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觸角曾纏上過考據學，說考據學是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學問，說胡適提倡考據學（“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等）是反抗革命。於是，學者開始遊談無根，放言宏論，不顧事實地下結論。其實，考據學不過是尋求曆史真相的一種方法、工具而已，無所謂階級性，誰都可以用，就像市場經濟一樣。考據學這種工具因以實事求是為原則，故有很強的科學性，與西方的科學實證是相通的。清代考據學包含了發軔於西方的科學精神，梁啟超稱其具有“科學的研究精神”，是“科學的研究法”。曹聚仁也說：“錢大昕推許戴東原‘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儼然是科學家的頭腦了。假如他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科學的話，他們便是達爾文、法布爾那樣的科學家了。”他還稱讚說：“這（考據學）便是牛頓、達爾文的治學態度。”（《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我覺得考據家的頭腦實類似自然科學家的頭腦。考據家是社會科學家，而在求真這一點上，他們可謂社會科學家中的翹楚。《新編日知錄》所收的文章，細讀之，皆可見作者的科學頭腦，可見其“實事求是”之心。如宋代的“拐子馬”是什麼？嶽飛之孫嶽珂，大學者朱熹都將其與“鐵浮圖”牽合為一，鄧廣銘先生不為前賢所拘，根據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曾公亮等人所編《武經總要》等文獻，詳加考證，得出了“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的科學結論。
考據如法官斷案
考據家、法律家、曆史家，以及務實的政治家，在求實這一追求上，本是一樣的，因而都需要具有“實事求是”的考據學思維。四家之中，考據家、法律家的思維尤為精微細密，特別值得曆史家、政治家在考察社會及判斷情況時仿效，而曆史家、政治家的宏觀眼光、規律意識，也值得考據家、法律家借鑒。陳寅恪先生長於考據，又極具閎通眼光，故能寫出既紮實又具通識的大文章。在思想家和考據家當中，我尤敬重思想家，在古人所謂義理、辭章、考據這三類文章特色中，我也最看重義理，我自己也希望能把文章寫得有思想性，但我又尤其藐視遊談無根，隻說空話，不懂考據甚至輕視考據的所謂學者，所以我自己便非要寫一本以考據或考述見長的書不可，結果便有了《行業神崇拜》。我特別推崇顧炎武先生，原因在於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考據家，既有宏觀見解、精彩思想，又注重實證、擅長精微的考證。他的《日知錄》就是二者的結合。《新編日知錄》實際就是以顧書為楷模的，是自期繼承顧氏學風的。顧炎武在挖掘和使用史料上自我要求極嚴苛，自謂如采銅於山，又言雖已考證明白了某個問題，但一旦發現前人已有類似成果，便將自己的考證結果廢棄不用。《新編日知錄》裏所收的考據文章，承繼了顧氏這一學術品質。比如王國維的《說商》、羅振玉的《高麗好太王碑跋》、章炳麟的《八卦釋名》，以及當代學者陳高華的《楊四娘子下落》、薛天緯的《“烏紗帽”小考》等文，皆是承繼了顧氏采銅於山學風的考據精品。
給曆史斷案，必須懂得責任的嚴重。胡適喻之為猶如法官決獄判案一般，不能輕率。所以，胡適提倡考據學“應該充分參考法庭判案的證據法”。胡適還提到，因為中國許多考據家是曾經斷過案的官吏出身，所以他們聽訴折獄的經驗養成了他們考據時的好習慣，他們常用的考證名詞有“證據”、“左證”、“左驗”、“勘驗”、“推勘”、“比勘”、“質證”、“斷案”、“案驗”等等，這些本來都是法官聽訟常用的名詞。這反映了考據思維與斷案思維的一致性。實際上，考據家就是在給曆史斷案，反過來說，決獄之官也就是在做考證。因此，我總想，曆史學家特別是考據家應當具備一些法官的素質，懂一點司法上的證據學最好，而法官們也最好懂一些考據學，從中國傳統考據學中學一點考證方法。法官也應該讀讀這本《新編日知錄》。甚至我還想，政界人士也應該懂一點考據學，這樣能訓練自己求實的思維和習慣。我常感到某些政界人士發表意見，證據意識差，信口開河，誇誇其談。你有多少證據呀？證據準確嗎？你就那麼說。所以政界人士讀讀這本書也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