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薑文當導演，是又一個？
問題還沒那麼嚴重。可薑文是“舍我其誰”的那種人。這就為我這樣的無聊看客留下了話柄
你牛x，你就得真牛x，你拿出的活兒不夠牛x，你越牛x你就越是一個笑話！
若是散淡之人弄出這部《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會說不錯，相當不錯。
可這是牛x之人弄出的自覺牛x的電影，我實在想說這是一堆狗屎，盡管它還不是。
薑文的導演能耐在他未做導演之前似乎就已經被認定了。
據那些假話真話一塊說的記者披露：《紅高粱》中“顛轎”那場戲就是薑文的“點子”，《本命年》連片名都是薑文給起的，而《北京人在紐約》結尾處那個寓言性的“中指朝天”的動作設置亦是薑文的靈感……
這些不知是真是假的事兒往一塊一攢，就剩下一條意思：薑文要比張藝謀、謝飛、馮小剛《這些國內最優秀的影視劇導演》高明。
而薑文的牛氣正隨著他的演技與日俱增，發誓不在各種晚會和廣告片中露麵的他話卻越來越多，他自好萊塢轉悠了一圈回來後那通充滿“愛國主義”色彩的大放厥詞，像是一個與大人鬥氣的三歲小孩說出的話，一派胡言。
這通傻話可以跟陳凱歌說出的另一番傻話比傻。陳凱歌懷揣綠卡教育大家：尼亞加拉瀑布再雄壯，可在我眼裏，不及咱們的黃河。
看來說話不是電影家們的擅長。可他們總是扛不過記者的挑逗，管不住自個兒的嘴。
這麼牛的薑文該拍出怎麼牛的電影？既然他顯得比張藝謀還高明他就應該拍出比張氏更高明的電影。
這就是大家的期望值。
《動物凶猛》被改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初看片名，我並未朝壞的方向去想竟想起了十多年前詩人梁小斌的那首成名作《中國，我的鑰匙丟了》。詩中寫道：“十多年前／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跑到郊外的曠野上歡叫……”那“紅色大街”上“丟了鑰匙”的日子正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不料看完影片，竟然感覺全變！我絕未料到這麼一個渾身散發著荷爾蒙氣息的硬漢薑文竟然會以片名所反映的最表麵的情調作了整部電影的基調！《陽光燦爛的日子》竟然是抒情的！它竟會愚蠢地采用散文詩式的結構！
中國電影中，玩散文詩結構最成功的範例仍是吳貽弓的那部《城南舊事》，吳貽弓不是成功的導演，但這部影片卻充分發揮I,他的長處，洗煉、細膩，選擇事件的精當和事件本身的概括力，基調與視點的契合，他選擇的視點是那小女孩帶著優鬱與迷茫的雙眼……
薑文不具備這樣的素質。或者說他為片子定下的調子與展現的內容出現了分離，他選擇了自己並不擅長的一種風格，並在影片的整體駕馭上出現了失控
於是我們看到的是這麼一部電影，一位糙漢甕聲甕氣地為我們講述著他的童年往事，而且帶著那種故作平淡其實一往情深的矯揉造作的語調。他所講述的故事不乏撬鎖、拍磚、泡妞這類真東西，可當這些內容被置於一種娓娓道來的語氣之中，就顯得表麵、簡單甚至是有意設置的虛假。你撬鎖，可你既無法表現撬鎖者強大的內心驅動力，又表現不出撬鎖的各種技巧以及打開一扇門之後更複雜更獨特更深人的發現。那麼，撬鎖就成了一個隱喻性符號這撬的是哪門子的鎖？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少年麵對異性的衝動行為表現得極度暖昧的同時，又把他拎到雨夜的長街上哆哆嗦嗦地高喊：“我愛你！”這就是薑文眼中少年時代的性愛嗎？果然如此，我要說又一個成人白活了！
影片中對“第五代”某些表現手法的移植也顯得不倫不類，製造儀式是“第五代”用濫了的一招，薑文亦不能免俗：打群架他也給挪到蘆溝橋去打，架沒打成，眾人卻像得勝回朝似的在“老莫”舉杯，五位少年騎自行車前衝的鏡頭在影片中反複多次出現，拍得像黨衛軍的摩托隊，他們橫行的胡同都被薑文“清場”’了，不見一個路人，世界真成了他們的世界……這正是儀式的拍法，被弄得非驢非馬！
細節是導演功力的見證。既然薑文在別人執導的影片中靈感多多，，又是顛轎，又是命名，為何在自己的片子裏便沒了招數？像影片中那個冒充朝鮮大使混進音樂會的細節，純粹是庸俗小品慣用的伎倆，而讓王朔、馮小剛在影片中充任角色，並由此產生一點可憐的效果，顯得既滑稽又小家子氣。說起來都是氣吞山河的人物，玩起來還不是哥們兒弟兄，憑這點小玩鬧拍什麼大電影？
寧靜的表演顯然是進了薑導個人保護主義的溫室的，類似於張導重點保護下的鞏俐。寧靜的表演要哪沒哪，破綻百出，影帝出身的薑導豈能看不出來，就這麼放過去又是為了哪般？
夏雨的表現是這部電影裏惟一說得過去的東西。這個長相酷像薑文的少年所有的表演都是“薑文模式”，堪稱薑文表演的縮影。這說明了什麼？《陽光燦爛的日子》最“燦爛”的地方仍然是薑文表演才能的折射。即使如此，給這個小薑文以威尼斯影帝的頭銜仍令人感到不安，是這幫老眼昏花的評委給中國電影開的又一玩笑？這玩笑曾經開過，把“金獅”獎頒給寒修簡陋、意圖直露的《秋菊打官司》，因之是“新現實主義”的。
這部電影最鬧心的地方應該是他的音樂，極其粗劣地來了一個“文革”歌曲《含前蘇聯歌曲》大雜燴，POP《波普》的形式被又一個中國藝術家庸俗地理解了。我們總是在某些符號化、隱喻化的事物麵前止步，而不能邁向人人性的更深處。“文革”對於一個孩子來說究竟有多重要呢？那“黑暗”的十年間長大的孩子，沒有電子遊戲機和電動玩具，可他們也有他們的歡樂無窮無盡的歡樂，就像自製的彈弓被握在手中……
之所以注重那些符號化的玩藝兒，仍然是出於“戰略”需要的考慮。薑文這麼一個牛x哄哄的民族主義者，到了具體操作中也還是忘不掉西方評委的口味，用“文革”來隱喻中國當代現實的伎倆，在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張藝謀的《活著》中已經玩過了，這與他們早期慣用的用原始村落來進行隱喻的手段同樣拙劣。中國的藝術家還是無法擺脫他們醉心其中的那個謀生的層次！
撇開影片中具體的得失，我還要指出：《陽光燦爛的日子》是《美國往事》的“中國盜版”，而且是大降成色的一個“盜版”。這再一次讓我想起薑文“隻身獨闖好萊塢”的那股牛x勁兒實在是不值一錢！在《美國往事》中芝加哥的街區始終籠罩著不祥，好像隨時會有一個少年從街角蹦出來，持刀麵對你……而在薑文的“盜版”中卻變成了北京胡同的陽光燦爛，幾個整天在玩卻又玩不出任何名堂的少年，《美國往事》中那極有縱深感和包容性的音樂揪著你的心，到了薑文這兒就變成了鬧哄哄的一串“文革”歌曲，《美國往事》寫的又是什麼？朋友的義氣、真情和背叛，而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所有的矛盾、人和人之間本應發生的一切都被消解了，哥們兒姐們兒相安無事地整天曬太陽……
自稱“最懂王朔”的薑文把王朔也給糟踐了，王朔“動物凶猛”被他弄成了“陽光燦爛”，正如趙寶剛麵對“過把癮就死”隻取了“過把癮”的輕飄，黃建新愣把“浮出海麵”故弄玄虛為“輪回”一樣……王朔傻嗬嗬地反過來給薑文跑龍套，在影片中演了一個化幹戈為玉帛的小流氓頭子，我不知王朔心裏怎麼看薑文的活兒以及他的眾多改編者。王朔的小說不是什麼博大精深、玄奧難解之作，但他所呈現的生命狀態，他笑鬧背後所隱藏的東西，能夠理解到位者又有幾人？
而在這部電影中，我看到薑文所迷戀的很多東西竟是可笑的文人趣味，他讓馬小軍由於吃醋而擂在劉憶苦肚子上的拳頭收了回去，並以寫小說的馬原、洪峰或者蘇童、餘華、格非或者中國所有他媽的“先鋒小說”中說俗了的鬼話作了一個旁白：也許那天的事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這是生命質量的問題。
是中國所有藝術家普遍麵臨的問題。
這不是跑到好萊塢，對著世界級的“巨腕兒”牛x一番，豪氣衝天就能解決的，也不是向別人澄清中國人中也有像他這樣的大個子和有著幽默感的人就能解決的！
說到底，你得拿出真東西。
而事實卻是如此：中國影帝薑文執導了他太“處女”化的“處女作”，雄心勃勃、牛x哄哄的他被曬在自己營造的燦爛的陽光下……
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
中國人的大年夜，大夥圍坐一桌，一塊吃頓餃子似乎是每個家庭必不可少的節目。
即使是在南方那些不吃餃子的地方，也會有相應的替代物，譬如湯圓、八寶飯之類。《恕我孤陋寡聞。》
總之得有一頓年夜飯。
總之過年的中國人得吃一頓，吃了一頓的中國人才算過了這個年。
吃成了一個儀式，意味著結束與開始，數千年如一日。
吃一種共同的東西，用吃的形式來體現一種凝聚力嗎？
是否可以找到一種詩意的說法：餃子《或與此相應的年飯》是過年的“心兒”？曾幾何時，在中國人的年裏又增添了另一種餃子。
準確點說：這種餃子不是動嘴吃的，是用眼看的。
“你說的是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對！
“文化快餐”是個挺好的詞兒，隻是被某些腸胃功能特別發達專嗜“文化大餐”的酸腐文人用成了貶義。套用這種說法，我想說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一頓“文化餃子”。
此處無褒貶，我隻是在說這事兒。
大年三十的夜幕拉開了，一家老小圍坐桌前，吃上一頓餃子，然後打開電視，再看上一頓“餃子”，直到春天的鍾被人敲響這個年便算過了。
此乃十多年來大多數中國家庭所過的正常之年。
近年流行電話拜年，把電話打到朋友處，問：“幹嗎呢？’’答：“看春節晚會呢。”差不多都是這樣，這真是一個麻雀回巢浪子還家的時刻。
想想吧，在一年裏最看重的這一個夜晚，那麼多國人在吃了同一種食品之後盯著同一台晚會，同一種畫麵竟能吸引年齡不等興趣各異的老老少少諸色人等，這事兒該載人吉尼斯大全的，看似荒誕但絕對真實。
餃子落肚，嘴便閑著了。茶餘飯後，閑著的嘴便要說點兒什麼。
近年以來你所聽到的越來越多的觀眾對春節晚會的說三道四不過是吃客們對於餃子的品評議論。
這再正常不過了。每個人都希望把年過好，他們為這頓漫長的餃子賠進去了四五個小時，便有權說點什麼。
好或不好，無非是這兩方麵。近年說“不好”的人似乎多了起來。有人便坐不住了，其實這很正常。
中央電視台在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午間半小時》中就公布說，據統計對春節晚會表示滿意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雲雲。這種做法很小家子氣，一個國家電視台何必這麼虛呢。這不是一個叫人想不明白的問題：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正襟危坐地把對一頓餃子的評價填進《中國電視報》的那張表格的，尤其是那些覺得這頓餃子不怎麼樣的人。
中央電視台也不必把春節晚會的工作人員端著盒飯的畫麵剪輯成連續性的報道，這是為了表現其辛勤工作的精神嗎，還是為了讓大夥覺著他們就是沒有功勞至少也有苦勞？那些演員，那些個腰纏萬貫的“大腕兒”大概也是樂得吃這盒飯的，他們早已精通“中央台磨刀，地方台宰人”的手段。至於中央台自己的人，還是不要自吹為好，每個人的工作都有其自身的特點，這天晚上因堅守崗位而不能回家團聚的人何止他們？比起那些默默無聞的勞動者，在億萬人的眼皮底下弄了一台晚會，這也值得一吹嗎，而且還是自己吹？在某年的春節晚會結束之後，一位女導演在鏡頭前哭得泣不成聲，她硬咽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樣子讓我覺得大可不必，通過她失控的表情我已讀出了她未說出的潛台詞，那一定是“我所付出的太多太多”或諸如此類，我若在場便知道怎麼勸她：“付出何所懼，想想你得到的吧！”
是吃客們對這頓餃子所定的期望值太高，使包餃子的人驚了，因為感到了壓力。
隨著他們辦好這台晚會的意識逐步增強，這台晚會便越發難以辦好了。
遙想當初，一切都那麼容易：張明敏，一位來自香港的業餘歌手一曲《我的中國心》造成的全國性轟動，已經半老徐娘的奚秀蘭唱著《阿裏山的姑娘》，搞得我們心波蕩漾，馬季、薑昆不論段子如何，我一見你就笑，李穀一的氣聲一發，觀眾們便心裏踏實，那是“歌後”壓陣，費翔肢體僵硬的舞姿，照樣能博得像是京劇劇場中的一聲俗吃喝：“好！”
那便是春節晚會的當年，氣氛好得不得了：什麼本事沒有的黃阿原竟也敢登台亮嗓亮其慘不忍聽的嗓子，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而黃植誠、李大維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做了“一夜歌星”的……
從無到有是容易的。
沒有餃子吃的人突然吃到了餃子，那餃子便是好吃的，甭管它包的是什麼餡兒。
在當年，在那已逝的八十年代，隻要每年能請到一兩位二三流的港台歌星，那晚會就算是成了。
那年頭，中國大陸人所開的文化洋葷往往來自上述兩地的同胞，尤其是在春節晚會上。而中央電視台的這台晚會也便成了港台明星在大陸一夜成名的黃金舞台。
那也是春節晚會的黃金時代。它之所以有過那樣一個時代，跟當時人們的見識有關。
盡管那時我年齡不大，可還清楚地記得一位不算太老的老頭聽完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後痛哭流涕的樣子，他感慨萬端地說：“沒想到香港的青年竟是如此愛國！”這話怎麼說的，不就是一首歌嗎，誰又說過香港的青年不愛國了？記憶中的那個老頭仍在，多年以後我也總算整明白了：他來自那個把香港稱為“臭港”的蒙昧年代，一覺醒來後才會有如此感慨。也是在多年以後，一次我在卡拉OK廳裏想起了這位老頭，當時有位喝高了的青年正在唱《我的中國心》，我想要是那位老頭在此又會如何呢？怒斥那位醉釀滋的青年“不愛國”嗎？
隨著文化膨脹《有人酸溜溜地稱其為’啟蒙”》的八十年代的結束，春節晚會也開始於淨地走向純娛樂。
它曾經戴著文化的麵具給群眾開眼，如今眼界大開覺悟提高的群眾在娛樂麵前成了真正的上帝。所謂“娛樂”，就是你得讓我樂，你讓我樂不起來，對不起！我就不買你的賬。
與此相應的，春節晚會的扛鼎人物也由先前的港台歌星變成了今日的大陸醜星，溫柔的鳥語不再吃香了，代之以滿嘴高粱花子的東北腔以及唐山腔、京腔等等。廣東語己被馮鞏之流當成了調侃“追星族”的武器，甚至江浙味兒的普通話也被鞏漢林們普及為專門用來塑造“小男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