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船
喊的不是一條船，而是一片混沌、虛無的神的居所。
這一天——其實從正月初一就開始了，直到元宵之後，全村的人都出動了，加入到與鄉村諸神的狂歡中。神在平時是個緘默和被漠視的角色——雖然他以極強的滲透力在鄉村存在著，但在風平浪靜的天空下，勞動的場景和日常的生活，暫時讓人們遺忘了這位狠角色。他隻有在幾個節日中被人提起，但他究竟長得一副什麼模樣，卻沒人說得清。他神秘地居住在村頭的社廟裏，偶爾在香燭、炮仗的濃煙中出現，在燃燒的紙錢和潑灑的黃酒中，讓人們嗅到一絲他的氣味——這多半隻是紙錢和黃酒的氣味本身。人們一直相信，廣袤的鄉村大地，居住著神祗。這個信念，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自有中國人以來，就有了，少說也有幾千上萬年了。因而對神的崇拜和祭祀，便要通過一定的儀式反映出來。
地處吉安市萬安縣的沙坪鎮沙坪村，至今保有喊船活動——當地不叫喊船，叫唱船。意思與喊船相同。萬安正月舉行喊船活動的不止沙坪一個村。在吉安，有喊船活動的還有青原區富田鎮陂下村等地。據說，過去，贛江兩岸的村落舉行喊船活動是非常普遍的。它緣自春節期間祭神祀祖的民間習俗。清同治十二年修訂的萬安縣誌《方輿誌·風俗》記載：“元宵……懸所畫神舟，日閑祀以牲醴，曰叩神；夜間，群執歌本，曼聲唱之，曰唱船；持撓執旗廻旋走，曰劃船；每次加吉祥語，曰讚船，金鼓爆竹之聲不絕於耳，既乃飲而罷……少年扮燈者或擎而為龍，或跨而為馬，每到一村先至神舟所，曰參神。罷之，日繞村一周，然後焚燈卸裝，曰收攝。其神舟則於十六日送之，是夜以靜寂為吉兆。”
我們來到沙坪的時候，正是甲午年正月十六日，縣裏接待我們的人，態度的微妙，也頗有趣。在當地一個學者支支吾吾的敘述中，遙遠的“喊船”活動，變得神秘和詭異。其實說來很簡單：現代以來，特別是經曆社會革命風暴以後，喊船活動多半被打上封建迷信的標簽。可以想見，在文革以及前後極左的年代，喊船活動所受到的暴風驟雨式的衝擊。而其能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保存下來，並於近年重新恢複，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奇跡。這也反映出民間文化的生命力有多頑強。長期以來，中國處在一個農業社會，民間的信仰和祭祀活動，是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部分。它蘊含著普通百姓關於宇宙、生命、時間和超自然力量等問題的觀念，是中國人哲學觀在鄉野最大化的體現。與官方創造的文化製度——如科舉、職官、律法、學校以及官方禮儀不同，民間文化的傳播，更多地植根在普通百姓的一代代生活中的“言傳身教”和“口耳相傳”當中。與現代社會破四舊、反封建運動相類似，曆史上朝廷和官府也屢有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而它仍能延續並保存完好，可見它傳統之深厚。
正月的鄉村，寒冷而蕭瑟。隻有春風喚醒大地上的植被時，你才能感受到那樣一種勃勃生機和萬物生長的歡欣。沙坪村處在一個高山背後的山底——唯一一條進入村莊的不寬的水泥路，是近年才修建起來。封閉、隔絕、難以涉足，正是一些民間文化得以保存的客觀原因。一條淺淺的溪流引導我們進入村子。新年的氣息，通過三三兩兩散落的村舍門楣的對聯、門口的爆竹屑，傳遞出來。紅色是奪目、喜慶的色彩——它們在大片的灰黃中脫穎而出。遠遠地看到一行穿著彩色衣裳的人，向我們走來——我們來的正是時候，“迎船”的隊伍，拉開了當天活動的序幕。幾個少年扛著彩旗走在隊伍前列，緊隨其後的執士、鑼鼓、燈彩的隊伍迤邐而來。全村的人湧在路旁，在高大的香樟樹下、溪橋邊和屋簷下，緊張而愉悅地張望，彌漫的爆竹的硝煙蒸騰起藍色的煙霧，使遊行的隊伍顯得莊重而神秘。
我們跟隨迎神的隊伍來到村口的福主廟前。長老從褲腰帶上摸索出一把鑰匙，抖抖瑟瑟地開鎖，打開了廟門。廟極小，僅十來平米，當幾個領事的頭人進去後，已沒有多餘的空間讓人擠入。村口是一片茂盛的水口林，香樟樹、楓楊樹長得高大，樹冠蔭蔽了頭頂上的半片天空，樹枝上披掛著祈禱的人們留下的紅布條，樹兜處插滿了香火。古老的樟樹，在民間總是被視為神靈，其上寄托著村人的喜怒哀樂和無言的敬畏。
爆竹聲重新響起。人們從福主廟中取出一麵畫滿神舟的畫像——當地人稱元宵畫；同時請出的還有幾尊木刻的神像。我注意到，這幅元宵畫，與我平時見到的畫像不同。畫像有2米多高，近2米寬，分上中下三個部分。上部描繪天界，有騰雲而至的日月之神、玉皇大帝、元始天尊、雷公電母、送子觀音等眾神約有30多位。中部描繪的是條寬闊的江河，在波濤洶湧的水上，有二十四艘半神船，俗稱二十四船。每艘船上都或站或坐著各路先賢，達200多位，畫麵繁複綿密而有條不紊，烈烈彩旗和驚濤駭浪，給畫麵帶來一種流動的美感——十二年王、十二月將、七十二煞、屈原太守、青黃二仙、瘟神收毒、競渡三郎、遊江五娘等，神態各異、歡欣鼓舞地乘風破浪而來。下部所畫的則是人間的景象，無論是迎神的官員、觀望的百姓，都有一種喜慶詼諧之色，擁塞的道路上，舉旗、撐傘、挑擔、放炮、推車——各色人等，無不畫得肖似而生動，畫幅左下角是一座人們前往的門樓，上書“洛陽勝景”四個大字。天地人神、萬物共生的情景，撲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