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荷蘭律、大睡蓮和高個子
在北京上集市買東西，不敢還價。在新加坡與同行的同宗同祖的中國教授購物，就喜歡幫他們用英語還價。倒也沒有深究過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再也不能任人宰割了，而是覺得好玩。像小孩學話那樣好玩。一個印度人向我們舉起一塊方毯喊著“阿裏巴巴”。他不懂中文，不過他知道中國人一定懂得故事中的阿裏巴巴是乘坐飛毯的。我不由得再看一眼與阿裏巴巴沾親帶故的方毯。印度人立刻用英語說二十五元。我們怎麼可能買這樣又重又大的物件帶回京？印度人衝著我們堅決的後背喊十元。我搖搖手繼續往前走。他的喊聲好像乘坐飛毯追趕過來：“你說多少錢吧？”
世界上的個體戶都一樣聰明。
兩位中國教授看上了一家印度店鋪裏的一尊小佛像。店主開價二十五元。我有了剛才從二十五元一下殺價到十元的新鮮經驗，又想起去年在英國買一隻玩具大皮靴，就是因為我一下喜歡得跳起來，貨主當即抬價。我對兩位教授說，你們再怎麼喜歡這尊佛像也不要露聲色，由我來殺價。
那位印度店主一直貼在我們一邊。我好笑我們就這麼當著麵“箅計”他，他傻傻的什麼也昕不懂。
有我這個“高手”出手，兩位教授果然作出可買可不買、無可無不可的中性表情。我開始英勇殺價：十五元。店主說不行，那麵孔上，竟也是可賣可不賣、無可無不可的中性表情。這印度人非那印度人也。店主無所謂，而教授是非要這佛像的。好吧，二十元，我說。不行，店主那麼堅硬，黑黑的臉像鑿不開的鐵礦石。怎麼二十元還不行？店主眼裏掠過比阿裏巴巴還聰明還狡黠的一笑，說那就二十二元買下吧。
等等，這句話不是英語，這不是句北京話嗎？這句北京話不是我們說的是印度店主說的？他裝傻充愣然後將計就計然後再讓我們知道他是略施小技就使我們乖乖就擒。兩位教授掏出了二十二元。
新加坡多民族多語言。我在印尼飯館對侍者講中文，他說對不起請講英語。我用英語結結巴巴地對出租車司機說我要上哪兒哪兒，司機說你講中文好了，我也是中國人。我在麗晶飯店上上下下，常有旅客和侍者問我是日本人嗎？我又把中國服務員當成馬來人。常常對會講中文的講英文，對不會講中文的反而講中文。處於半懂不懂、甚至自己也搞不懂自己懂不懂的懵懵懂懂的狀態。
我和教授朋友專程去新加坡一處最有歐洲特色的所在“荷蘭律”。荷蘭律這三個字很有點神秘感，所以更吸引我去。這“律”是什麼意思？我知道街啊，路啊，坊啊，鎮啊，可這個“律”是個什麼呢？
到了荷蘭律，一看明明白白用英文寫著荷蘭路。英語的“Road”中文的“路”，閩南話念來“律”，於是叫做荷蘭律。那麼，我北京家那邊的團結湖路就是團結湖律了？團結湖律？果然有了神秘感。
上海人講北京話容易講串了講跑了，新加坡人把英語中文馬來語等串著用，更瀟灑更自如。多一種語言就多一層聰明。要不那印度店主不用坐飛毯就能擒拿我們呢。
和新加坡語言的多姿多彩反差很大的，是新加坡綠色的一統天下。大街正中隔開左右車道的水泥矮牆上，植滿了綠草。好像那不是水泥牆，而是一條長長的草地豎起在路中。人行天橋的水泥壁上也植滿了綠，好像綠色的帷幕從大街兩邊拉向中間。有些房舍用一株株挨緊的綠樹作圍牆。建築工地自然要用擋板圍起來，而那擋板上也畫滿了綠的椰樹。得綠且綠。有一條人行道邊上，有條一米多長的斜的非水泥路麵，寬處半尺，窄處是零。這麼一條像裁衣服裁下的廢布條似的空隙；也嚴嚴整整地植滿了綠。即使人行道上，也能無中生綠，譬如挖出一個個四角花瓣圖形，圖形裏邊無水泥。植綠。
沒有綠就不是新加坡。綠，是隻會嫌少不會嫌多的，在水庫上段，鋪天蓋地的綠，叫人真想一下撲進這綠中，順著坡順著綠，咕嚕咕嚕滾下去——如果不是下邊有一條水溝的活。我們冒雨走進植物園。蒙蒙雨煙中，看遠近左右綠色茫茫，隻有我們四個人。好像今天新加坡隻有
四個人，不。讓我們四個變成四朵大睡蓮躺在這綠中吧。
新加坡這麼多大片大片的、不盡不盡的綠，如果撥出一片來蓋房，可換取多少高樓。然而新加坡人是寧可花錢填海造地也不侵占綠地。一個聖淘沙發展局就已經耗資一億一千八百萬元進行六十九公頃的填土計劃。我問友人土從何來？他說花錢從印尼買來。
高價買土，也是高價買綠。在這綠色王國的花果山，突然看到直衝藍天的通紅。幾棵大樹從樹底到樹頂都纏繞著通紅的密密的花朵。樹是鬆樹，花叫九重葛。鬆男葛女，女傍男，男護女，書寫愛的詩篇。紅女綠男前有一個電話亭。我拿起電話筒做打電話狀請友人照下我和我身後的愛情故事。友人說在這兒打電話一定情意綿綿。又有人說了句：情人耳朵出黃鶯。
醉綠之後，皆成詩人了。
新加坡國土小，抱負大，有聞各世界的綠，有世界數得上的大機場，有載貨量最大的碼頭（還有阿姆斯特丹），有世上最髙的酒店——七十五層的威士汀酒店。我問友人，那麼，你們新加坡人選舉國家領導人是不是都喜歡選高個子？要不怎麼一個個都髙人一等。
我從橫跨海洋的纜車上看下去，集裝箱碼頭上一排排起重機舉起高高的手臂，像是舒展身子揚眉吐氣，又像是把一個個大大的乂字寫在海上，寫上天空。哦，還有一艘打撈船，勤勤懇懇地打撈飄浮在海水裏的廢物。
我想起不知是從新加坡報上看來還是昕新加坡報人說的：每一天都是曆史，都是責任。
雨，下了會兒又停，再下了會兒再停。新加坡的雨老是下下停停，是不是生怕再下一會兒就要下出國境了？
我一點一點不能想傢，康來新就這麼小，小得好像可以跳掌上舞。
前年在香港電視裏，正好看到幾個人侃潘1蜜。我隻記得她，服裝色彩的特異拚接，思維觀念的尤其特異的拚接。我來不及消化這些拚接，更來不及拚接起她的形象。她是什麼樣的？竟是沒有看到。這次我從北京經香港到離台北不遠的中壢市台灣中央大學招待所。一下車，就見小小的康來新把大大的腦袋倚在門上，像一個可憐兮兮的未發育好的女孩。後來才知道她是籌劃把我們一行從北京從上海接來累的。一頭濃密蓬鬆的黑發，披散在她疲倦的瘦骨嶙峋的臉上，一對歐化的大眼睛迷茫地看著我們。我想起《悲慘世界》裏的那幅著名插圖“柯賽特”，好像等著我們這些大人來搭救她。
她不會不知道天道對她的不公。她在一次學生座談會上講及學生在作文裏，寫國文老師康來新如何又瘦又小。她說：為什麼要再一次挑起我對我的樣子的自卑？講的時候，她笑，學生更笑。好像在講一個與己無關的幽默。她用笑，接受命運賜給她的一切。她的服裝，也就天天漾溢著甜甜的笑。上午的衣裙，典雅活潑，好像十八九世紀的歐洲女孩；下午的旗袍，寧靜明麗，好像民國時期的小姐。人說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夭，天天有不同的脤飾。我在台灣就從未見過她穿重樣的。一次友人說：康來新，這下可讓我抓住了，你這件衣服我看你穿過的。我問什麼時候見她穿過，他說大約一年前吧！
三百六十五天以前？
康來，新天天盛裝，好像天天在赴人生的盛會。難得這麼瘦小的人，就有這麼盛大的興致。天天有興致，天天給這個世界增添興致。
她坐著笑起來，大概睛笑沒了，好長時間都沒了。她一個勁兒地笑，一門心思地笑。她向前伸祐膀子，臉上隻剩下一張大笑的咧到最大的嘴。能這麼笑的人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
她站著笑起來，下巴往上翹，脖子往下縮，張揚著的隻是嘴。於是就突出了上牙右側的一個空當——缺了兩隻牙。老也不去鑲上，滿不在乎地像一個換牙的傻孩子。她仰天大笑，整個臉好像要和整個天空平行，要把燦爛的陽光彙聚到她的臉盤上，還是要把她燦爛的笑彙入霞光裏？她笑一個透心透肺真真實實。她的笑聲是實心的滾圓的，把脖子一個勁兒地壓下去。能這麼笑的人，是天底下最不知愁的人。
前兩年她策劃一個海峽兩岸的紅樓之旅。台灣一行由她帶隊到上海。兩岸的男士們殷勤地為這個小領隊提行李，從紅學家到紅學迷。她那雙小腳，好像可以捧在手裏的小腳，偏偏就愛走路，尤其愛在中央大學校園裏走。她的身體，她的思維，一直在動態中。她的名字叫康來新，她就老是能來新的想像，新的行動。有一次她走過校園裏一個一層樓的窗前，正好看到房間裏端坐著一條狗。下一天晚上她經過這座房子前，看到這個房間裏同一個地方端坐著一個女人。明明上次看到的是一條狗，會不會白天是狗，晚上變成女人？而且原先這屋釈出香煙味兒，這次飄散出菜香。會不會是晚上狗變成女人後，為男主人燒出了幾道好菜？
也許與她教古典小說有關，她的思維常希潤在美麗荒誕神奇的想像中。席間上一盤切成小段的肥腸，女士們皆不敢下箸，惟康來新很男性地把筷子伸向肥腸，同時很女性地說：真是柔腸寸斷啊。大約從寸斷的柔腸又想起了黛玉，她突然考我：是賈寶玉主動還是林黛玉主動？我一時答不上。她又來一招：可以舉辦一場學生辯論——以寶玉主動還是黛玉主動為題，一定會激發學生用現代新潮的語彙去闡釋這部古典小說。
她說學生講話很“顛覆”。學生-“他長得不錯”，就是說，他長得這個樣子不是他的錯。學生講“他真可愛”，就是說，他可憐得沒有愛。“他很耐看”，就是得耐著性子看。“流體力學”就是“風流學”。北京人說“侃”，這裏的學生叫“打屁”。
她說她本來不好意思跟我們說“打屁”的，有一次她在校園看見一個很纖秀清麗的女學生在說“打屁”，那麼她想她也可以說了。她說黛玉是小雅，香菱是大雅，大雅不避俗。不過有的語言實在是不雅，她很奇怪內地人怎麼喜歡慣用“搞”這個字。說有人問一位內地文學教授他是做什麼工作的，那人說他以前搞李清照，現在搞林黛玉。我知道這又是她新編的“聊齋”，不過是為了醒世。在內地不是隨處可以昕到人們在說我是搞什麼的嗎？
以前隻見學生引用教師的說，這位康教授專愛引用學生的話。她為學生主持學術活動，就用她的快活的想像和文學的底蘊，用學生1己的語言，把一個個演講人編織到她營造的清新可人的文化氛圍裏。常常覺得，最好聽的不是那一個個演講，而是她的講評她的解說語連接詞。有一天晚上她在中央大學主持兩岸學術交流活^^校園裏同時，還有三場演講：一個新潮文學的展望，另兩個是台灣當紅小說家李昂和吳淡如的演講。我以為不大會有學生來我們這個演講廳，但是梯形教室裏層層端坐著恭聽的學生。幾位演講人都講得不錯，就是有點各講各的。康來新在結束語中講到校園裏有這麼幾個活動同時在舉行，我們每個演講人發言不一樣，這使我們這個演講會非常地“後現代”，可以使學生對21世紀有非常豐富的想像。
會後有人對康來新說你真能吸引學生。她笑道：“我有淫威。”說完下巴往上一翹大笑。
第二天是假日。學校食堂無人吃飯，隻我們幾個上海和北京的來客。康來新早對食堂關照了：不過還是來喊了我們陪同前往。我突然看到她的大衣是反穿“，脖頸後的衣服牌子“昭然若揭”。我說你的大衣穿反了。她一看，趕緊脫下把大衣翻過來，說昨晚演講會後，她又回辦公室工作到淩晨五點。
說著她左邊一根盤著的辮子掉了下來。於是才注憊到她一定 是剛從床上爬起來。這天是休息日她才可以這樣對付過去。其實她常常淩晨入睡，出現在人前的時候，不僅服裝、飾物總是新鮮的，連發式也是隨服飾變幻的。上午覺得她這身裝束真好看，下午覺得她這一身更好看。
她教學，主辦學術活動，寫書，編書，出書——她自己還辦書局。我在台灣時，她正麵對一篇即將召開的另一個學術會議的論文。別人都交了，惟她沒交。她要安排我們去阿裏山去故宮去幾所大學去各種有特色的餐館。她要請人在我們的房間裏準備好4種水果、果汁、冰水、咖啡、麥片、茶葉，乃至吸管、一次性筷子等。同去的上海畫家叫我把房間內所有的櫃門、抽屜都打開看看，說不定還會發現什麼寶物。
康來新不大有時間睡覺，就怕在看故宮看文藝片時睡倒，人家會說這人多沒氣質。她看電影《麥迪遜橋》就累極而睡著了。她說她都不好意思對人說這事。不過她對我說了，她一定也會對別人說的。我想她不好意思說的事常常都會對人說的，連同“不好意思說”這一層一起端出來。
她也沒有時間吃飯。早餐自然顧不上吃的，午餐也略去了，隻在晚餐時大吃。尤愛甜點、冰食。她好像是用甜點、冰食堆起來的。她大盤吃刨冰，刨冰上灑著紅紅綠綠的果子凍，她的大眼睛也果子凍那樣晶瑩起來。我不大能把眼前這個“果子凍”和教授這個稱呼聯係在一塊。
像這樣酷愛甜點、冰食的，我隻見過兩個人。一個是她，一個是我。吃西式自助餐，我不太喜歡和很有修養很客氣的人一起吃。因為我是違反正常規程倒著吃的，不是從吃冷菜到熱菜到甜點，而是不看熱菜淺嚐冷菜直奔甜點冰淇淋。偏偏在台灣遇見一個同道：康來新。她說她吃自助餐喜歡一個人吃。這句話的內涵，大概隻有我昕得僅。她說做女人好，不高興了可以大吃甜點、冰食。
人說太偏甜食的人任性膽大，因為明知大啖甜食有害身體偏要為之。我想，人不必活太長，如果能盡職又盡興，就不枉此生。我們一行在中央大學訪問後，同行的上海朋友回內地，我和我先生又去台灣中研院訪問。這裏環境是學術的，書是學術的，人是學術的，談話更是學術的。我先生天天有收益，腦子像吃得飽脹的肚子。我嘛，就像見了自助餐上釣熱菜，明知都是好東西，就是提不起興趣來吃。我也不好意思說我對學術不感興趣，可我就是——偏食。
離開中研院，也就是離開台灣的前一天午後，康來新來了。臉色蒼白，大眼無神，聲音嘶啞。她把上海客人送走後，就失聲了。現在才勉強能講話。我問她看病了沒有，她說從來不看病，因為不喜歡看病這個流程。又和我一樣。還是偏甜食的人都這樣？她隻買了川貝枇杷膏吃，甜的，她吃。說著她嘶啞著嗓子傻笑起來。大眼睛笑沒有了，長脖子向前伸著，突出那一張大笑的嘴，和缺了的兩顆牙。
我感到一種鮮活的生命又在體內湧湧地活躍起來。康來新的到來，一下把我拉回生命的本源。笑罷，她那對柯賽特式的大眼睛又閃亮起來。她已經為我們安排好了下午到晚上的日程。她找好了人幫我們把帶不動的書寄回北京。帶我們看一場電影《麥迪遜橋》——我一直想看一直沒看到，她也正好想重看一遍，這次自然不會再睡著。請我們吃一頓正宗台菜——我們在台灣吃了眾多的中餐西餐小吃快餐，就是沒有吃過一次台菜。晚飯後帶我們去誠品書店一一我們跑了台北不知多少書店，可是後來才知道最好的誠品書店我們沒去過，好遺憾好遺憾！康來新的出現，使我們的台灣之行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不過她怎麼知道我們沒去過誠品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