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伯倫在他的散文詩中分析了東方苦難的原因，不隻是采自民族的外部，更重要的是來自民族的內部，來自精神上軟弱、愚昧。他在《奴隸主義》一文中寫道：
走進宮殿、學院、廟宇，站在寶座、講台、祭壇前，我發現勞工是商賈的奴隸，商賈是大兵的奴隸，大兵是官宦的奴隸，官宦是國王的奴隸，國王是牧師的奴隸，牧師是偶像的奴隸。但是，偶像是魔鬼弄來的一把泥土，並且將之豎立在骷髏堆上。
我進過富豪的家宅，我進過窮人的茅舍，我睡過鑲金嵌銀的象牙床，我宿過魔影翩躚、死氣沉沉的破屋。我發現幼兒將奴性和著母乳一道吮吸，少年將屈辱伴著拚音字母一道領受，少女身穿用馴服 傲裏子的衣衫，婦女躺在屈從的床上入眠。
……
（仲躋 等譯）
分析是多麼鞭辟入裏！這使我們想起魯迅先生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兩位大師雖不在一個國度，但卻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嚴重危害著東方民族的精神疾病。更可怕的是，這種病具有遺傳因素，正在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他們一方麵對精神麻木的民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方麵也表現和歌頌了對黑暗和醜惡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如魯迅的《秋夜》、《這樣的戰士》等。
民族情懷是優秀作家血肉的一部分，即使他遠離祖國，他的心依然會和祖國的脈搏一起跳動。泰戈爾成名後曾周遊世界，但他的“意識”並沒有“流”向西方，而是始終依戀故土，他的作品總是保持著濃鬱的民族風格。紀伯倫後半生客居他鄉，長期在國外生活，但這並沒有減少他作品中的民族成分。他一生都在患著懷鄉病，並經常出現在作品裏。屠格涅夫晚年也是僑居國外。他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通過對民族語言的讚頌，表達了他對祖國的深切思念和苦苦戀情，感情熾如岩漿，讀之燙人肺腑，感人至深。
強調作家的民族情懷，並不妨礙和排斥對外國優秀文化營養的吸收。我們從魯迅、泰戈爾、紀伯倫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對國外文學技巧的借鑒。正像卞之琳先生所說的學習西方文學技巧不是為了“歐化”，而是“化歐”一樣，他們的借鑒是為我所用，立足於創新。他們的作品紮根在民族的土壤裏，深深地浸透著民族精神和時代特點，為本國人民所喜愛。
民族情懷，包含著對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我國是，一個詩國，也是一個散文大國，有許許多多流傳千古的珍品，蘊含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技巧，尤其是一些雋永簡 潔的散文小品，具有散文詩的素質，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五、在時代的熔爐裏冶煉
這是一個老話題：作家與生活、與時代的關係。但這絕不是一個過時的話題，而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前些年詩壇曾流行這樣的說法，詩的本質是純粹的“自我表現”。似乎詩人離開時代和人民，離開火熱的生活，也能寫出好詩。於是，詩壇出現了一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探索”之作。雖然作者們“自我感覺良好”，作品受到讀者的冷落卻是公認的事實。
這些詩作者們忽視了中外文學史上無數傑出的詩人所提供給我們的基本經驗。那些流傳下來的偉大詩篇，有多少是表現詩人遠離時代離群索居的一己悲歡？一首也沒有！他們的詩篇不是沒有“自我”，“自我”更多地體現在獨特的藝術個性上，表現的內容和感情卻屬於那個時代。
散文詩也有類似的現象。當前的散文詩為何一直未能出現深刻表現這個時代特征的恢宏之作？說到底，還是散文詩作家的素質和修養問題。對所處時代的體驗、理解和認識，是散文詩作泎家最基本的修養，也是最能體現出水平的修養。
古今中外的偉大作家和詩人，都很重視生活實踐對創作的決定性作用。屠格涅夫說過：“我現在所有相當不壞的東西，是生活賜給我的，而完全不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一般說來，生活就是‘一切藝術永恒的源泉’。”艾青在其名作《詩論》中說：“生活實踐是詩人在經驗世界裏的擴展；詩人必須在生活實踐裏汲取創作的源泉，把每個日子都活動在人世間的悲、喜、苦、樂、憎、愛、憂愁與憤懣裏，將全部的情感都在生活裏發酵，醞釀，才能從心的最深處，流出芬芳與濃烈的美 酒。”臧克家也說過：“對於時代精神，詩應該是最敏感的水銀柱。沸騰的生活像海洋。而詩呢，詩就是它的波浪。它反映出社會主義生活的五彩繽紛，它歌唱出人民創造的巨大聲音。”（《一九五六年詩選，序言》）
散文詩發展的曆史告訴我們，那些傑出的大師們之所以能夠寫出反映時代精神的不朽作品（如高爾基的《海燕》、魯迅的《過客》、屠格涅夫的《門檻》等），首先是因為他們投身於時代的洪流，感受到了人民的心聲，看到了時代發展的方向。
一切胸懷大誌的散文詩作者，走出個人狹小的天地，勇敢地到時代的熔爐裏去吧！冶煉自己！燃燒自己！在燃燒中體察民意，在冶煉中頓悟人生。從而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時代的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