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鞋，也習慣了在多種公眾場合的形單影隻。在迪斯尼突然麵對著一地的白網球鞋一地的同類，反而懵了。不明白自己這是在北京還是在洛杉磯？在北京，從沒見過這麼多的女性穿一樣的網球鞋；在迪斯尼，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鞋兄鞋弟”？
第二天去好萊塢，又見一地的“鞋兄鞋弟”，好像四海之內皆兄弟。後來才知道，美國女性這兩年時興穿白網球鞋。哈，我生出來就穿這鞋了，我的鞋率先時髦了，原先還以為我的鞋自甘落後呢。
我得意地在洛杉磯走來走去，就像一個領導女鞋新潮流的鞋業大王。
某時某地
這是你嗎？
故事發生奄I979年。一個年輕人在他下榻的賓館，看到一幀1912年的照片。那是一個姣好的女子，美麗中有幾分無奈，矜持中有幾許期盼。他看糊塗看癡呆，不不，他清清楚楚地明白，他要找到他的愛。他用心誠，求得時光倒轉的可能，不過他身上1979年的衣物必須一點不剩。否則即使倒轉到1912年，哪怕衣袋裏有一枚現在的錢，轉瞬又會回到1979年。
青年穿上1912年的服裝，天天默念著1912年，終於有一天醒來時，照耀著他的，是1912年的晨光。他立即四處找她。河邊一個倩影遠遠地望著他，好像多少多少年以來就這麼站著在等他。“這是你嗎？”她微微地啟動了唇。她拋下了她的明星桂冠，衝破了一切的阻力，迎向他那對被愛灼燒被愛照耀的眼睛。他望著她，脫下西服一拋，西服兜裏掉出了一枚錢幣，1979年的。他大驚。他把手伸向她，她把手伸向他，然而他和她已經在時間隧道裏一下被拉開了。她那雙伸出的手，遠去了。
他的身體回到1979年，他的精神再也回不過來，他棄世而去。那片刻的四目相對，片刻裏眼神如雷電如火燒如愛的升華如愛的普照，於她是等了一輩子，於他就是愛了一輩子。
這是美國80年代初的一部電影，叫《SOME WHERE IN TIME》，或可譯成《某時某地》（國內意譯成《時光倒轉七十年》）。我聽到這個電影故事，已經是1995年的8月底。那天孫康宜要來我家。我知道她是耶魯大學東亞係的係主任，沒有見過。學者教授自然又是正襟危坐談學術，我如何不學無術也不好意思表示對學術不感興趣。倒不是要裝相，總得顧及禮儀。
孫康宜來了，一襲幾乎長及腳背的牛仔裙，一雙果綠的像舞鞋那樣的粗跟鞋，一頭披肩卷發後係一個蝴蝶結。分明是個藝術家，或者生來應該是個藝術家，或者她現在怎麼就不是藝術家？
她進門先送我一盒錄音帶。後來才知道她從來沒有送過別人錄音帶，她也不知道怎麼就想起送我這盒《某時某地》。我把音帶放進收錄機。她在音樂聲裏給我講起了這個電影故事。我想我半個月後去美國一定要找到這部電影。到美國的第三天我去好萊塢影城，影城裏一直播放著音樂，輕輕的，想昕的人能聽到不想聽的也就昕不到。我事實上什麼也沒聽到，忽然，一個樂句從我心裏親了出來，哦不，是影城播放的，不不，那是我心裏的樂句，是我一直一直在昕見的，我的腦子裏一有空閑就飄浮起升騰起這些樂句。沒有想到，好萊塢影城專為我送來我之所思。我一下定在原地，又順著時光隧道飄進1979年，飄進1912年。
10月初的一個晚上，我走進康奈狄克州的孫康宜家。她說才知道國內也有CD，這次要把《SOME WHERE IN TIME》的CD送我。CD效果自然更好，先放給我昕聽。音樂響起，她看著我眼睛裏充滿了驚歎-怎麼樣？好吧？多好啊！這麼好的音樂啊！你能想像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東西嗎？她搖曳著輕舞著旋進了音樂，她就是音樂中人，迷醉地從電影屏幕上看著我。
臨走時她找這部電影的錄像帶給我。怎麼找不著了？怎麼怎麼也找不著了。她找，她急得皺起眉頭；又找，又急得皺起眉頭，直找得衣裙也氣得皺了起來。
等她從她的同事家裏找回這盒帶的時候，我已經在康州租到《某時某地》看了兩遍。離開康州不久我去了澳門。澳門朋友請我吃西餐，餐廳一側有人彈鋼琴。琴聲似有若無，隻是用幾個音符，在空寂的餐廳裏綴上幾顆寥落的晨星。朋友正對我說什麼，忽然那幾顆星碎開了，碎成彙成細細的瀑布直瀉下來。那是《某時某地》！瀑布愈衝愈闊大，把我衝進鋼琴裏。隻我的外殼留在餐桌旁敷衍著朋友，天！
離開澳門不久又去了台灣。台灣友人請我在一家中餐館用餐，放著民樂。突然，《某時某地》在此時此地一下鑽了出來，鑽進我的心裏眼裏。我無論怎樣想憋住不讓淚水湧出，偏偏還是湧了出來。大家都在嘻嘻哈哈，我隻能低下頭去，任淚水掉在一個個音節裏，左側一教授見此狀大惑。他一定在猜測緣由，但他絕不會想到是因為一支康宜送我的樂曲，一支追隨我來的樂曲，康宜站在旋律裏，踩著音符向我走來，向我走來。
還要加上貓虎牛
女性身上的背包，可能是服飾的一個最靈動最動態最有張力的部件。初見孫康宜時，覺得她的服飾很個性又很諧調。惟獨那隻背包，怎麼我行我素地鼓鼓囊囊自我膨脹？她說背包外層裝了三瓶汾酒，是北京一位朋友托她帶到美國轉交那朋友的朋友。康宜已經十年沒來中國，她要買書，要購物。這三瓶酒無法托運，回美國時登機、過關隻能一路背著。我說真是太重了。她說別人叫辦的事一定要辦好。說那位想帶汾酒的北京人，三次托人帶往美國三次都沒帶到。
她一定要把酒帶到。
她還答應女兒在北京買一隻玩具狗，她買到了。她打電話來嗬嗬地快活著，說她買到了一條北京最大的狗。她怕狗寂寞，又買了一隻小貓一隻小牛一隻小老虎。可就是——她的聲音苦起來了，說她等一個學生等了兩三小時沒等到，一會兒隻好在房間門外，在飯店總台給那學生留條。
明晨就要回美國，這晚她和幾位朋友有個聚會。歡暢的晚餐後，她又苦著臉對我說那學生還是沒來。原來那是一個想去耶魯跟她讀研究生的青年。康宜從耶魯帶了申請表來，一到京就打了十來個電話找他，直到今天才和他通上話，告訴他下午兩點到五點她在飯店，他怎麼會不來？是不是他聽成兩點到五點不在飯店？康宜很現代很快捷的。隻這件事她絮絮講來細細講來，說那學生或許是很好的呢？可她總要麵試否則怎麼知道他英語究竟怎麼樣？或者回飯店再給學生打打電話看，要是打到還可以請他來一下吧？這麼晚還可以請他來吧？否則弄不好他要失去這次機會了。
好像，康宜總在希求世事的圓滿。她家的書櫃裏，有一本關於古典詩詞中女性研究的書，上自先秦，下迄清朝。是什麼樣的作者寫出這麼不一般的書？她通過出版社找到作者——西安交通大學的康正果。又知道他在60年代中後期蒙冤入獄。正好東亞係需要這樣一個人才。天知道她怎麼就能把康正果一家四口全從西安調進了康州。康正果在耶魯教學同時寫了不少文字，在海內和海外。我笑道：康正果先生，你是不是到了康州就成正果？
就有些人以為孫康宜好有辦法，給她寫信、專程找她要求調耶魯。其實她隻是有想像力。她甚至不大願意參加各種活動，她說否則就墮落了。在美國教學，奮鬥到終身教授的頭銜，從此衣食無憂。她說如果拿到終身教授就不寫東西，那就墮落了。好像，她特別容易“墮落”。好像，她周圍布滿“墮落”的陷阱。她每天從係裏下班回家，晚上總要用一小時寫作。“這一小時一定要寫的。”她說，我明白，否則她就“墮落”了。
我在康州時，有一次她開車被撞，左手受傷。她說幸好是左手，否則不能寫作了。她怎麼就沒想到幸好沒撞成重傷，或者更慘？人首先有生命這個本體，還是首先要不甘“墮落"？還是先有不甘“墮落”，後有進化論後有人？
國內有人去耶魯，回來常有人問：見到孫康宜了嗎？好像沒見到孫康宜就像沒到過耶魯。但是康宜還在天天不甘“墮落”。她九年前為丈夫生下一女。她說這是給丈夫的禮物，因為她陪丈夫的時間太少，而丈夫給予她的太多。那麼她陪女兒的時間多嗎？當然她有替身——狗呀貓呀老虎呀牛呀。
她的書桌上，放著一部一千頁的大厚書稿，關於自古以來的女作家的。當代女作家、《耶魯潛學集》等等中文、英文著作的作者孫康宜，正在盡主編的責任做細細的校訂。書桌一旁有一本《臉譜大全》，有一千零八個臉譜。友人在扉頁上題兩行字：“一千零八麵，世相也難全。”康宜讀這兩行字，讀出幾行淚。想到人生包含了無限的可能，也就包念了無窮的誘惑。但她凡事求完美，而實際上，“每個人又承載不起太多的完美。正如承載不起太多的夢想。一種夢想往往總是要犧牲另一種夢想。因此，人生才有所謂的選擇。選擇的意義就是體認世事之間的互相排斥性與難全的本質”。
寫下這番話的是孫康宜教授。但我覺得更本質的孫康宜是藝術家，是明知難全還是要求完美求全的。調康正果還要調他的妻兒，買了玩具狗還要加上貓虎牛。
永遠的準舞鞋
孫康宜有一次在台灣講課後，好多人圍上講台。她很髙興自己講課的成功，笑著等待大家提問。大家提的是同一個問題：你的鞋這麼好看是在哪裏買的？
當然這是康宜自貶的笑話。不過確實在講課後她告訴圍上她的女生們，她的鞋是她根據一種拉美的舞鞋設計的，在台灣的哪兒哪兒訂做的。後來她果然看見台灣街頭出現了和她一樣的鞋。她說這鞋的版權是她的，不過不要了。她二年前在台灣一下訂做四十雙，隻顏色各各不同。“世界上的顏色我都有了。”她笑。後來她又在台灣訂做過，她說那是第一批鞋的兒子孫子了，說做女人多好，下輩子還要做女人。她這二十年來一年四季隻穿這一種鞋，而且準備一直穿下去。
我得記住，我下輩子如果遇上一個隻穿這一種鞋的人，那一定是孫康宜轉世。
我想起我家裏一大堆新的舊的半新不舊半舊不新的白網球鞋，也是從大學穿到現在，而且充充裕裕地迎接未來。
相像的人在一起，有時又可能很不相同。好比她總穿準舞鞋，我總穿網球鞋，都有一種不易更改的執拗。在康州時，早就約好了10月9日我去耶魯大學東亞係作一次演講。8日她來電話說演講前她開車帶兩位朋友來把我早一點接到係裏，說她是個緊張的人，總希望大家早一點到。我說我也是個緊張的人，如果她和朋友們早早地來了，我說話多了，一會兒演講就不行了。我們各持己見幾個回合。
這是準舞鞋與網球鞋的偃持。
她當然不會勉強人，我到底自己坐車去耶魯了。我緊張地盯著前方生怕不準時。也不知怎的，就向右一看，這麼一看，正看見康宜從一個小樓的高台階上走下來。康宜！我叫起來。
康宜大驚大喜地拉住我。她陪朋友到耶魯出版社找書目，要不她不會來這幢樓，不會從這個台階上下來。當然我要不是神使鬼差地就在這一瞬間向右看去，此時此刻，某時某地。
走進耶魯大學，門內一側有一麵鏡子。康宜指著鏡子：你看鏡子，多好玩。你看你看！好像，她第一次來耶魯第一次見到鏡子。走進校園，地上蹦跳著鬆鼠。她指著鬆鼠：你看鬆鼠，多好玩！你看你看。然後就叫我和鬆鼠合影。她剛對好鏡頭，我的搭檔鬆鼠跑了。再換一個角度換一隻鬆鼠，又跑了。數次更換搭檔後，康宜到底把鬆鼠捉進了鏡頭，實現了她又一個美麗可愛的願望——叫我和鬆鼠合影。
一個女人，有很多美麗可愛的願望，就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女人。康宜敬候鬆鼠的樣子，如果拍下來就是一幅廣告畫：還要做女人。
那天晚餐後，耶魯的鄭愁予先生開車把我們送到耶魯的一個停車場，讓康宜開上自己的車回家，然後鄭愁予再送我。然後我就要回北京了。康宜走下車，她回過身伸長胳臂與我拉著手。終於一下鬆開了，像《某時某地》，我從1912年一下回到1979年，她從隧道裏一下遠去。她從剛才還親密地坐在一起熱鬧著的汽車裏，一下退到暗處，退過大洋，在地理的隧道裏用光速滑向相反的方向。美國東北部康奈狄克的她與中國北京的我，隔山隔海地見不著了。如何地說世界很小，相親的人就覺得世界太大，隔山隔海地大，刹那間準舞鞋和網球鞋就站在了地球的兩頭了。哦，永遠的準舞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