時學過的英語，經不住這三十年時間長河的衝刷，隻剩下星星點點的痕跡，如同“古跡”可供參證，證明曾經學過英語而已。如果身邊有翻譯，我決計是說不上來的。可這淩晨五點，飯店前廳裏隻有我和他兩個人。一個完全不會中文，另一個等於不會英文。我想我一定是給逼成了一個“快譯通”（好像有一種電子翻譯機叫快譯通），我自己都想不到都不明白我怎麼能把這些意思講清楚讓對方聽懂的。自我得意之後，又想真正應該得意的是挺括先生。他怎麼就能終於聽明白我自己都不明白的英語呢。也許，正是他的非聽明白不可的精神，使我從三十年前的“古跡”裏拾回了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