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楊鈕瑩
如果說毛阿敏就是中國歌壇的“正宮”那麼楊鈕瑩則是中國歌壇的“側室”。
她們滿足了一種審美：以妻妾成群為最高夢想的中國傳統審美。
楊鈕瑩天生一個尤物在世間就是為了成全我們審美的另一極。
我無法談論她的歌我找不著詞兒了，找不著與《月亮船》、《風含情、水含笑》、《等你一萬年》、《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相對應的詞兒……
《讓我輕輕地告訴你》但不能夠。
甘蘋
無個性的歌手成功與否取決於包裝。
我無話可說，隻有下麵一句
如果說《九月九的酒》是唱給民工聽的，那麼《大哥，你好嗎》就該改成《大款，你好嗎》。林依倫
林依倫在說鳥語的地方，在《愛情鳥》這首歌裏終於發出真正的鳥語。
有人說他音質不錯，那要看你是怎麼聽的，我總想象他的歌喉是暴發戶之家刻意軟包裝的房間，挺豪華，但不對勁……
《火火的歌謠》聽不出哪兒火。
《透過開滿鮮花的月亮》是浪漫主義在國內歌壇高度膨脹的又一酸果，我稱之為“幼稚園浪漫主義”。
秦地闖出去的歌手張楚、鄭鈞和最近走出的許巍都不唱軟歌。孫浩給祖先開創過上古搖滾秦腔的秦國漢子丟臉了。
一部電影《天皇巨星》都捧不紅的歌手還有救嗎？救他的是一首狗屁不通的《中華民謠》。
因詞不達意而不知所雲的這首歌，被冠以《中華民謠》的名稱是再貼切不過了。 自屈原“楚辭”發端的“豔詞”傳統至今在詩界方興未艾，未料想竟也流入了最沒文化的歌壇，傳統不教就會，堅不可摧，它就在我們的血管中淌著。
我以為最無個性最沒脾氣的孫浩是借一幫小朋友才包裝出來的，讓這些尚處在識字階段的幼兒用稚嫩的童聲朗誦那堆前後不通的“豔詞”，商業真他媽不擇手段！
陳紅
紅花也需綠葉扶。陳紅這類歌手大概生就“綠葉”的命。她的平庸就是為了映襯田震、那英、羅琪這些優質的聲帶。左拉筆下的“陪襯人”。
但在國內歌壇，無個性可能就是最大的個性，中庸是道。所以陳紅才總在各種晚會上晃我們的眼。
陳 明
陳明有多大的造化，很大程度取決於包裝。
但包裝畢竟是有限度的，所以別奢望什麼“大姐大”。
若懷著平常心，且包裝有術的話，假以時日能撈著“三姐三”、“四姐四”。
《寂寞讓我如此美麗》那種造作的美麗和美麗的造作，可能是一條路，南國包裝人習慣的路。
需要提請陳明女士注意的是：勿怕脂粉， 自覺地迎接這包裝。千萬別得意忘形、素麵朝天。
高林生
高林生與劉德華給我的印象相似。有一種怎麼包也包不住的“山氣”是山民的後代嗎？待考。他的《牽掛你的人是我》是我所聽到過的最庸俗的歌。歌俗不等於庸俗，對否？
謝 東
哥們兒貌似糙漢一條，卻滿嘴“蟬娟”、“手兒牽”之類。這種不倫不類在中國歌壇比比皆是。
尹相傑
這年頭，憨態和傻相是值錢的。歌壇有尹相傑為證。
用有錢人的兒子的形象來演繹《纖夫的愛》，使這首酸曲幾平添了幾許“幽默”
這是一首色迷迷的偽民歌，充滿俗”是鄉土作家劉紹棠曾夢寐以求的“豔俗”記得這種“豔中國的鄉土文藝離不了這種“豔俗”。民歌不“色”不流行。
黃豆就數到這裏吧。
我已經夠無聊的了！
詩人西川曾針對詩壇說過一番話《似乎是在說他自己》，大意是：可以寫無產階級的詩，也可以寫資產階級的詩，甚至可以寫地主階級的詩，俱不要寫小資產階級的詩
我想把這番話稍作修改轉送給今日的流行歌壇：可以寫無產階級的歌，也可以寫資產階級的歌，甚至可以寫地主階級的歌，但不要寫小資產階級的歌……
小資情調是一個鍍金時代審美的必然嗎？
我茫然，但我不相信！
拜I眼睛看，川耳朵聽，實在是太累了！因為它們離心太近。台灣前輩詩人商禽有一部詩集的名字叫做《用腳思想》我知迫廠！知道該以什麼部位來對付這個時代的輕歌曼舞，一
朋友寄我《音樂生活報》1996年１月16日所刊《崔健訪談》的複印件，因文中涉及到我從“編輯結語”，得知這是“詩人一馬水波借崔健在哈爾濱演出之際采訪了崔健， 一二是便有了已發表的訪淡錄。
在該篇“訪談錄”的這一部分，在馬姓提問者的導引下，崔健言語鮮明地談出了他對我詩、文及人的看法，諸如：“伊沙已不是詩人了”、“沒見過。但我已經知道許多人開始寫文章公開對他那種無道理無邏輯沒有依據的批評表示……”“我知道。他也罵了牟森罵了於堅。為什麼？他什麼目的？”我覺得他評論的意義沒有社會責任，完全是個人的目的，是想讓人們不注意別人隻注意他。伊沙的評論沒有責任感，不對曆史負責”、“我看伊沙的評論覺得特有意思，開始我覺得他有責任感，他批評我的都能接受，我知道我需要批評，這讓我能想到許多問題，後來我發覺這人並沒有想對社會產生責任”。
我要說崔健說出如上看法完全是正當的，而且我也讚賞這種公開的形式：話擱明處，大聲說出！你寫詩為文，任何人都可以說出對你的任何看法，這是完全正當的。“他批評我的都能接受，我知道我需要批一評，這讓我能想到許多題。”崔健的這番話對我也同樣有效。
可接下來的一番對話卻讓我難以坐住這也是我必須動筆寫此小文的原因。
許多人特別醜惡，嘩眾取寵。我發現他寫的很多東有很多特別虛偽的地方。張楚的許多詞是他寫的，而他從來不批判張楚，他等於是在替張楚作弊。
張楚的詞確實是他寫的嗎？對，我已經聽說了。如果這樣的話他可太壞了，他等於是在庇護他的一個哥們兒。首先，我不知道我在哪篇文章中的哪些地方進行了崔健說他發現有“很多”，我想請他最好能夠舉例一二之名，非同小可。
“捏造”，“捏造”
其次，我相信讀者和樂迷朋友一定和我本人一樣被崔健發布的這條“新聞”所驚呆：張楚的許多詞是伊沙寫的。這種天方夜譚讓我感到自己還沒長出那第三隻手就已被別人誣為小偷，與此同時我感到特別對不住哥們兒張楚，更感到別扭的是我竟無法為我的歉疚感負責當“莫須有”從天而降。是的，我和張楚是哥們兒，算一塊玩大的吧。但迄今為止，我從未給張楚寫過半句歌詞，據我所知，張楚也從未給別人的詞作譜過曲。我和張楚都屬於排他性極強的人，我們各自的活兒都極端個人化，連我都不敢想象我們如果合作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在諸多觀念性的問題上，我和張楚十分默契，但聽他的音樂，像《上蒼保佑吃了飯的人民》，我還是覺得離我非常遠，那個角度是張楚的角度，他已走人了他的極端。我出過兩本詩集，張楚手上都有，如果他看上了其中哪首詩，我會感到高興，但從來沒有。倒是我聽說西安出來的另一位歌手許巍在出道前為我的《結結巴巴》、《跟祖國抒抒情》兩詩譜過曲，可惜我還未聽到。
至於崔健說我“從來不批判張楚”，這也不是事實。在《張楚這個人》（《文友》1996年6月號）一文中，我對張楚做人和做音樂兩方麵都提出了不算婉轉的批評，崔健是沒有看到，還是故意忽略不計？就在同一篇文字中，我也提到了崔健，我指出：“中國最具人文色彩的兩位歌手：一個是崔健，一個是張楚。”所以我不希望他們二人之間的較量或由此生發的“攻擊”《如果這是不可避免的》，采用的是以“聽說”作前置詞後綴一段謠言或謊言的形式！
以上便是崔健所說的我“在替張楚作弊”的全部真實。事實如此，我庇護了我的哥們兒嗎？我是否真的已經壞到了崔健所說的那個份上？
在這篇“訪談錄”中，提問者提出這麼一個有意思的話題：七十年代這批人普遍沒有責任感，沒有我們身上那種文化的負擔和苦難。是怎麼快活怎麼來。”崔健的回答是：“我和一些小孩子聊天，他們說我們和你不一樣，你們太沉重太不瀟灑。實際上他們對社會黑暗麵特別敏感，就是不願意改變不願意觸及。社會就那樣你管它幹嗎，實際上你感到他們並不瀟灑。你若是音樂家你失去了這方麵的力度，那你就沒有價值。”
我驚異於這二人是以社會學家的口吻來談論藝術的。為了從背景上證明我是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佯裝不認識我的提問者將我下劃到“普遍沒有責任感”的“，七十年代這批人”，並將自己上劃到“身上”有“那種文化的負擔和苦難”的“我們”《大概是上一批人》，這是否應該算做一種采訪手段和技巧呢？總之話題就比較好展開了。我從來都對社會學家嘴裏的“代”或“批”這些詞抱有懷疑並保持警惕，用這種劃分來談論藝術更是愚蠢。在“文革”中，所有的成年人都是一“代”人，都“普遍沒有責任感”。崔健屬於哪“代”人或者說他想代表哪“代”人我不知道。至於那位我比較了解的提問者這朵開在凍土地帶的小玫瑰他的所謂“文化的負擔和苦難”肯定屬於兩三個世紀以前。我們絕不是以“代”或“批”或“輩”的名義去向曆史、時代、社會、藝術承諾和負責的，這完全是個人的事，是你崔健、我伊沙、他馬永波自己的事，它也絕不是抽象的兒句大話或兒個豔詞，它發生在我們的每個時間所從事的具體的事情上，比如我的文章，比如這篇“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