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學科、多學派、多角度的研究，克服了以往某些學者中單一研究的弊端，綜合的、縱深的、專題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民間文學運動的發生階段，幾乎僅僅是文藝的采集與研究。到了20年代末以及整個30年代，逐漸與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學科建立了親密的聯係，在方法論上吸取了這些學科的方法。幾年前，民間文學界曾經討論過英國文化人類學中的人類學派對中國二、三十年代民間文學界的影響。如果說二、三十年代人類學派在中國民間文學界的影響占上風的話，30年代後半期和40年代，歐洲的社會學派和功能學派、美國的博厄斯學派的影響越來越大了。這與當時的社會情況和知識界的情況有密切的關係。由於抗戰時期的特殊曆史條件的決定，遷移到西南的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中的大批學者，以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者為主體，對當地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製度等民俗事象進行實地調查，並將所獲得的材料放到整個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上進行綜合比較。民間文學是這整個民間文化鎖鏈中的一環，是在與其他諸種民間文化現象的聯係與影響中而存在、而發展的，它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書齋裏隻供賞玩的文學作品。在許多研究少數民族神話、傳說的學者中，大多數人一般不再格守人類學派那種把過去的作品僅僅看作“遺留物”，以及不顧及部落內口傳神話所表現的曆史價值、在部落中的作用、不講求神話的藝術價值的比較方法，而是充分重視口傳神話所由產生的社會曆史背景，與原始先民的信仰的關係，神話中所透視出來的社會的、人倫的古代信息與價值觀，作為原始思維的產物的神話的藝術價值，等等。
社會學家們不僅在搜集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歌謠方麵作出了成績，在考察神話、傳說的社會文化背景方麵邁出了紮實的一步，而且對神話、傳說的母題的考察和社會文化功能進行了極為有益的探討。繼民族學家丙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娟的傳說》（1938年）中提出“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約北自中國北部，南至南洋群島，西起印度中部，東迄台灣島，並且進一步論證了所謂東南亞文化區，從地理上察看，其中心當在中國本部的西南，從而推論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或即起源於中國的西南，由此而傳播到四方。①吳澤霖和陳國鈞進而就兄妹配偶型供水故事提出了若幹有價值的探討性見解。如關於神話中透視出的苗民（生苗、花苗、黑苗、鴉雀苗等他們曾親自調查過的地區）對於血親婚的觀念，說明禁止血親婚，優生的事實在他們的神值時代已被重觀。吳澤霖說：“苗族神話中的兄妹結婚，妹都不願意，一再提出條件後，始勉強答應，這很可以證明在這些神話形成的時候，兄弟姊妹間的婚姻已不流行或已在嚴厲禁止之列，否則何必提出幾種幾乎無法履行的條件呢？”又如陳國鈞根據生苗的兩則神話中一對夫婦生下的六個子女恩、雷、虎、龍、蛇、媚，論證了苗族與圖騰的關係。吳澤霖曾經從師博厄斯，他遵從博厄斯的下列論點：“在一個民族的故事中，那些日常生活的重大意外事件，是附帶插人故事中，或者用以當作故事中的主要情節的。大部分關於民族生活模式的陳述，都很正確地反映他們的風俗。再者，故事中情節之發展，也很明顯地表白了他們所認識的是非觀念。……部落的神話材料，並不代表該民族關於人種學方麵有係統的敘述，但是它也能指示該民族興趣之所在。這些材料，可以代表該部落的‘生活傳’。”他十分重視神話傳說的社會文化功能的考察，不僅根據他在八寨各苗民中記錄的神話、傳說確認其中所述都不是開天辟地之後的第一代（第一個）始祖的故事，而是“人類遇災後民族複興的神話”，而且從神話中所提到的金屬製品（鐵器）判定神話產生於春秋以後，根據神話中關於火的起源，提出了苗族關於撞擊生火的說
①《人類學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法，從而打破了美國人類學家關於摩擦生火的單一見解，①盡管在今天看來，他們的觀點也許還有可討論、修正、補充之處，但他們的開拓意義仍然是不能抹煞的。
聞一多是對抗戰時期的中國現代神話學有很大貢獻的一位學者。我很讚成這樣的估價：“聞一多結合了各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在一個深遠廣闊的文化背景上，在各民族文化相互聯係的整體中探求神話傳說的內在本質和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態，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和構想。他的研究與抗戰時期神話學的發展趨勢相一致。他與各方麵從事神話研究的學者們一起，以現代科學方法開拓新的領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現代神話學的進展。”②我要補充的是，聞一多把口傳的民族誌神話傳說材料與古典的神話傳說材料加以綜合、對比，以民族學、考古學、訓話學、文藝學的多種方法去考證、破譯、研究、評說中國神話傳說，在中國現代神話學史上開拓了新局麵。他的（從人首蛇身像談到龍與圖騰》等論文，就是根據他在湘西見到的原始宗教神像結合民間流傳的神話寫成的。通過論證供水的傳說，考證漢、苗兩族遠古時代的關係，把研究領域開拓到兄弟民族的曆史方麵。……朱自清先生熱情地讚揚聞先生關於少數民族的神話研究是‘給我們學術界開辟了一條新的大路’，而聞先生正是沿著這條大路，堅定而坦然地力排眾議，寫出許多獨辟蹊徑的著名論文。”③實際上，至今我們還在沿著這條道路繼續探索前進。
複刊一年半又在盧溝橋事變後停刊的《歌謠》周刊，較之前期《歌謠》周刊來說，固然積累了一些歌謠（俗曲方麵有所擴展）
① 見吳澤霖《苗族中祖先來曆的傳說》和陳國鈞《生苗的人祖神話》。前文發表於《貴陽革命日報·社會旬刊》第4-5期，1938年5月19日；後文發表於《社會研究》第20期，1941年3月25日。後均收人《貴州苗夷社會研究》一書中。
② 郭於華《論聞一多的神話傳說研究》，見《民間文學論壇》Vii?年第1期。
③ 馬學良《記聞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風二三事》，（楚風》1982年第2期。資料，在方法、研究水平方麵說不上有什麼大的進展。連他們的成員，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落伍。①恰恰是西南、西北地區的歌謠研究，在《歌謠》所開啟的傳統下，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如果要用簡約的語言概括一下那個時期的研究特點的話，那就是他們把歌謠當作社會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綜合研究，力求發掘其民族性、地方性以及深厚的社會曆史價值。民間故事的研究，比起抗戰前民間文學領域裏那一大群曉將（如鍾敬文、趙景深、婁子匡等）所達到的成就來說，顯然是黯淡的。盧溝橋事變前夕發表的幾篇論文，如鍾敬文《地域決定的傳說》（浙江《民眾教育月刊》5卷4, 5期，1937年2月1日）、葉德均《猴娃娘故事略論》（廣州《民俗》1卷2期，1937年I月30日）、歐陽雲飛《牛郎織女故事之演變》（《逸經》第35期，1937年8月5日）、婁子匡《孟薑女故事與人體犧牲習俗》（《孟薑女》1卷1期，1937年1月1日）、曹聚仁《白娘娘傳說中的悲劇成因》（《論語》第107期，1937年3月I日）、黃芝崗《粵風與劉三妹傳說》（《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4卷2期，1937年夏季號）都是值得注意的，可以看出當時民間故事研究思潮的趨向。當時在西南流亡的民族學者陳誌良除了搜集研究西南地區的民間傳說故事外，還曾撰寫《沉城的故事》發表在《風土什誌》（1卷3期）上，把民俗資料與考證古籍相結合，用比較的方法剖析了內地的陸沉故事（即石獅子眼裏出血的故事）與西南地區的洪水故事的聯係。這可以看作是吸收西南地區神話傳說研究的新方法而撰寫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故事論文。
在回顧抗戰時期民間文學研究的成就時，我們不能忘記顧
① 參見魏建功《歌謠采輯十五年的回顧》，見《歌謠）第3卷第1期，1937年4月3日。領剛、楊寬、呂思勉等曆史學家，衛聚賢、楊塑、常任俠等考古學家、民族學家和美術史家對中國神話傳說研究所作的貢獻。限於本文的任務主要是敘述搜集工作的成績，所以這方麵的活動將另文研究。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劃時代意義
1942年5月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文藝間題的重要講話。對於我國民間文學事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下麵我想分四個方麵加以分析。
（一）毛澤東在《講話》中闡發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時，批評、糾正了革命文藝工作者中間有些人瞧不起民間文學的傾向：“他們在某些方麵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為看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①他是從文藝工作的角度講作家們輕視民間文學的傾向的，他沒有講到民間文學的學術研究工作。他的講話擊中了我國文藝界的要害。回想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有不少作家、評論家十分重視民間文學及其對作家文學的影響。魯迅先生在《破惡聲論》、《漢文學史綱要》等著作中曾係統地闡述了他對民間文學的卓越見解。茅盾有一段時間曾專門研究過神話學，並且寫過專著。文學研究會的成員鄭振鐸終生倡導民間文學和俗文學的搜集與研究，自己還寫了著名
①《毛澤東選集》第858-859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的《中國俗文學史》。文學研究會的另一位成員王統照編輯了《山東民間故事》（上文已有提及），他所撰序言中，不僅論及民間故事的教化作用，還提綱掣領地談到了民間故事類型學的研究和民俗學的研究的必要性。但是，遺憾的是左翼作家們卻對民間文學極為忽視，瞧不起，甚至誇大其中的封建迷信和糟粕。毛澤東批評的不愛老百姓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的現象，是一針見血的。毛澤東的講話，目的在解決革命文藝隊伍的認識問題，以革命家的眼光，指出了民歌、民間故事等民間文藝的社會價值與文藝上的價值，號召革命文藝工作者在向人民群眾學習的同時，也要重視向民間文藝學習；當然，講話也指出了民間文藝中也存在著落後的東西，這些落後的東西，是曆史的局限性，是應該予以揚棄的。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大大提高了邊區和國統區許多文藝家對民間文藝本質的認識，其作用是曆史性的。
（二）在《講話》的感召下，邊區的文藝家們紛紛下鄉，一方麵去加強思想感情方麵的鍛煉改造，了解群眾的火熱的鬥爭生活，另一方麵，去收集蘊藏在老百姓之中的民歌和民間故事。延安的魯迅文藝學院文學係、音樂係、和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的同誌，在陝北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采風，最後由何其芳負責，張鬆如、程鈞昌、毛星、雷汀、韓書田參加，將其編選為（陝北民歌選》，1945年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陝北民歌選》的編定，是一項非常嚴肅而科學的工作，無論就積累民間文藝的材料和提供優秀民間文藝讀物來講，還是就我國民間文學的學科建設來講，它都是一部難能可貴的選集。主持其事的何其芳沒有看到書的出版，即受派遣去了重慶，在重慶他曾寫作過《談民間文學》和《從搜集到寫定》兩篇文章，闡發他對民間文學的基本觀點和從陝北采風中得到的經驗。①解放後，當《陝北民歌選》再版時，他曾將他寫的《論民歌》這篇包括了許多精辟見解的學術論文作為“代序”，我們有理由將其看作陝北采風的一篇總結和重要文獻。還有一些作家，在農村、前線深人生活的過程中，和老百姓、戰士打成一片，搜集了一些各個時代的民間故事。如李季、康灌、李束為、董均倫、賀敬之、聞捷等等。1946年10月由太嶽新華書店出版的《水推長城》（張友編）,1947年5月、8月、10月由冀南書店、華北新華書店、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分別出版的《地主與長工》（馬烽編）,1946年3月、7月、8月由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華北新華書店、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分別出版的（毛澤東的故事》,1947年9月由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紅軍長征故事》，1947年5月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揭石板集）（馬石安輯），1948年9月由大連和哈爾濱東北書店出版的（半灣鐮刀）,1949年1月由東北書店出版、合江魯藝文工團編的（民間故事》,1949年由蘇北新華書店鹽城分店編輯出版的《民間故事）（第1冊，大眾讀物）等民間故事集中，收人了這些作家們收集的民間故事，展示了解放區民間文學事業的實績。解放區的作家們努力實踐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向民間文藝學習，做出了成績。李季汲收民間文藝的營養，主要是陝北信天遊的營養，創作了在文學史上熠熠發光的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賀敬之和丁毅在汲收秧歌劇、民間傳說和民歌的基礎上創作了膾炙人口、耳目一新的歌劇（白毛女》；林山幫助韓起祥整理了長篇說書《劉巧團圓》。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所搜集的（陝甘寧老根據地民歌選》，包括了許多革命音樂家的勞動，但由於戰爭環境的殘酷與不安定，輾轉至全國解放後才由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①何其芳（關於現實主義），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上海。整理出版。
（三）各解放區都把民間文學工作納人革命文藝工作的軌道，繼承了老蘇區的傳統，把民間文藝當作教育自己、打擊敵人的武器。在這個總的指導思想下，各地在印刷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編印了許多民間文學的小冊子，其中有相當數量是蔣管區人民不滿黑暗統治的歌謠。據粗略調查，有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小歌集》（1946年4月）、田間選錄《民歌雜抄》（48首，冀晉區星火出版社1946年7月）、太嶽新華書店編印的（血淚歌聲》（蔣管區民謠集，1946年12月）、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蔣管區民謠集》（1947年1月）、李春蘭編、冀魯豫書店出版的《蔣管區民謠集）（1947年8月）、（勝利報》社老百姓編輯部編、東北書店出版的錢毅編《莊稼話》（1947年8月）、李石涵輯（現代民歌民謠選》（東北書店1947年11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編《訴苦複仇》（1947年12月）、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林冬白編（蔣管區民謠集》（1948年1月）等。由於戰爭還在進行，出版物保存下來的極為有限，以上舉例恐怕隻是當時民間文學出版物的一小部分吧。但僅僅這些小冊子，已足可見出民間文學工作在當時革命戰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了。
（四）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也在蔣管區的文化工作者中發生了很大影響，他們在不同層次上接受了《講話》的觀點。在大城市上海出版了許多形形色色的民間文學作品，向文化饑渴中的兒童提供了精神食糧。黃華在他所編輯的四冊《民間故事》（正氣書局1947年至1948年間）的《緒言》中說：“民間故事，由口頭傳說而廣其流布；講的人為講故事而講，聽的人為聽故事而聽，無所謂其他作用。講而動人聽聞，聽而發生興趣，那就建立了這故事的存在價值；否則，就自謀淘汰。無待於聖賢提倡，無需乎官家推行，更不怕‘讀死書’‘死讀書’那些學究們的鄙薄與歧視。它雖然不一定是文學上的結晶品，而不能不承認它是真正來自民間文學的一種。”國光書店、廣益書局、經緯書局、中華書局等出版社都出版了民間故事集，但大都是為兒童讀者新編的，而不全是新搜集的。民歌民謠的選集，比較重要的有薛汕的《金沙江上情歌》（1947年6月春草社）和《嶺南謠》（1948年11月南國書店）、劉家駒編譯的《康藏滇邊歌謠集》（1948年4月知止山房）、劉兆吉編（西南采風錄》（1946年12月商務印書館）、李淩編《綏遠民歌選》（1945年6月桂林立體出版社）、沈為芳選輯《民歌四十首）（1947年10月商務印書館）、朱雨尊編《民間歌謠全集》（1943年普益書局）、張鏡秋譯注的（31民唱詞集》（1946年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汪繼章編（抗戰歌謠》（1945年10月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等等。四十年代末，由於形勢所迫，一批文藝工作者到了香港。鍾敬文到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合辦的達德學院教書，他作為方言文學研究會會長、中華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常委，曾寫了一些關於方言文學的文章以及《談＜王貴與李香香）——從民謠的角度考察》、《民間諷刺詩》等民間文學的論文。薛汕在香港出版了《憤怒的謠》（中華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1948年4月）。
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國（除西藏）之後，解放區和國統區的民間文學工作者會師在北京，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下團結在一起了。 一1950年3月29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北京誕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民間文學工作者們在新的時代譜寫著新的篇章。
1991年8月30日寫完
（原載劉錫誠主編《中國新文藝大係·民間文學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4月。）
中芬民間文學聯合考察暨學術交流總結
根據1986年中國芬蘭文化協定的有關條款，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和芬蘭文學協會（會同北歐民俗研究所、土爾庫大學文化研究係民俗學和比較宗教學部）於1986年4月4日——15日在廣西南寧市聯合召開了“中芬民間文學搜集保管研討會”，在三江侗族自治縣進行了“中芬民間文學聯合考察”。這是一項牽動人數較多、組織工作複雜、包括學術會議和實地考察多項內容的大型國際雙邊文化交流活動。這項活動在中國文聯、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廣西文聯、民委、三江縣委和人民政府、三江縣若幹村寨的領導幹部和群眾的指導、協助和支持下，經過全體到會代表和全體考察隊員的努力，終於取得了圓滿的成功。這樣的雙邊國際合作，是在對外開放的形勢下，我國民間文學界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步驟。
一、此次考察活動的緣起與籌備
中芬民間文學聯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芬蘭文學協會主席勞裏·航柯教授首倡的。1985年2月，以賈芝同誌為團長的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代表團應邀去芬蘭參加（卡列瓦拉》出版50周年紀念活動時，芬蘭文學協會又提議中芬合作共同培訓從事搜集整理的中青年幹部。1985年3月23日勞裏·航柯先生致函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提出了中芬聯合考察的初步計劃，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複函表示原則上同意舉行聯合考察。此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即與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協商決定在廣西南寧和三江侗族自治縣舉行中芬學術交流會議及聯合考察。1985年10月，趁勞裏·航柯由馬尼拉去東京途中順訪北京之際，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代表、副主席賈芝與副主席劉錫誠、書記處書記賀嘉，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代表、秘書長農冠品，與芬蘭文學協會代表、協會主席勞裏·航柯在京進行了會談，就1986年4月在中國廣西南寧市和三江侗族自治縣進行民間文學聯合考察和學術交流達成了協議，兩國三方於10月16日通過了《1986年中芬學者聯合進行民間文學考察及學術交流計劃》。
根據《計劃》，這次在廣西舉行的民間文學考察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和芬蘭文學協會（會同北歐民俗研究所、土爾庫大學文化研究係民俗學和比較宗教學部）三家主辦，秘書處由中國方麵組成。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與廣西自治區文聯商定，秘書處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劉錫誠任秘書長，廣西文聯書記處書記武劍青、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書記處書記張文、賀嘉、三江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羅黎明為副秘書長。
秘書處在三江、南寧、北京召開過幾次會議並分頭進行籌備工作。籌備工作包括：組織考察隊、組織學術研討會論文的撰寫、選拔、翻譯、印刷，學術會議和考察的選點，文件的準備，歌手故事家的摸底和集訓，三江情況的撰寫與翻譯印製，考察經費的預算，器材的購置，後勤工作、外事安排等。經過5個多月的努力，到3月底基本就緒。
為了保證在學術會議和實地考察中達到預期的目的，於4月1日一3日在南寧市舉辦了全體考察隊員的集訓，采取專家授課的方式，提高隊員對考察意義的認識、增長隊員對實地考察的了解。同時各考察組根據各個考察點的實際情況，製定進點後的考察提綱。
二、學術研討會概況
中芬民間文學搜集保管學術會於4月4日一6日在南寧市西園飯店舉行。應邀出席研討會的正式代表67人（其中芬蘭代表團5人）。中國方麵62名代表分別來自中直係統各單位和13個省、市、自治區的民研分會、大學、研究所和群眾文化機關。大會上宣讀了25篇學術論文（其中芬方8篇）。由於時間的原因，另有7篇論文隻向大會提供而未能安排宣讀。
研討會圍繞著六個專題進行。這六個專題是：（1）民間文學的普查與保護；（2）民間文學的實地考察方法； （3）資料的保管與檔案製；（4）民間文學的分類係統；（5）對民間文學的廣泛興趣；（6）民間文學的出版和利用。這六個專題既是我國民間文學工作中，特別是“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編輯工作過程中目前遇到的和即將遇到的迫切問題，也是國際上為民間文學界所普遍關心的一些問題。1985年I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政府專家特別委員會所起草的文件，以及10月份在索非亞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大會所討論的問題，都是有關民間文化的保護的問題。因此，這次中芬民間文學搜集、保管學術研討會的議題和論點，是與國際民間文學界息息相關的。
芬蘭方麵的8篇論文，根據芬蘭民間文學界豐富的經驗和研究成果，對民間文學的保護、分類與保管等重要問題，作了精辟的、內容充實的闡述，對我國民間文學搜集與保管，特別是對我們的“集成”工作和正在籌辦的中國民間文學資料檔案館，有借鑒意義。中國方麵的論文，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和經驗，闡述了關於搜集、普查、分類、出版，特別是實地考察方法方麵的觀點，概括和總結了我國廣大民間文學工作者創造的豐富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雙方在論述上各有側重，互相補充，通過宣讀論文和自由討論，對考察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在認識上有了一定的提高，為下一步的實地考察做了較為充分的準備。
學術研討會由兩國三方的代表輪流主持。主持人是：芬蘭方麵的勞裏·航柯、瑪爾蒂·尤諾納赫；中國民研會方麵的賈芝、劉錫誠；廣西民研會方麵的武劍青、蘭鴻恩。會議采用國際會議通用的辦法，宣讀論文的時間每人限定20分鍾。自由討論時，參加會議的一些青年學者踴躍發言，提出了值得重視的見解。通過自由討論，增長了見識，鍛煉了才幹。
大會由賈芝致開幕詞，勞裏·航柯致閉幕詞。丘行代表廣西文聯致辭，劉錫誠報告籌備經過，宣讀中國文聯的賀電和中國民研會主席鍾敬文的賀信。
會議工作語言為漢語、芬蘭語和英語。會議文件一律用中、英兩種文字印刷。
閉幕後，由廣西文聯組織廣西美協書畫家郭齡、帥立誌等當場作畫、題字贈送國內外與會人士。三、三江實地考察情況
4月7日，參加考察的考察隊隊員乘車取道柳州赴三江侗族自治縣進行民間文學聯合考察。8日下午抵達三江縣所在地古宜鎮。在考察隊員必經之路——縣委招待所前馬路上，當地幹部群眾采用侗族傳統的迎客方式，架起攔路凳，唱起攔路歌。烏丙安教授用蒙古格調對歌，勞裏·航柯教授等飲侗家姑娘敬上的米幹酒。這時，蘆笙高奏、樂鼓齊鳴，8個侗家後生跳起蘆笙舞，為考察隊員開路。考察隊下榻在縣委招待所。
聯合考察隊由來自全國各地的37名中青年民間文學學者和5名芬蘭學者組成。中國方麵考察隊員分3個組分別到林溪點（皇朝寨、岩寨）、馬安點（馬安村、冠洞村）和八江點（八鬥小、八鬥大、八江村）進行田野考察。林溪點考察組組長是烏丙安（遼寧大學教授）、楊通山（三江縣文聯主席）；馬安點考察組組長是祁連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民間室主任、副研究員）、馬名超（黑龍江師大副教授）；八江點考察組組長是蘭鴻恩（中國民研會副主席、廣西民研會副主席）、張振犁（河南大學教授）。以勞裏·航柯教授為首的芬蘭學者5人、賈芝先生、中國民研會兩名青年學者和兩名翻譯為第4組，該組沒設具體考察點，而是根據考察計劃，在三個考察點範圍內安排考察項目、流動考察。
此次民間文學考察是一次科學考察。這次考察與過去的曆次考察不同的地方，除了參加者來自兩個操不同語言的國家的學者外，最大特點是采用比較先進的技術手段（包括錄像、錄音、攝影）和科學方法，記錄活在群眾口頭的民間文學作品，觀察研究民間文學作品在群眾中活的形態和講述人在講述中的作用、特點，探討民俗、風情、文化傳統對民間文學的形成、變化的影響，研究侗族傳承與現代文明、與其它民族的傳承的交融現象，等等，從而研究民間文學的規律與特點。根據縣文化宣傳部門提供的170名左右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故事手和歌手名單，各考察組的隊員們在考察過程中又不局限於此，而是擴大線索有新的發現。諸如在調查歌手傳承路線時，發現了不少未在縣文化部門提供的歌手名單中的歌手，在調查故事的傳承路線時，發現了“故事之家”，同時，也發現某些故事手並非民間故事講述者，而是民間說書人。考察中，一些隊員深人到村民中間，對鼓樓、風雨橋、木樓等建築在修建、使用上的民俗現象作了大量有價值的調查。一些隊員注意到歌手演唱“多耶”、彈“琵琶歌”時的手抄漢字記侗音的歌本，並對其來龍去脈作了調查，並攝有照片資料。一些隊員根據侗家愛歌、愛講故事的特點，對整個寨子乃至鄉的文化背景作了探人的調查，發現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諸如：轉世觀念、鬼魂觀念、文化斷裂現象、機智人物故事中階級對立不明顯的情況，及鼓樓的文化地位問題等等。一些隊員對侗族古老的“款詞”做了詳細的采錄工作，並就它的傳承及影響進行了較深人的調查。
除了點上的考察外，考察隊員還在“三月三”花炮節那天晚上，采訪了居住在古宜鎮附近兩個鄉的“六甲人”（尚未被確認為民族）歌手十餘名，錄製了他（她）們的高亢而抒情的民歌。4月14日，在縣委黨校校舍，對來自榕江河等地區的歌手及故事手進行了考察采錄。這使考察隊員對林溪、八江、榕江河及“六甲人”情歌的不同特點有了新認識；同時發現了在三江縣境內一些民間故事的變異現象。
此次考察，中國民研會共收藏考察隊錄製的磁帶150盤。根據三江縣10餘位翻譯同誌所言，磁帶中85％以上都是他們未曾采錄整理過的，因而是一批很有價值的資料。這批資料將成為侗族民間文學的第一批科學資料。這一批科學資料將分別複製成3套：一套保存中央檔案部門（目前是中國民研會）；一套保存在自治區民研會；一套保存在三江縣文化館的資料檔案部門。磁帶由中國民研會統一編號，供全國研究侗族民間文學的人員使用。這3套資料的保存方式，將為初步形成中央與地方民間文學資料檔案的網絡提供借鑒。
此次考察中所獲攝影資料，按考察隊規定，拍攝者向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提供樣片一套，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永久收藏，並供展覽和編書之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統一編號，底片可異地保管。凡自願將所攝底片交中國民研會者，由中國民研會編號；凡不願交中國民研會保管而願意交本人所在單位或地方分會保管者，由中國民研會統一編號，標明底片保管單位及地點，中國民研會有權隨時調用。
根據中芬三方代表簽定的（協議書》規定，“此次考察中所獲得的文字資料、調查報告和照片，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負責編選出版科學版本”；“中芬互相提供此次考察中各自錄音磁帶的目錄及保管地點。中芬雙方相互提供此次考察中所錄製的錄音磁帶和拍攝的照片的目錄及部分樣品”。
此次考察中三方均拍攝了三江侗族民間文學的講述情況、民俗、風情以及考察隊的活動情況，這些材料是中國民間文藝學史的重要資料，將加以製作，妥善保管，供研究和宣傳之用。根據中芬三方代表簽署的《協議書》規定，三方拍攝的原始錄像資料（指未經剪輯的錄像），一律複製三份，互相交換。“芬方將製作一部三江民間文學的錄像片無償贈送給三江人民政府。”
四、學術會議和考察活動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目的
（1）舉辦此次聯合考察和學術交流活動有兩個目的：第一個是兩國學者交流民間文學搜集保管方麵的經驗；第二個是通過學術會議和實地考察培養青年學者。這兩個基本目的是達到了。首先，兩國學者在自由討論中發了言，各自發表了意見，介紹了經驗。根據三方簽署的《協議書》，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輯並委托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年中國芬蘭民間文學搜集保管學術研討會文集》中文本，由芬蘭文學協會會同北歐民俗研究所、土爾庫大學文化研究係民俗學和宗教學部編輯並出版上述文集的英文本。。
（2）預計這次考察將采用先進技術手段取得考察資料，試驗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田野作業的目的，也基本達到了。中國方麵，中國民研會錄製了5個小時的錄像資料，根據協議，這些資料要互相交換。然後可編輯剪輯成一部三江侗族的完整的民間文學、民俗風情科教片，為侗族人民，為我國民間文藝學史積累了一份珍貴的文化資料。中國方麵全體考察隊員共錄製了150盤錄音磁帶，這些磁帶連同記錄翻譯稿，將作為侗族文化和我國民間文藝學史料被保存利用。文字資料、調查報告、照片內將由中國民研會、廣西民研會和三江縣共同編輯出版一部三江侗族民間文學的科學版本。
（3）這次兩國三方的聯合考察，在我國還是第一次，屬試驗性質。這次考察從大的方麵看，是成功的，從一周左右的時間看，取得的成果是足以自豪的。這次考察的成功，在民間文學方麵為進一步進行雙邊合作，積累了初步的經驗，鍛煉了一批幹部，同時，也必將為世界民間文學界所矚目，在國內已經引起了文化界、新聞界的重視。《廣西日報》、廣西電視台、廣西人民廣播電台、《南寧晚報》、《柳州日報》、《桂林日報》發了消息。‘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論壇》，上海的《文學報》也發了消息。《文藝報》發表了該報記者沙林撰寫的側記；《文學報》發表了金輝撰寫的《與芬蘭朋友在三江采風》；本會主辦的《民間文學》第Ail期節發了航柯先生在學術研討會上的論文《民間文學的保護》；《民間文學論壇》第5期選發三篇調查報告：鄧敏文和吳浩（侗族）的（侗族款詞的傳承情況及社會影響考察》、金輝的《勞裏·航柯的田野作業觀》和李溪（李路陽）的《侗族一個故事之家的傳承諸因素調查》。芬方在北歐民俗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f Folklore主辦的《News letter》上發表了勞裏·航柯、賈芝、劉錫誠的文章，把這次學術會議和聯合考察的情況介紹到了國外。五、存在的一些缺點和不足
這次中芬民間文學聯合考察有兩國多方的人員參加，規模大，由於第一次舉辦這樣的學術考察活動，組織工作缺乏經驗，因此出現一些缺點和不足是難免的，這些缺點和不足，可以作為以後組織類似活動的借鑒。這些缺點和不足是：
（1）考察規模大了些，隊員來自幾十個單位，給管理和考察帶來一些困難。與外國朋友合作考察，住在招待所，每天‘舊出而作，日人而息”，不能與被采訪者同吃、同住，交流感情，難以做到“參與觀察”。因而使這次考察不夠深人，有些場合甚至流於表演的性質。盡管有些中國方麵的隊員抓住時機深人到群眾家裏，晚上不回招待所住宿，擴大線索，深人開掘，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的說，這方麵的缺點仍然是明顯的。由於規模過大，又是第一次進行這樣的科學考察，經驗不足，組織工作上顯露出較大的弱點。根據這次考察的經驗和教訓，以後的田野考察以采取小型分散為宜，要事先擬訂好考察提綱，有目的地進行全麵、深人的調查。
（2）在這次考察中，有的隊員對講述環境不夠重視，急切想知道被采錄者所唱所述的內容，故而有時打斷被采錄者的講述，詢問所述何意，或問翻譯，結果造成被采錄者的講述情緒受到破壞，翻譯人員的翻譯聲音與被采錄者的講述語言重合，錄音磁帶裏聽不清被采錄者的講述語言，造成原始資料的某些漏失。根據這一教訓，在今後的采風中，當特別注意保持講述環境。至於翻譯上的問題，應在采錄結束後再去切磋解決。
（3）航柯先生針對馬安點考察組和八江點考察組的考察情況，提了幾個值得重視的意見：①在人數較多的環境下進行田野作業，應劃整為零，在各個角落分散活動，並注意靜聽觀察並錄音；②采訪上要注意讓周圍所有人都感到自己不是局外人，不要一開始就盯住一人問，而不顧其他人。③要注意保護演唱和講述環境。當場翻譯，會破壞歌手情緒。歌手不願唱的歌，不要強迫，而要注意發現其中的原因是否與演唱環境有關。航柯先生的這幾點意見，恰恰是我們在考察中多少有所忽略的。
（4）籌備工作是在北京、南寧、三江三地分頭進行的，秘書處未能妥善地加以安排、檢查、協調，因而在某些環節上出現了某些脫節現象。
中芬民間文學聯合考察與學術交流秘書處
1986年9月10日改定稿於北京
社會經濟發展與民間文化保護
保護民間文化的迫切性
在開始討論民間文化的保護問題之前，有必要對民間文化的含義，作一個說明。關於民間文化，本世紀一百年來，由於側重點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國學者們提出的定義已經很多了，這裏筆者引述一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們1989年商定的一個定義：“民間創作（或傳統的民間文化）是指來自某一文化社區的全部創作，這些創作以傳統為依據、由某一群或一些個體所表達並被認為是符合社區期望的作為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表達形式；其準則和價值通過模仿或其他方式口頭相傳。它的形式包括：語言、文學、音樂、舞蹈、遊戲、神話、禮儀、習慣、手工藝、建築術及其它藝術。”需要辯證的是，在這個定義中，聯合國教科文的專家們回避采用“民族”或“少數民族”這個概念，而用了“文化社區”這個詞兒。在此特定的語境中，“文化社區”指的就是“民族”或“準民族”。其中使用的“民間創作”與“傳統民間文化”是同義的。需要補充的是，就其根本性的特征來講，民間文化是原始文化的遺存，雖然經曆過漫長的發展，帶上了文明社會的內容，但其核心部分中，還遺留著許多原始先民的思維觀念的依稀可辨的影子。這一特點，僅用“以傳統為基礎”來表達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