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過幾天曆史，起初也曾受過反考據者的蠱惑，對考據無好印象，以為此種學問不過是一群弓著腰、蓄著胡須的老經生們的營生，我所就讀的那個名牌大學曆史係也號稱以理論見長，並不重視考據，而這也成了我輕看考據的一個原因。但這種輕看並非是已經諳熟考據，或是已經占領了什麼形而上的思想高地而俯察考據學，而正是無知者無畏，不過是一個考據門外漢的幼稚想法而已。
學清史，讀文字學，讀顧炎武的《日知錄》，讀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又讀晚近學者陳垣、陳寅恪、顧頡剛、羅爾綱諸先生的書，始知考據學之博大、之精微、之重要。考據學對於弄清曆史真相之重要，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個例子。一個是陳垣考證順治出家問題，一個是陳寅恪考證《三國誌》所載的“無澗神”，一個是羅爾綱考證李秀成是否偽降的問題。陳垣用《湯若望回憶錄》與和尚語錄所說的“大清國裏度天子”等材料，證實了順治削發之事。陳寅恪考證出“無澗神”即地獄神，從而窺知“釋迦之教頗流行於曹魏宮掖婦女之間”（《魏誌司馬芝傳跋》，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羅爾綱根據曾國藩後人家傳口碑所說的“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推斷出李秀成被俘後的表現實際上是在仿效三國薑維偽降曾國藩。對於這三位先生的觀點，也有學者不盡同意，但考據學對於研究曆史真相的重要性，於此昭然可見。
漸漸地，我敬畏起考據學，並也想學著考證點什麼了。陳垣先生曾鼓勵自己的學生挖掘宗教史材料，從中尋找研究題目。陳先生本人是考證、研究宗教曆史，借宗教以窺社會大勢的聖手，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皆是傳世名作。受了陳先生的學術遺澤，我覓得了行業神崇拜這個社會史、宗教史的題目來研究，並最終寫成了專著。最近，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編日知錄》，編者王春瑜先生，裏邊收了許多考據名家的名作，如繆荃孫的《永樂大典考》、王國維的《浙江考》、餘嘉錫的《宋江詞辨偽》、顧頡剛的《芻狗》、胡適的《賀雙卿考》等，也收了若幹無名者的小文，我的《造神的根據》一文（《行業神崇拜——中國民眾造神運動研究》一書之一節）即為其一。王春瑜先生編此書的立意，大抵在於弘揚考據的科學精神，也兼做一點考據的示範，介紹一點考據的方法。當我收到出版社寄來的發散著油墨香氣的樣書時，竟有些飄然了，儼然成了一個“草莽考據家”。但我當然知道，拙文不過是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因略有其用才被收入的。這時，我回想起了早年漠視考據學的情狀，真有一種俯仰之間乾坤已變的感覺。
要分析評價曆史，當然首先要看清楚曆史的真相，而欲看清曆史真相，就必須先行考據。這猶如醫家診病，必先考察病情，診斷病因，而後才可下藥。又如法官審案，必先考明案情，掌握證據，方可斷案。這當中貫穿的，其實也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由漢儒提出（見《漢書·河間獻王傳》、一直為考據學之靈魂，清代考據學亦稱漢學，而“實事求是”亦自然貫通其間。清代考據家阮元說：“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另一考據家錢大昕說：“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戴東原說：“實事求是，不主一家。”陳垣說：“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這裏所謂“實事求是”，乃“弄清或符合真相”之意，“求是”，即求實。毛澤東將此四字做了新的解說，側重“求是”二字，闡發為“尋找規律性”，或曰“求得客觀規律性”，但“弄清或符合真相”之含義仍在其中。實際上，求得客觀規律也是求得一種真相，但得到的是真相的本質，真相的內部聯係，真相的發生、發展的規律。毛澤東比考據家們高明。但“若要求是，必先求實”（周恩來語）——也就是說，欲尋找客觀規律性，必先要搞調查與探究事實，要弄清事實。就此觀之，說我黨思想路線的淵源之一是漢至清考據學所奉“實事求是”之旨，也是可以說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