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民間文學論壇》1986年編者絮語
當這一期刊物送到讀者手裏的時候，已經是“綠楊煙外曉寒輕”的早春時節了。值此萬象更新之際，本刊編輯部借此向關心本刊的讀者和作者朋友們致意。
從1982年創刊伊始，本刊至今已經出版了18期。從本期起，已經踏上了第五個編輯年度。我們做了一些努力，希望這一期從內容到形式能帶給讀者一些新意，但當這一期的稿子送到印刷廠付梓之後，我們的心依然是忐忑不安的，就如同一個小學生等待著老師的判分一樣，等待著讀者朋友們的批評。
在如林的期刊中，《民間文學論壇》依然生存、發展，受到各界讀者的喜歡和愛護，完全是靠熱心的作者和讀者的支持。但她畢竟是個四歲的孩子，周身流露著稚氣，有許許多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巫待改進。但編輯部的同仁們願意在這塊耕耘未久的處女園裏精耕細作，使她林木蔥籠，繁花似錦，從而培植出優質的產品——高質量、高水平的民間文學學術論文和卓然不群的作者來，以期對我國的民間文學理論體係的建設，盡綿薄的力量。
創新是辦好一切期刊的關鍵。學術刊物自然更重視創新。是否有所創新，可以作為我們1986年選稿、組稿的首要原則。能夠創新，刊物就富有生機，就能使讀者開卷有益，就能推進學術發展，就能促進知識結構的變革和人材的湧現。因此，創新就是發展，創新就是發現，創新就是前進，創新就是突破。本刊願意向讀者優先提供有新思想、新見解、新方法、新材料，有鮮明個性特色和文采飛揚的論文、通信、隨筆、調查報告等各類形式的文章，力避那些知識陳舊、陳陳相因、空洞無物、大而無當、缺乏新意的東西占據我們寶貴的版麵。
刊物要創新，編輯人員除了要解放思想、敢於組織和編發有新思想、新觀點的文章而不怕冒風險、遭物議而外，還要加強研究、更新知識、提高認識新東西的能力，既不可把陳舊的東西認為是新的東西，也不可把新的東西誤認為陳舊的怪物而打人冷宮。要做一個好編輯也不易，不具備淵博的學識和慧眼豈能成為伯樂？提出刊物要創新，是自己給自己出難題，迫使自己到知識（尤其是新的知識）的海洋中去充實自己，作艱苦的努力，而不像對付塞滿陳舊的知識的文章那樣悠然自得不費力氣。刊物要創新，編輯人員的知識更新、學者化固然重要。然而是否擁有一個具有新的知識結構、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文風的作者群——撰稿人隊伍似乎更其重要。學術界各個領域裏都在經曆著一場變革，新的研究方法不斷地被應用於研究工作之中，新的未被認識的領域不斷地被揭開其秘密，從而被認識，新的科學體係不斷地出現。在民間文學領域裏，近年來有不少青年研究者把民間文學研究從長期以來局限於對民間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係等外部規律的闡發，而轉向對民間文學內部規律和結構的研究，使民間文學的研究發生了整體性傾向性的變化。同時，也有不少青年研究者大膽地采用了一些西方學者創立的方法，如榮格的原型理論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的結構理論，對具體的民間文學作品作探索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進展。科學文化是有鮮明的民族特點的，但科學文化不應當有國界，我們不能盲目排外，回到五、六十年代“左”的思想泛濫的時代，一看到是泊來品就如臨大敵，大驚失色，而應當恢複“五四”的精神，廣采博納，善於吸收。世界上一切有一定影響的理論學說和方法，我們都應當進行批判地研究，吸收其中一切可以吸收的東西，以豐富自己的肌體。
拓展研究的領域，是1986年我們辦刊的第二點設想。大半是由於形而上學思想作怪，人為地把民間文學的領域大大地割裂了、縮小了；有一段時間，民間文學似乎變成了隻是民間故事和歌謠，而且對它們的研究，也往往被割裂為文學的（詩學的）研究和民俗的研究兩個部分。這種研究在多數情況下，也還僅僅停留在所謂藝術評論的階段，對具體作品的本文做某種解釋與說明，而未達到藝術哲學的境界。近幾年來，這種傾向已漸漸有所克服，神話與史詩的研究後來居上，出現了了較大的理論發展。特別是神話研究，從表層特征的研究，進到了對神話內部結構、神話思維等的探討，從而跨越了一個階段，呈現出民間文學（神話學）整體性研究的新趨勢。
對各種題材作整體性研究，而不對某些題材有所忽略，這是拓展研究領域的一個要求。拓展研究領域至少還包括另一個層次的內容，即對民間文學作藝術哲學的研究。格羅塞把藝術科學分為藝術評論、藝術哲學和藝術史三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我們過去所做的，大致都停留在藝術評論上，而未著手發展民間文學的藝術哲學研究，未能把實踐的經驗、書本的經驗上升為理論的概括。事物無不是在相互聯係之中存在的，我們必須不忘從民間文學這一現象與他現象的聯係中去揭示某現象或某問題的實質，這樣一種比較的研究，就能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研究工作的偏狹性、孤立性、閉塞性，而使我們的認識盡可能符合事物的本來麵貌。我們應認識到孤立地研究，它的結論往往偏離真理。
1986年我們辦刊的第三條原則，是麵向世界．我們被鎖閉在不透陽光的屋子裏的時間太久了，不習慣看到大千世界的光怪陸離的景象。現在不同了，我們處身於一個開放的時代，經濟上開放，導致了國家的繁榮與富強；文化上的開放，也必然導致文化上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我們說麵向世界，也包括了兩重意思：一、開展對外國當代民間文學著作與思想的介紹與研究（本期就發表了蘇聯學者關於神話的研究文章和我國研究人員對蘇美爾史詩《吉爾加美什》的研究論文），以開闊眼界和借鑒；二、把我們自己的研究放到世界民俗學、民族學等學科最新水平的大背景上，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到世界講壇上，讓世界學術界了解我國民間文學研究的進展與水平。誠然，在人文科學領域裏，世界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的學術水平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我們相信並堅持唯物史觀，有些西方學者雖然不聲稱信仰唯物史觀，卻受著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本身特點的製約，而不自覺地達到唯物史觀。本刊不排斥各種學術觀點的文章，但我們提倡並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治學。
讀者朋友們，作者朋友們，《民間文學論壇》是一家年輕的刊物，讓我們共同愛護它，培植它，使它以新的麵貌、高的水平出現在學術領域裏，為“四化”建設服務。
（原載《民間文學論壇》1986年第1期）
《中國新文藝大係·民間文學集》導言 （1937-1949）
發V於1918年的中國歌謠運動，由於一大批開拓者的披荊斬棘，奔走呼號，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度過了二十個春秋，終於在布滿頑石和經濟的荒原上，開出了一條依稀可見的小徑，結束了它的步履艱難的草創時期。
戰爭改變了一切，一切為了戰爭。“七·七”事變之後，由於國民黨實行不抵抗主義，使形勢急轉直下，先是平津失守，華北淪陷，繼而把戰火燒到了南京、武漢、長沙，接著粵西告急，全中國被投人了戰爭的深淵。
在這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中國的知識界，包括從事民間文學的人士，發生了大分化。有的賣身求榮，當了漢奸；有的不堪做亡國奴的鯨魚，逃亡到了大後方；有的投筆從戎，上了打擊侵略者的前線；有的毅然奔赴延安。盡管戰亂不已，生活顛沛流離，仍然有一大批熱愛中華本土文化、中國民族傳統的民間文學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開拓的道路，進行民間文學的搜集、出版、調查、研究以及推廣事業，並且做出了足以彪炳青史的可喜成就。當我們認真地研究了這段時期的材料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1937-1949年，無論是調查搜集還是學術研究，都堪稱是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
抗戰時期搜集工作概貌
大革命失敗後，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散布於各地的民間文學報刊就陸續停刊了。抗戰爆發後，複刊一年零三個月的北大歌謠研究會主辦的《歌謠》周刊，也在出版三卷十三期之後於1937年6月底停刊了，淪陷區的許多學者、文化人紛紛逃亡到南方，平津成了文化空白。也遊學多年從事民間文學搜集研究的人士，上了前線，無暇再顧舊日的行當。傳統民間文學的搜集工作，不大可能再像前一時期那樣活躍，相對處於消歇階段。但是，不少愛國文化人士（包括民間文學專門家）為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奴化教育，利用其他書刊不易出版的環境，紛紛將手頭上已經掌握的民間文學作品編輯出版，以此向中國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進行民族精神、民族傳統和中國民族文化的教育。這些琳琅滿目的民間文學出版物以鄉土教材的麵目流傳於世，不僅能在讀者中喚起愛國家、愛家鄉的強烈感情，起了思想教化的特殊作用，而且為民間文藝學這門年輕的學科積累了資料。
淪陷後的北平和孤島時期的上海，出版了不少民間文學的普及讀物。如北平的民間社、曲園出版社，上海的正氣書局、國光書局、兒童書局、大方書局，等等，出版了不曬這類圖書，它們的攻擊是不能抹殺的。這些樸素而又充滿機智和趣味的民間作品，給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群眾以正義、鄉情的啟迪與生活的鼓舞。
從民間文藝學的角度來考察，特別值得提出來加以注意的是方明整理、上海元新書局出版的＜民間故事集》和作家王統照編、上海兒童書局出版的《山東民間故事》這兩本書。這兩本書分別出版於1937年的3月和8月。其中所收錄的民間故事，都是由搜集者直接從民間搜集記錄而來，首次公開發表的，而不是像有些集子那樣從現成的選集中轉載過來的。《民間故事集》中的27篇民間故事的搜集者是曾憲敏、林秀容等多人，可能是某地中小學的教員。根據受義所撰序言來看，方明所以選編這部民間故事集子，是為了向兒童提供一部上好的讀物。“根據我們的思想，情感，想象能力和興趣”選輯出來的“好食品”，能夠“領導我們從幻想到真實，從迷信到真理，從個人的享樂主義到大眾的集團裏去；讓我們往創造、革命的路上走。”①在這本故事集中，收錄的大部分是社會生活故事，如兩兄弟型故事《小狗耕地》、《繼母》、《呆女婿》、（可恨的嫂嫂）等，這類故事具有明顯的道德指向和訓誡意義。也有相當比例的幻想故事，如（牛郎和織女》、（凝翠曉鍾）、（聚寶盆）、（姑姑鳥）等，以其瑰麗詭橘的幻想和曲折迷離的情節折射著俗凡的人生。在這些故事中，有些是其他毗鄰地區或省份也有的故事，起碼其骨幹情節（母題）是相同或大同小異的，也有充滿濃鬱地方特色的（如《皮狐子娘》）。
《山東民間故事》的編者王統照先生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又是當代著名的文學家。他的長篇小說（山雨》問世以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書報審查機構的查禁，人身安全也麵臨危險，遂於1935年出遊歐洲。1936年回國後由上海回山東諸城老家住了半個月，他的在當地當小學校長的侄子王誌堅呈給他一部民間故事集給他過目，後他帶回上海，挑選其中28篇編為一冊，由陳伯吹主持的兒童書局出版。如果說方明在編選時隻是重視了作為兒童精神食品的價值的一麵，作為作家兼學者的王統照
① 方明（民間故事集·序），上海元新書局1937年版。在他編的集子裏，則不僅第一次向讀者戰線了膠東幾個縣的民間故事，而且觸及了民間故事學的一些普遍問題，具有一定的學術性和科學性。這28篇故事是由小學生們從他們父母兄弟中間記錄下來的，沒有知識分子的那種加工和曲意文飾。因此，從這些作品中透露著普通老百姓的樸素的民風和對世事的見解，乍看起來，也許會覺得那不過是些幼稚糊塗的觀念，隻要稍加深究，就會發現其中所包含的真理。
廣州中山大學曆史語言研究所民俗學會顧領剛、鍾敬文、容肇祖等民俗學家創辦（民俗》雜誌和民俗傳習班，在南方接過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與歌謠研究會的傳統。但到1933年6月13日出版第123期之後就休刊了。事隔三年，由楊成誌先生主持複刊，1936您9月巧日出版了複刊號（1卷期）。複刊後的《民俗》一改前期《民俗》的風格，一般不再發表民間作品，偏重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和調查報告。抗戰爆發後，中山大學遷至粵北坪石，研究所組織了廣東北江瑤人考察和乳源瑤人考察，其調查報告發表在《民俗》第1卷第3期（1938年？）和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5月）上。這兩個考察是民族考察，對瑤人的民俗文藝較少注意，因而沒有民間作品發表出來，實在是一樁憾事。複刊後的《民俗》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發表了梁Lull第的《西康的民歌》，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發表了張嵌坡的《嶺南的客家民歌》。僅此而已。曾經在中大和杭州主辦民俗期刊的鍾敬文，抗戰爆發後不久，就到前線去做宣傳工作，撰寫報告文學，後來又轉到學校執教，沒有機會再重新檢起他曾執著迷戀過的民間文化了。他自己在一篇文章裏說：“抗日戰爭時期，前期因為主要在廣東前方從事救亡工作，寫了許多報告文學、抒情詩及帶火藥味的文藝短論，關於民間文學藝術的論文，記得隻寫過《民間藝術探究的新開展》。後期在粵北中山大學教書，也年年講授民間文學課，但是，很少寫作關於民間文學的論文。”①
抗戰期間，民間文學搜集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了西南——大後方。平津陷落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到了長沙，組成了臨時大學。不久，長沙又麵臨敵機轟炸，複又遷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上海的大夏大學醛到了貴陽。中央研究院遷到了昆明，後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莊。由於時局的變化，西南四省——雲、貴、川、湘集中了一大批文人學者，加上當地的文化界人士，形成了雄厚的學術力量。他們從文藝學、民俗學、語言學、社會學等不同角度，對當地的若幹民族的民間文學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的調查與搜集。西南地區的民間文學調查與搜集，較之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所進行的個人的搜集來，不僅範圍有了較大的開拓，而且學術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這種在調查的基礎上的搜集，以其卓著的成就，揭開了中國現代民間文學運動史上嶄新的一頁。
較早進行這類民俗文學調查的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民族學家淩純聲和-7逸夫。1938年出版的史語所的期刊《人類學集刊）第1卷第1期公布了他們1933年5-8月在湘西的鳳凰、乾城、永綏三縣邊境地區對苗人進行民族調查時所得的幾個洪水神話。1947年又出版了（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一書。該書上冊為調查報告，下冊為民間文學作品。淩、茵二人把澳門在詳細調查采錄的故事分為四類，即：第一類——神話；第二類——傳說；第三類——寓言；第四了；第四類——趣事。其實這
①鍾敬文（民間文藝談數·編後小記），見（鍾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第234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
② 見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蝸的傳說），（人類學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第三、四類就是一般所說的民間故事。這些故事，其中一部分是他們在詳細親聽苗人講述隨時就下來的；一部分是他們的苗族助手乾城的石啟貴、鳳凰的吳文祥和吳良佐從當地苗族講故事人記錄下來的。他們說，早記錄這些故事時，嚴格地遵循著民俗學和語言學的科學要求，為了讀者讀得順，他們隻在文字上略加修正，絕未改動原來的意義。
在長沙立足未久的臨時大學，一方麵由於敵機的威脅，一方麵為了更大的計劃和使命，於1938年春天決定遷址昆明。一路乘火車赴廣州，轉香港，經海防由滇越鐵路去昆明。一路則由二百人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向昆明進發。大家不虛此一行，加人步行團上午教授和學生，分別成立了各種沿途考察的組織，民間歌謠組就是其中之一。聞一多先生是參加步行團的四位教授之一，他擔任民間歌謠組的指導，而且沿途對少數民族的習俗、語言、服裝、山歌、民謠、民間傳說親作調查。當時跟隨聞一多采風的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生馬學良回憶說：“每到一處山寨，他顧不得安排住處，也顧不得旅途的疲勞，一到宿營地就帶著我們幾個年輕人走家串戶，采風問俗。他在破舊的村舍裏和老鄉們促膝長談，誰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學者。他興味十足地觀看少數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並從中考證（楚辭》與當地民俗的關係。他喜歡去茶館酒樓閑坐，聽素不相識的老鄉論古道今，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他親自指導同行的原南開大學學生劉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謠，到昆明後整理成《西南采風錄》，並親自為之作序。”①、
從長沙至昆明三千三百華裏，路經大小城池三十餘座，村鎮不計其數，旅行團走了68天。劉兆吉在聞先生指導下沿途采
① 馬學良（記聞一多先生二三事），見（楚風》1982年第2期，長沙。風，采得各地區、各民族民間歌謠二千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場、茶館、街頭，向遇到的農夫、兒童們搜集，沿途訪問中小學、民眾教育館、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機關，並請他們代為搜集，從街頭、牆垣、廟宇牆壁上的塗寫中搜集，並且搜集當地印行的各種歌謠印本和抄本。這本《西南采風錄》中所錄的歌謠，不僅有在三千多裏廣裹地區都有流行的情歌（七言四句式），而且也有即席編唱的“抗戰歌謠”和“民怨”歌謠，強烈地反映出民心的背向，雖然沒有什麼技巧，卻可以作為民眾敵汽的見證。朱自清也為此書作了序，他高度評價了劉兆吉的采風成果：“他以一個人的力量來作采風的工作，可以說是前無古人。”①朱自清指出了他采風的特點是：與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初期北大歌謠研究會的前輩們不同，那時一方麵行文到各省教育廳，請求幫助，另一方麵提倡私人采集，這些人的采集，大概是請各自鄉裏的老人和孩子，由於是同鄉，不存在語言和習慣的隔膜。而劉兆吉的采風，卻是在外鄉、外民族，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更多。但他同時搜集了湘、黔、滇一部分地區的民歌，不僅對認識民歌的源流與變遷，而且對認識社會風尚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由上海遷至貴陽的大夏大學的社會學家們，對民間文學的搜集與研究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該校於1938年春設立了“社會經濟調查室”，旨在調查與研究西南少數民族的社會與經濟，一年以後又改名為“社會研究部”，把重點轉向了社會狀況和民俗材料的調查與研究上。由社會學家吳澤霖主持的這一機構，曾先後到安順、定番、爐山、下江、都勻、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從、黎平以及廣西的三江、融縣等調查社會狀況和民俗資料，並主編《社會研究》（以《貴州日報》副刊形式發行）期刊，
①（西南采風錄·序），商務印書館1947年12月初版。出版“貴州苗夷研究叢刊”：《貴州苗夷歌謠》、《貴州苗夷社會研究》、《貴州苗夷影薈》等著作。吳澤霖調查記錄了貴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話、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遺民神話以及爐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話。①陳國鈞到下江一帶深山中的生苗（少與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進行社會與民俗調查，用國際音標記錄了三則生苗的人祖神話，其中有一則是詩體的，長達488行，是演唱時記錄的。據作者說，這三則生苗的人祖神話，是最為普遍的三則，“散布於生苗區的每個角落”，內容結構雖然有些出人，但卻都是從同一個“母胎”衍化出來的。而這個“母胎”就是：“古時候曾經有一次洪水泛濫，世上人類全被淹死，隻有兩個兄妹躲免過。後來洪水退卻，這對兄妹不得已結成夫妻，他們生了一個瓜形兒子，氣極把這瓜兒用刀切成碎塊，撒在四處，這些碎塊即變成各種人了。”②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對貴州各民族各地區歌謠的搜集成績尤為突出，僅陳國鈞一人就搜集到幾千首歌謠，涵蓋黑苗、花苗、紅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他從中選擇出一千首編成《貴州苗夷歌謠》厚厚的一冊。③其他人員，如吳澤霖、楊漢先、張少微、李植人在搜集歌謠方麵也各自有所貢獻。④
對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進行調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對我國民間文學事業貢獻殊多的，還有當時也遷到昆明、1940年後又遷到川南南溪縣李莊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學者。原為杭州藝專的學生，後成為中央博物館研究人員的李霖燦，1939年也在
① 昊澤霖《苗族中祖先來曆的傳說），見（貴州苗夷社會研究），文通書局1942年8月初版，貴陽。
② 陳國鈞《生苗人的人祖神話》，見《貴州苗夷社會研究》。
③（貴州苗夷歌謠），文通書局1942年初版，貴陽。
④ 參閱李德芳《三、四十年代我國社會學者對西南民族民間文學的研究》，見《民族文學研究》1989年第3期，北京。抗戰促成的大遷徙中來到了昆明，抱著繪畫的目的去了麗江的玉龍山，被納西族（當時譯名通用麼些族）東巴經裏的民間故事所吸引，改變了終身的事業。他在納西人和才的幫助下，搜集了幾十個東巴故事．其中包括幾個創世神話。《敦和庶的故事》是關於人類始祖某莉敦孜的神話，曲折地反映著人類早期的氏族鬥爭的情景。全國解放後搜集翻譯的《董述戰爭》或《黑白之戰》，與此是同一神話的異譯。《洪水故事》是人類在洪水之後再傳的神話。這些納西族（麼些族）的傳說故事的搜集與翻譯，大大推動了對納西族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社會的認識與研究。可惜的是，這些材料在二十年之後才在台灣發表。①
與季霖燦搜集納西族傳說故事的時間相近，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丙逸夫與傅斯年的研究生胡慶鈞從臨時所址李莊出發赴川南之敘永縣鴉雀苗居住地進行婚喪禮俗田野調查，搜集到儀式歌多首，對於研究鴉雀苗的禮俗和口頭文學有相當價值。可惜的也是拖了二十年才與讀者見麵。②當時也在李莊的，還有先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馬學良，由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北大文科研究所合並，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了。他長期在雲南彝族地區進行彝語學習和彝族民族調查，與彝胞朝夕相處，搜集了大量彝族的民俗、信仰以及神話、傳說和故事。他所搜集的神話、傳說和故事，如《洪水》、《八卦》、（山神》等都發表在方國瑜等人創辦的《西南邊疆》和《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邊政公論》等期刊上。由於他是語言學家，又在西南聯大大遷徙中跟隨聞一多采過風， ① 李森燦《麼些族的故事》，見《民族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68年，台北。其中第二部分為《麼些族的故事八篇舉例》。
② 茜逸夫、管東貴（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23,1962年，台北。他所搜集的彝族口頭文學，都是從講述者口中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的。他崇尚馬林諾夫斯基的學說，反對平麵地搜集，主張立體地搜集研究，所以他搜集口頭文學又同搜集研究彝族的宗教、信仰、民俗結合起來。
上海之江大學史學教授徐鬆石從1927年起到1940年間數次到廣西桂北、左右江流域、黔西、黔中、黔南、廣東粵江流域旅行調查風土人情，研究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憧族、粵族源流，便中也注意搜集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他搜集到的桂北蒼梧一帶流行的《竹王的故事》以及手抄歌本《盤皇書》（忻城縣瑤人）和苗民譜本，具有相當高的民俗學和曆史學價值。①
西南地區當時還有一些對民間文學感興趣的外地來的文化人和當地的文化人，對民間文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各自的貢獻。首先應提及的是詩人光未然。1939年1月他率抗敵演劇第三隊由晉西抗日遊擊區赴延安；3月間寫了著名組詩《黃河大合唱》，經洗星海譜曲後廣為流傳，成為抗日軍民的一支號角。皖南事變後，被迫從重慶流亡緬甸；；1942年回到雲南，在路南縣一所中學裏教書。他根據彝族青年學生畢榮亮提供的講述，記錄、寫定了彝族支係阿細人的民間長篇敘事詩《阿細的先雞》，於1944年2月由李公樸主持的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先雞”是阿細語，即“歌”的意思。全國解放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將其收人“民間文學叢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時，改為《阿細人的歌》。）光未然是詩人，為了把這部民間敘事長詩翻譯、寫定，曾經研究彝語語法，在“發音人”（講唱者）的幫助下，搜集神話傳說和社會生活方麵的其他口傳材料。他說，他在寫定時，是忠實於原
① 徐鬆石《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華書局1939年8月初版；《泰族懂族粵族考》，中華書局1946年6月初版。作的，隻是在某些不連貫的地方，才作某些修補。這一點，他在解放後為新版本所寫作的序言中作了交代。
當時也在西南過著流亡生活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語言學家袁家弊，參加路南縣政府編修縣誌的工作，在路南讀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細的先雞》北門版後，就想找到“先雞”的原文。他找到了光未然記錄整理《先雞》的“發音人”畢榮亮，用國際音標再次記錄了這部敘事詩，這就是1951年由中國科學院印行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袁家弊在他的國際音標記音、阿細語——漢語對澤、漢語意譯本的第一章裏寫道：“光未然先生寫定的漢譯，給我們介紹了這部長詩的內容，但是他憑歌者的解釋，對於“原文”難以兼顧，所以譯文在潤飾上有卓越的功績，而於原文的真相和細節也許不能完全傳達。歌詞並不大固定，歌者所憑的是記憶和興會，所以光譯和我的記錄並不能完全符合，更不可能句句符合。”①這種情況在民間口頭作品說來是極其正常的，由於歌詞是不固定的，有些地方甚至由歌者即席編唱，多有增刪。況且光未然搜集記錄於1942年，寫定於1943年，袁家弊記錄於1945年下半年，他們的共同的“發音人”（講唱者）畢榮亮已經由一個中學生變為一個24歲的成熟青年，他接觸了漢人的新思潮，有著較為廣泛的社交，盡管同是出自他一人之口，自然會有所變異的。全國解放後的1958年，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和昆明師範學院1955級的部分學生，組織了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紅河調查隊，在彌勒縣又搜集記錄了一種（阿細的先基》的新的異文，主要的“發音人”（講唱者）是盲歌手潘正興。②新異文當然與光未然的寫定本是不同的兩種文本。光未
① 袁家個《阿細民歌及其語言》，第4頁，中國科學院出版，1953年6月北京。
② 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紅河調查隊《阿細的先雞）（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中國民問敘事詩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然在1952年底為《阿細人的歌》新版所撰序言中說：“《阿細人的歌》是一部活的口頭文學，在實際演唱的場合，往往要隨著演唱的環境和對象發生若幹變化，添加若幹靈巧的詩句，並在一唱一和的互相酬答中發揮若幹新的創造。畢榮亮君告訴我，如果讓他回到自己的山村，找到適當的對唱的對象，他可以連唱四天四夜也唱不完。”①這是行家的話，自有真理在。《阿細人的歌》今後也還可能有新異文被記錄寫定。光未然和袁家華的勞動為我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的科學記錄和寫定打下了基礎，做出了貢獻。
從大西北的蘭州，輾轉來到重慶的張亞雄，是一名新聞記者。他把他十年來在作新聞工作的同時，從牧童、腳夫、小工、車夫、雇農、學生、排字工友以及各階層的文化人和朋友中間搜集起來，珍藏在貼身之處的一部《花兒選》的原稿，帶到重慶，於1940年由青年書店出版。花兒是西北廣大地區流行的民間文藝形式，但此前並沒有人去搜集記錄過，《花兒選》的出版使我國出版史上有了“第一部”。該書是搜集者由手頭積累的二千首花兒中挑選出來，共計六百首，實屬洋洋大觀！這部民歌集的特點是，在每首花兒的後麵附有注釋，對於讀者對花兒及其社會民俗背景的理解，是極為有益的。
抗戰期間，西南地區有一些期刊，如昆明出版的《西南邊疆》，成都出版的《康導月刊》和《風土什誌》等，都比較注重發表民間文學作品和理論研究，對於西南地區形成我國民間文學運動的中心地位，起過一定的作用。《西南邊疆》是方國瑜等人於1938年10月創辦的，以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的那些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為後盾，陸續發表了一些雲、貴、川的民俗、神話論
①（阿細人的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文和民間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馬學良外，楚圖南的《中國西南民族神話之研究》長文，白壽彝的《關於鹹同滇亂之彈詞及小說》，都是在這家期刊上發表的。《康導月刊》是西康省的刊物，1938年9月25日創刊，幾乎每期都有西康和西藏兩省藏族的民俗、民間故事和民歌披露於版麵。王銘深用五言譯的《康藏情歌》就是在該刊分期連載的。陳宗祥譯的藏族偉大史詩《格薩王傳》序幕之一、序幕之二，發表在該刊第6卷第9.10期合刊上（1947年1月出版）。①《風土什誌》創刊於1943年9月30日，發行人樊鳳林，編輯有謝揚清、雷肇唐、蕭遠煌、裴君牧、楊正芯，其宗旨在於弘揚西南地區的鄉土民俗文化，團結了四川的一批作者，其中包括作家李m人。該刊是一本32開的雜誌，文章篇幅不能太長，因此常常發表一些各地的民俗隨筆、民間故事和民歌，趣味性較強，是一份大眾讀物。但也發表過像《格薩王傳》這樣價值很高、篇幅不算很短的作品的片斷。
抗戰時期各地的文藝刊物，一般很少發表民間文學作品，間或也能看到一些，主要是抗戰歌謠，能夠配合抗日，鼓動人民抗戰的。如1938年5月在武漢創刊的（抗戰文藝》,1940年在成都出版的《戰時文藝》等，大致都是這種情況。究其原因，這大概是因為辦文藝刊物的作家們，對民間文學不熟悉，同時戰局的發展又要求文藝期刊予以配合，以鼓舞軍民的士氣，因此發掘民間文學遺產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自己的範圍之外了。還應當指出，某些中國作家脫離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看不起他們所創造的民間文藝，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① 據信該刊在出版這一期後，就停刊了，所以（格薩王傳）後麵的章節未能讀到。確否，因北京資料不全，不做定論。
抗戰時期民間文學運動的特點
抗戰時期的民間文學運動，作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發展時期，無論從文化思潮的角度，還是從理論成就或工作實績的角度來看，都呈現著若幹顯著的特點。
（一）民間文學被當作民族精神、民族傳統的體現和民族間血緣關係的紐帶，而得到闡發和強調，成為抗戰時期民間文學理論研究乃至整個民間文學運動的主旋律和重要特點。抗戰爆發，在民族和國家處於危亡之際，民族的不屈精神在民眾中空前高揚，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強，在這種情勢下，平日被掩蓋著的、不被人們注意的民間文化，上升為民族精神和民族傳統的體現者，民族間血緣文化關係的紐帶。這種情況的出現，不隻是在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凡是處於民族危亡關頭的民族，其發自普通老百姓的肺腑的民間文學，往往成為體現該民族不屈精律和牢固民族傳統的表現，盡管不一定是唯一的表現。愛爾蘭民族曾長期被英國人所統治、所奴役，但愛爾蘭人從不屈服，從不放棄自己民族的傳統，他們的彈唱詩人就成為在英格蘭統治、奴役下愛爾蘭民族反英格蘭的傳統的主要代表者，他們的民歌、民間敘事詩、傳說，就成為該民族傳統的最寶貴的遺產。芬蘭民族在十二世紀前後曾經淪為瑞典和俄國的犧牲品，生活於民族遭受蹂埔的水深火熱之中，但他們的魯諾（民歌）就成為他們鬥爭的力量和慰藉，後經隆洛德（Elias L. nnrot）連綴整理為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成為芬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傳統的集中代表。可以斷言，民間文學是與一個民族的命運聯係在一起而不滅的。抗戰時期的中國，情形正是如此。
日本侵略者以“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口號作掩飾，先是建立所謂“滿洲國”，繼而推行華北自治，企圖在軍事侵占之下對中國蠶食。但是中國境內各民族、各地區是以悠久的文化血緣而凝聚在一起的，即使東北亞文化也與大陸文化、與西南地區的文化有著血肉相聯、不可分割的聯係，他們的政治陰謀和霸權企圖都是無法得逞的。民俗學家、神話學家們在我國南方民族中間發掘和記錄的一些神話，證明與發達較早的中原地區的古代神話有若幹相似或相通之處，後者在曆史的變遷中已經變得殘斷不全、形跡模糊了，而前者卻依然活生生的存在於鄉民的記憶裏和口頭上。民俗學家和神話學家們以南方民族現存的社會組織、字L俗、信仰等民族誌材料，揭示了神話中隱匿著的先民的圖騰製度，如龍蛇圖騰、鳥圖騰、槳瓤圖騰等等，從而反映了居住在中國領土上的各個民族，包括古代居住在東部沿海一帶的東夷部族，同西南的越淮民族，有著文化血緣關係。當時，圖騰製度的研究形成學術界的一個熱點，發表了很多文章。其時正在貴州大學、貴陽大夏大學社會學係任教又曾到黔東南荔波水族進行過實地調查的岑家梧，對於圖騰製度所作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撰於1940年的（架靚傳說與瑤舍的圖騰製度》，把古籍的考稽與民俗學的調查材料結合起來，論證了苗、瑤、舍、黎等民族的血緣文化關係，說：“我們從梁瓤傳說及瑤舍的圖騰習俗加以考察，決定瑤舍確為《後漢書·南蠻傳》所述的架瓤子孫。”①這些問題雖屬學術問題，在當時提出並為許多學者所重視和關注，並不是沒有現實意義的。即使撇開現實意義，從民俗學和神話學的學科建設來說，這類研究，特別是相當可觀的新材料的發掘記錄，大大推動了中國神話學的研究水平。
①《西南民族文化論叢》，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印行，1949年12月初版。
（二）如果說，五四以後至抗戰前中國的民間文學搜集工作還隻限於一些熱心者個人的活動的話，那麼，抗戰時期由於許多民族學者、社會學者、作家和文化人的介人，已經轉人有計劃的調查為主的階段。這種有計劃的調查的作用表現在，一方麵向廣大讀者層和學術研究界提供了我國一些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作品，而在此之前，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作品可謂寥寥可數；另一方麵填補了我國民間文學、民俗學這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若幹方麵的空白，這就為進一步地開展深人的比較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而這種比較研究，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的民間文學、和擴而大之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的民間文化來說，是絕對需要的。有計劃的調查的特點是，主持和參與調查采錄的人員有一定的設想，具備民俗學考察的素養，包括民俗調查常識和用國際音標記錄少數民族語言的能力，具有多學科的知識，把民間文學調查和民俗、信仰、甚至社會調查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起到互相參照、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也可以說，如果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時代周作人、沈兼士、顧領剛等前輩學人提出和讚同的“文藝的，學術的”兩個學術意向，還隻偏重於“文藝的”一個方麵的話，抗戰時期的有計劃的調查則達到了二者兼顧的要求，或者說在重視文藝性的同時，偏重於要求其學術性。應當看到，受著時局和條件的限製，抗戰時期的有計劃的調查，還僅僅在西南地區實行，還隻涉足了雲南、貴州、湖南的部分地區、部分民族。從全國來看，情況是極不平衡的，當然也不可能平衡。對於其他廣大地區來說，大部分還是個人愛好者在環境許可的條件下做個人的搜集，而且有些也很有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