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飛越時間差
鋼鐵的大鳥馱著我們，扶搖直上。
首都機場的建築，北京郊區的田園、林帶、一排排的農舍，漸漸地被由淡變濃的雲層遮蓋了。不知為什麼，有一縷縷別國辭鄉的離愁襲上心頭。去機場的路邊，河南小姑娘的那碗清淡的餛飩竟還令我回味；永遠修不完的首都機場那60元擴建費引起的不快，也煙消雲散；王府井街頭喧囂熙攘的人流，也像家鄉的鬆花江一樣讓我眷戀。
然而，這淡淡的鄉愁，很快被一種新鮮的情緒衝得無影無蹤了。人就是這樣，誰不懷戀自己的家鄉？可誰也不甘心在家鄉的熱土上呆一輩子。外麵的世界很大，外麵的世界很精彩。無論怎麼說，走出家鄉，走向世界，都是一種進步。不管你是被貧困逼得背井離鄉，還是被金錢吸引著別妻舍子。
我們乘坐的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直達東京的747大型客機。三百多名乘客中，多數是走向世界的中國人。西裝筆挺的商人，行裝簡單的求學青年，還有帶著孩子去日本探親的男人和女人．無論是留守男士，還是留守女士，他們不會永遠地苦等。坐飛機的常客都靠在鬆軟的靠背上閉目養神；而新客們都爭著透過橢圓形的舷窗向外張望，盡管外麵除了單調的白雲還是白雲的單調。中國人太渴望了解外麵的世界了。
我們三人―哈爾濱市文化局局長、作家王洪彬，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曆史學家謝肇華和我―既沒有閉目養神，也沒有向外張望，而是在翻看美國駐華使館文化處給我們的一口袋有關美國的背景材料。我們應美國政府的邀請，將以國際訪問者的身份，對美國進行一個月的訪問。這個“旨在增進美國人同其他國家優秀公民之間相互了解”的國際訪問者計劃，是美國政府1940年開始實施的。來自世界各國的十萬餘人參加了這個計劃，其中包括許多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新聞等領域的學者和知名人士。這個計劃1980年在中國實施，已經有鬥一百位我國的政府官員、學者、科學家、經濟學家、藝術家、作家訪問了美國。每年大約50位中國訪問者。
美國政府是很大方的。訪間者從居住地出發以後的一切費用，全由美國政府負擔。而在美國一個月的活動計劃是根據我們自己的要求安排的。如果你的英語好，隻要在華盛頓領一筆費用，就可以在美國獨往獨來做一個月的漫遊了。不會英語的，由美國新聞總署給你安排一個翻譯兼導遊。如果你不滿意，可隨時把他打發走。行前，有朋友對我們說：“小心點，這是美國對你們的感情投資，別讓人家和平演變了！”也是在行前，美國駐沈陽領事館的文化領事白小琳小姐在沈陽召見了我們。這個美籍台灣人白衣黑裙，齊耳短發，爽朗熱情，快言快語，她告訴我們：“在美國多走多看，美國人向你們介紹美國，你們要向他們介紹中國。美國很大很複雜，好的壞的都有。美國政府不是讓你們學習美國，而是要你們理解美國，你們也應該讓美國人理解中國。”白小姐的“政策交底”使我們鬆了一口氣，我們做好了“一次把美國看個夠”的準備。無論怎麼說，美國對這個世界太重要了，而長期以來，我們對美國知之甚少。我們習慣於在陰天、用焦距不太準的望遠鏡看美國，所以那片新大陸給我們的印象，總是昏暗和模糊的，我們當然想看一看陽光下的美國。
不知為什麼，中國人要了解美國總要經過日本。中國和日本真的“一衣帶水”，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們透過雲霧看到太平洋上那個扁葉狀的狹長的島國。我們的飛機是從北京南下，飛上海，再從上海進入東海，然後北上去東京。如果直接從朝鮮半島上飛過，大概用不了兩個小時就到東京了。瀕臨太平洋的東京上空陰雲密布，雲霧中高低錯落的樓群像海市屋樓般神奇，依稀可見的高速公路上汽車像甲蟲一樣蠕動，一片片的建築群被綠樹叢環抱，樹叢中有銀鏡似的人工湖和絢麗的花壇點綴其間。現代的交響樂和古樸的田園詩在東京相融得十分和諧。
我們的鋼鐵大鳥落在成田機場這個亮晶晶的大湖上一一因為剛下過雨，機場上汪著水，水麵上棲息著來自各國的一排排大鳥。成田機場緊張而繁忙，各種車輛湧到剛剛落地的飛機前，為它送食送水，候機大廳向剛剛停穩的飛機伸出巨臂，把乘客攬到自己的懷裏。彬彬有禮的日本小姐向我們鞠躬致意，她們都是一身藍色的製服衣裙，平底黑皮鞋，紅白相間的襯領，托著白淨端莊的麵孔和迷人的笑意，她們纖手一揮把我們引導到美國聯合公司的43號候機大廳，盡管我們日語和英語都不通，熱情的東京小姐還是幫我們順利地辦好了轉機手續。恕我直言，東京小姐要北京小姐溫柔得多，我雖不是“妻管嚴”，但是北京小姐的僵臉和斜眼還是讓我腿軟氣短，因此，我常怕到北京去。
北京時間下午4點10分（東京時間5點10分）我們換乘的美國UA852次班機衝破東京上空的陰雲，直向太平洋飛去。濃厚的雲層像起伏的波浪，我們的飛機像船在海浪中上下起伏，我們被安全帶捆綁著像被裸裏的孩子，驚恐地望著舷窗外翻滾的雲和蒼茫的海，不一會兒就分不清哪是雲哪是海了，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坐上了美國的飛機就像到了美國。美國人說，我們是各種顏色湊起的國家。艙裏坐著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和半白半黃的人、半黑半白的人，連空中小姐也由各色人種組成。高挑白哲黃頭發的歐洲血統的小姐、高胸肥臀厚唇的黑人婦女，像我們一樣黃皮膚黑眼睛的華人女孩，都著黑色白領的製服短裙，像扶持孩子一樣照顧著我們，一會兒送礦泉水，一會兒送桔汁，一會兒送擦臉的毛巾，一會兒送擦嘴的紙巾。她們像輕盈的蝴蝶一樣在我們的身邊飛來飛去。
大約是北京時間晚上6點，窗外的雲層暗淡下來，不一會兒竟全然黑下來，黑得深不可測，隻能看到飛機翅膀閃閃爍爍的紅燈。空中小姐推著不鏽鋼小車為我們送來豐盛的晚餐：熱烘烘的煎牛排和炸雞，剛出爐的麵包，鮮嫩的蔬菜沙拉，掛著露珠的水果，還有叫不出名的各種袖珍小瓶的酒水。因為我隻會說：比爾（beer)，所以隻能喝啤灑了。有冷有熱的空中晚餐比我們民航經常的一色“冷盤”要好多了（很危險，剛一上美國飛機就崇洋媚外了，我暗暗警告自己。）我醉意微熏，披著深灰色的毛毯，依在靠背上。機艙內一片昏暗，人們都漸漸陷入夢鄉。不覺中，我發現在舷窗邊露出一縷白光，我輕輕撩開窗幕，隻見灰蒙蒙的天際出現一條白色的光帶。光帶越來越寬，越來越長，越來越亮，轉瞬之間這白色又被玫瑰色代替，這玫瑰色由淺漸深，旋即整個天空布滿了紫盈盈的雲霞，無比瑰麗和典雅。漸漸這玫瑰色又一點點地淡化、淡化，轉眼間幻化成一片金黃，一種被光澤點染的黃色，一種華貴燦爛的金色。這便是太陽的光彩，這光彩從雲的縫隙裏射出，雲像一團團燃燒的煙火；這光彩灑在飛機上，飛機就鑲上了一層金箔；這光彩又給每一個舷窗投進一束金絲。機艙內所有的人都從昏睡中醒來，驚喜這突如其來的晨光。可惜我沒能直接看到太陽，也許太陽正在我們的頭頂，也許太陽躲在雲層的後麵，可這太平洋的晨曦已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壯麗的景觀了，它永遠刻在我記憶的底片上。我看了一下手表，現在的時間竟是北京時間晚上9點30分，從下午6點到9點30分，我們度過了一個最短暫的黑夜，我們的飛機從西往東飛，太陽自東向西轉，這便形成了一個超越時間的速度，使我們提前和太陽相會並擁抱了，於是黑夜變短了。我想起去年5月我去希臘訪問，我們的飛機在首都機場起飛是黑夜，到了亞洲的沙跡是黑夜，到了歐洲的蘇黎士天剛蒙蒙亮，我們過了一個十多個小時的黑夜。那時我們背著太陽向西飛。雖然後來太陽趕上了我們，可還是推遲了會見的時間。
這就是“時間差”和我們開的玩笑。
為了看清這個世界的本來麵目，我們必須飛越“時間差”。
我們正是飛越太平洋上的“時間差”之後到達美國的。
舊金山給誰戴花環
和當年許多到美國淘金的中國人一樣，我們也是在舊金山登陸入關的，盡管我們不是來淘金的。這時的北京時間是淩晨一點，而舊金山正是陽光明媚的早晨。
“先生，我能為您做點什麼？”這是美國所有公職人員麵對每個公民的第一句話。話雖然很客氣，可機場海關人員對中國人的檢查是相當嚴格的。因為許多非法的中國移民經常是拿著假護照在這裏闖關的。盡管我們帶著美國駐華使館的“密信”，還是受到仔細的盤查，感謝機場的一位華裔小姐給我當翻譯，幫我填了幾張表，才最後一個走出海關。
“你就是賈先生吧！”悅耳的港味普通話，使我一陣驚喜，走來一位穿紅底藍花棉布上衣和白色亞麻布長褲的華人小姐，她個子不高，長圓臉大眼睛，梳著搭肩的長發。“我叫吳瑞卿，是國務院派來給您當翻譯的！”一路上我們還議論，如果能碰上一個男翻譯就好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能和吳小姐共事同行，是很幸運的。按著大陸的說法，吳小姐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她窮苦出身，父母都是香港的普通勞動者，她聰慧好學，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中國文學及語言，獲博士學位，她1988年8月定居在美國西岸的A區，先生是一位當地有名的華人律師。吳小姐開始在香港電台做節目主持人，後又當報刊專欄作家，並連續給香港的《晶報》、《文彙報》、《中運報》、《商報》寫專欄，她出版過散文集《但願人長久》，是請飛先生為她寫的序；她還是位歌詞作家，她創作的《月光民謠序曲》、《中國節日組曲》在香港是很有名的。吳小姐說，她到美國之後是當“打工仔”，除了同時給《明報》、《星島日報》、《商報》的專欄寫稿外，還是美國國務院的合約翻譯。這次給我們當翻譯，就是掙錢的活，這樣的活一年有三四次。她是自己要求接待我們這一夥的，因為我們也是作家，可能共同語言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