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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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最有名的兩條路是，井岡山大道與陽明路。前者道路壯闊，兩邊的建築如印刷機般堅實和平整，有著蘇俄情結的曆史風貌和審美趣味。革命的紅旗，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吉安最驕傲的資本。以至於一度，這座山名，蓋過了市名。我就曾遇到不少外省人，大凡知道井岡山，但不知井岡山在吉安轄區內的，總有不少。情有可原，江西名山，以文化燦爛積蓄聞名的，有廬山；以奇特地貌和道教名世的，有龍虎山；以峰巒奇絕使人傾倒的，有三清山；以高山草甸而引人注目的，有武功山。甚至吉安郊外的青原山，因七祖行思在此弘法，而享有禪宗名山的美譽。井岡山確乎是沒什麼說頭的——就連它山名的來曆，都帶著“野狐禪”味——據說井岡山本意為“井江山”，因明清時期遷居來此的客家人，以山下的井江稱呼其山，而客家話中，“江”的發音讀“gang”，“井江山”遂被人寫做“井岡山”了。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登上井岡山——從此，該山響徹環宇。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朱德，多年後故地重遊，揮筆寫下“天下第一山”。
陽明路，則是為紀念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而命名。吉安名人可謂多矣，而獨以陽明，來命名市區這一由東向西的幹道，可見吉安人對陽明的尊崇。現在，那麼多年過去了，陽明踩踏這塊土地的足跡，早已湮滅。當年的道路、樓宇、館閣，也早已麵貌全非。但此地，不因朝代的更替，建築的興廢，而忘卻這位哲人，這足以讓逝者感到安慰。
相比井岡山大道的寬闊和壯麗（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陽明路則消瘦和寂冷。車流、人流，甚至白雲的投影——相擁在井岡山大道上，喧鬧的聲音和由紅旗、綠樹、招牌製造的色彩，也往大道上堆積。由數十個花崗岩鋪就的台階之上，是毛主席紀念堂（隔壁是個文藝學校，眾多漂亮的女孩和身材挺拔的男生，用青春的激情，散發出多餘的能量）。假如主席能夠走出常年關閉的大門，來到平台上，便能看到眼前的大道，和道路東側那著名的廣場。在革命情結盛行的年代，全國各地的城市中心，幾乎都將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景觀複製了一遍。三隻雄雞引頸高唱的雕像，成為市民嘴裏的話題（直到今天，我沒有看懂建造者的意圖）。所幸，這座雕像後來拆除了，那被人仰望的位置夷為了平地。至於，廣場中心現在矗立起來的是什麼雕像（我記得有），但想不起來了。這似乎也說明，公雞給人的印象如此之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並非失敗之作。
去往陽明路先要接受一座新華書店的檢閱——我曾經是那裏的常客。這條靜謐的道路，兩邊是古老的法國梧桐樹（它們栽種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時裝店，雜誌店，文具店，和夏天的傍晚必然會有的涼粉攤子、春卷攤子以及清湯店、夜宵店，構成常見的景觀。幾乎沒有人會想到，這條路與王陽明的關係。人們說去陽明路，腦子裏首先映現的便是以上的店鋪和攤點。陽明先生是入世的，相比井岡山大道濃厚的政治色彩，這條路的人情味更濃，我想，這也符合陽明先生的本意。包括我自己，當年作為一個來自縣城的少年，在此讀書，經常在陽明路行走，也不會深究此地和陽明先生的關係。
歲月輪轉，當年的懵懂少年，竟將目光投向了陽明和他那個時代。
2
思想史上的陽明，可以說是在貴州開花，江西結果。“龍場悟道”，緣於一次政治挫折，時任兵部主事的他，因反對當權派宦官劉瑾，被廷杖後貶為貴州龍場驛臣。在那荒山野嶺、天高皇帝遠的邊地，身心受到折磨的陽明，慧根漸漸蓬勃。富有叛逆和懷疑精神的他，在龍場某個漆黑的夜晚，突然從床上坐起，仿佛一個啟示在召喚他：天理非來自格物，而是來自人心！一場浩大的陽明學潮流濫觴於此夜。王陽明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開辟了一條“覺民行道”的路徑，麵向民眾、通過底層覺悟，來達成對天下的改造。這與宋儒，致力於“得君行道”，通過“頂層設計”，來實現救世的理想不同。
晚明大儒、陽明後學黃宗羲說：“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話分量很重。若追述他與江西生死交融的情緣，可上溯到弘治元年七月，時年17歲的他，奉父命前往南昌完婚。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狀元，正任翰林院經筵講官，陪皇帝讀書，仕途不可限量，但命運之手難測，父親的仕途並非如意。王華選擇了江西布政司參議諸養和之女，作為陽明的婚配對象。新婚之夜，諸府喜氣洋洋，高朋滿座，準備拜堂時，新郎官居然失蹤了。也許當天最無所事事的他，出於無聊，信步走到翠花街，走進了一個壯觀的道觀——萬壽宮，偶遇一個相談甚歡的道士，居然把成親這樣的大事給忘了。當他突然意識到此時他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地方時，已是淩晨。諸府尋找新郎的人都已經回來，諸大人顯得既焦慮又憤慨。當這位冒失的女婿終於出現，並道明原委後，諸參議氣得頓足，心中一定懊悔這門婚事。文獻記載，陽明與夫人諸氏關係一直不佳，我想當與陽明新婚之夜“玩失蹤”有關。
正德五年，王陽明（時年38歲）出任廬陵知縣。吉安迎來了正當盛年的陽明——他從貴州龍場，千裏跋涉而來，因殫精竭慮思索聖賢之道，以及貴州山區瘴氣的侵染，而顯得麵目消瘦、形容憔悴。在白鷺洲附近的大榕樹下，他棄舟上岸，前來恭候的臣仆和差役，將他迎入城中縣衙。這條日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此刻，正豎耳聆聽這位傳奇人物堅實有力的步履聲。塵土在他布鞋的踩踏下，輕輕濺起，又緩緩落下。臨街的茶肆、商埠、旅店裏，好奇的人們往外張望。街道樹靜默若處子。——在我日後的回望和想象中，陽明先生漫步進入廬陵城的心情大抵是愉悅的。龍場悟道的振奮，在他心中激起的漣漪，還沒散去。而來到歐陽修、文天祥這些令他敬仰的前賢的故鄉為官，讓他振奮的心又多了些恭謹。
但陽明隻做了半年廬陵知縣，便被提拔到南京刑部任職去了，此後渡過了一段堪稱漫長的屍位素餐的閑職生涯。直到45歲那年，因兵部尚書王瓊的舉薦，被朝廷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禦史（正四品），重返江西，巡撫南安、贛州、汀州、漳州等處，重任則是剿匪。撫贛期間，陽明充分施展“知行合一”才能，不僅屢出奇兵，掃蕩山寇，由其弟子記錄的著作《傳習錄》上卷，也在期間完成並發行，成為當時最大的學術事件，追捧者趨之若鶩。而他事功最輝煌的一筆當是——正德十四年六月，前往福建處理兵變事宜的他，在途徑豐城時聞知寧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亂，立即回轉吉安，發布勤王檄文，調集官軍，以少勝多，一舉平定叛亂，並活捉寧王。
嘉靖六年五月，陽明授命鎮壓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瑤族、僮族叛亂，翌年秋平定。後肺病劇發，上疏告退，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時年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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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在廬陵知縣任上雖短，但其與吉安的情緣不淺。作為一代大儒，其思想對吉安影響深刻。當他來到廬陵開始事業新起點時，應是充滿憧憬的。這片土地不僅蘊育了歐陽修、周必大、楊萬裏、胡銓、文天祥等宋代名儒，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顯目的，作為中央最高決策機關的內閣，從永樂到成化年間，幾乎為江西籍官員所壟斷，解縉、胡廣、楊士奇、陳循、彭時等內閣首輔，更是全部出自吉安。
吉安作為一個人文薈萃之地，思想必然活躍，對於一心想做聖賢的陽明來說，此地適合作弘揚心學的法場。但吉安作為文獻之邦的同時，也民風好訟。當地俗語稱：“袁筠贛吉，腦後插筆”，意思是，吉安等地的老百姓健訟，隨時準備與人打官司。
來到縣衙，陽明發現，接手的攤子有些像燙手的山芋，堆積如山的案子且不說，眼前一個棘手的問題卻亟待解決。簡言之，即是稅費過重問題。陽明到任後查閱公文，發現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安府一份公文，根據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某鈞牌，命府衙吏員，催促廬陵縣召集全縣裏長、糧長，在本縣收買葛紗上貢。
曆史學者方誌遠，在《明代的鎮守中官製度》一文中說：“鎮守中官是中國地方政治製度史上的一個奇特現象。明朝從成祖永樂時開始，向邊鎮派宦官，稱‘鎮守內宮’或‘鎮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間，內地各省也遍設中官，地位在巡撫文官和鎮守武官之上，並專門搜刮地方特長，向皇帝進貢。”到武宗正德年間，由於劉瑾擅權，鎮守中官數量猛增，他們與地方地痞相勾結，以上貢為名，行中飽之實，引起社會廣泛的騷動。吉安府、廬陵縣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