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儒羅欽順(1 / 3)

碩儒羅欽順

驀然回首之際,他們,消隱在渡口、瓦市、驛路和山徑間,成為今人眼中漸去漸遠的背影。儒者——這一延續了幾千年的特定人群,在今日中國已決然地消失。如同帕夏之於土耳其、僧侶之於印度、韃靼之於草原、哲人之於希臘、商賈之於以色列一樣,儒者之於中國,是幾千年來帝國給世界呈現的最清晰、鮮明的形象。

吉安是出大儒的地方,有名有姓的名儒不少。泰和人羅欽順,正是吉安數以千計的進士中的一位。他於弘治六年廷試中探花,一生中規中矩,沉靜而多思,持重而保守。這位活了83歲的老人,一生閱曆可謂豐富,曆經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個皇帝。在他經曆的時代中,他的名頭遠不如嚴嵩、張居正、海瑞、王陽明等人響亮。作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他一生的學術主張與王陽明相對立——王陽明是驚世駭俗、狂飆突進的天才式的思想家;他則是中規中矩、中流砥柱的傳統派。

如果說激進派總是時代的先鋒,其價值在於打破舊有的文化格局,從而激活新的思想,帶來新的文化曙光,但有時難免矯枉過正、劍走偏鋒、以偏蓋全的話,保守派則自有其保持文化價值的永恒性、不變性、堅守文化家園的血脈和氣息的功績,是文化堅執的守望者和維護者,但讓人詬病的則可能有不思進取,陷入固化和停滯的負麵。

作為兩種文化形態最典型的代表者,王陽明和羅欽順,進行了長達半生的辯論。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羅欽順在吉安,並非是意見領袖和精神支柱,相反,吉安的文化大本營早已為王陽明所攻陷:吉安名士大部分是王陽明的信徒。著有《明儒學案》的黃宗羲說:“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而江右的王學後進,則大部分出自吉安。因此,羅欽順在吉安,又可謂是孤獨的,寂寞的。也許是我的逆反心理作祟,對於聲名不顯者、寂寞者,反而會多幾分同情和重視,因此,檢索欽順一生及其思想,不期然而然地來到我筆下。

其實,早在當世,以至於滿清,為羅欽順正名和鳴不平的人大有人在。曾被康熙稱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在《困知記序》中說:“前代碩儒,巍然在西江者,餘幹則胡敬齋,泰和則先生。”這裏的“先生”即指羅欽順。張伯行稱羅欽順為“碩儒”,既代表了相當一批知識分子的心聲,也符合曆史的實情。碩儒羅欽順,可謂是對這位思想家最好的稱謂。

羅欽順,字允升,自號整庵,生於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卒於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在當世,他無疑是長壽者。當其晚年回歸桑梓,在吉安泰和西岡鄉間,拄杖行於阡陌之上,一種持重、端然的風度讓人肅然起敬,鄉黨們對這個耆老的敬重,有時包含了幾分對時間在其身上停滯的神秘之感。因而,“古老”的整庵老人,隻能讓人聯想到宗祠、社廟、古柏之類的東西。

西岡這個地方,離我們今天聞名遐邇的井岡山相去不過百裏,其風景卻一點不遜色於後者。隻是沒有後者險峻和幽深,而多了幾分平曠、幽靜和蔥蘢。他曾在一首詩中,這樣描繪家鄉的景致:“家住西岡地頗幽,房前屋後多平疇。一溪流水去無路,四麵青山來入樓。”在其著作《整庵存稿》中,對於故裏的描寫,更有散文化和細致的描繪: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為上模裏。裏中著姓惟曾與羅。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裏許,勢若鼎足。石牛山為裏之鎮,比立多秀峰,其南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穀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合為一溪,繞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行以溉其田。其西有流泉一道來會,遂別為一溪,同為雙龍之水。西溪又分為二,其一縈帶兩村間,再折而出於下村之背以合乎東溪;其一出上村之背,直趨於西岡,小徑之水過之,同流裏許以與雙龍之水合,又曲折北行四五裏入於馮嶺之江。蓋上模之山川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姓世不乏人。

在如此寫實卻詩意橫出的畫麵中,對家鄉美景的誇耀是這般的真誠和徹底。吉安士人,多有一個共性,即“隱士”情懷。也許是吉安山川宜於“滅影深山”,於出世間保全自身。但吉安的文人卻又總是致力於“功名事業”和“明道救世”,良辰美景的誘惑,也總是天然地被他們心中的道德感給抵消了。

羅欽順也不例外。在其對家鄉讚不絕口的稱頌如同表揚自己老婆如何賢惠可愛,一種林下隱意已昭然若揭。因而,羅欽順後來出道做官,無論官多大、皇帝如何器重挽留,也執意要致仕回到泰和鄉間養老,恐怕思戀家鄉美景是個重要因素。如同鴉片之於癮君子、佳釀之於酒徒一般,攝去了魂魄,令其魂不守舍了。

在其文稿中,不乏記敘與親人在鄉間共享天倫之樂的畫麵。如一則寫他起廢複出時,辭別外舅及內兄,在寬敞的居室內,細流繞砌,把酒言歡,清趣滿堂,這時明月東升,“水光益瑩,聲益清,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侄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夜分大醉乃已。……每憶茲堂之勝,未嚐不慨然拂衣而往,以數從君遊也。”從羅欽順幾欲“拂衣而往”的慨然中,歸於田園、林下之誌已很直白。很顯然,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情,糾結於包括羅欽順等一大批在仕途奔波的士人。體製性的規定,使得這些金榜題名的士子們,不可能逍遙於體製之外,去過自由、閑適的生活。既入鳳林,在享有榮譽的同時,必須扛起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為社稷,為百姓。或者更直白地說,為皇上。

江西大族往往有一個現象,就是人才集聚性地出現。打個不太形象的比喻,如同挖紅薯,一提一大串。羅欽順出自一個正統的儒者之家,祖父羅鐸、父親羅用俊,都中過鄉試,分別做過縣學訓導、國子助教,到羅欽順這一代,三兄弟俱舉進士。長欽順官尚書、次欽德官憲史,次欽忠官大丞。羅欽順子侄輩五男五女,其中五男均為庠生、國子生,欽德子珵舉進士,屬於典型的“一門幾進士”。在一首獻給父親的詩中,羅欽順寫道:“老父自應多受福,諸兒都幸略成章。”一種幸福感、滿足感和自豪感溢於言表。

這樣的家族,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典範之家。書香門第,恪守本分,孝悌忠信,崇禮知恥,這個被文化深深浸潤的“五好家庭”,不僅蔭蔽著家族子弟,也深深感染著四鄰鄉親,讓人羨慕、向往並效仿之。可以想見,羅家在當地受尊敬的程度。在崇尚官本位的傳統社會,羅家的社會地位、紫袍冠帶,固然讓人敬畏和尊重,但真正讓人服膺和感佩的卻是文化本身,是讀書人由內而外生發出來的一種崇高的道德感和以文化人的努力。

這正是羅欽順窮其一生的事業。雖然他舉過進士,當過大官,但他始終將學術作為畢生努力的方向,將孔孟程朱作為自己學習和接近的對象。換言之,聖人事業是他的誌向,當官非他的終極理想。沉湎於孔孟之道的沉思和諦悟,將一張被仕途的風塵弄髒的臉洗淨。

一個學者的形象,漸漸水落石出。

出生於書香門第,又“早以儒冠對紫宸”,羅欽順一生應該說是完滿的、無憾的。這樣的“美麗人生”總不如曆經坎坷而終名就功成者更吸引人。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即便是小說中的人物也好,著述者也總是報以對主人公深切的同情和祝願——期望他筆下的人物,“歲月靜好”、“現世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