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山的黔東南有許多坳，如老虎坳、楓木坳、麻栗坳、撮箕坳等等，它們或因形而名，或因景而名，都是人們賦予的名稱。有的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但有的隻是一個符號而已。
本書的栗木坳屬於哪一類呢？還是來看看作者的敘述：“山坳上一棵栗木高聳入雲端，冠蓋蔽日月，山民們都說這是五百年豫章村的開山老祖從山外進入這桃花源似的甕曬山窩的第一天栽種的，因此稱之為栗木坳……栗木坳是山寨出山的必經坳口，歇腳乘涼的山裏人笑聲總是飄蕩在山坳上，我就是在山民們笑聲裏長大的……栗木坳在四方八寨小有名氣。其實那是因母親而出名……”
顯然屬於前一類。這裏麵蕩漾著作者很深的情感維度，其中的樸實和靈光，聚焦於一種敏銳的心性。
我把它稱之為心性的維度。
這個維度，是羅安聖先生對家鄉對生活對人生獨特的文化記憶、心靈審美以及良知堅守與修複。在這裏，栗木坳既是家鄉的縮影，又是母親的代碼，更是作者銘心刻骨的牽掛。這個部分在本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也是最值得一讀的部分。
在我國，提到鄉村的文化記憶，都繞不開農耕的苦難，也就是說，鄉土敘事必然帶有某種先天苦難的成分，在羅安聖偏遠、落後而貧窮的家鄉，對於苦難的敘述更體現得淋漓盡致，這集中地表現在母親的身上，也表現在作者本人身上。看看這段文字就知道了： “那年月，家裏人口多，口糧遠遠不夠，開春後母親帶領我們姐弟六人執刀上山，將滿山的柴草通通砍翻，待柴草曬幹後放火一燒，燒山後的草木灰就是最好的底肥，稍稍薅鬆燒焦的土皮，滿坡播撒下金黃色的小米種子。俗話說‘三分種，七分管，隻種不管長變短’，管理是極其辛苦的活兒，須待小米苗長到10公分、20公分、30公分時，分三次在烈日下將竄生的雜草逐棵連根拔掉，往往全家七、八口人齊出動，戴著鬥笠，頂著烈日，蹲在陡峭的坡地上一棵棵的拔，一寸寸地往前移動，起早貪黑地幹一整天還拔不完兩吉坡地。有一次，久未勞作的我周末返家與母親一起出征坡頂的小米地，中午時分竟抵不住烈日的炙烤，中暑暈倒了，差一點沒滾下坡底，嚇得母親再也不敢拽我幹這活了，卻讓我深深地品嚐了生活的艱辛。”
要說苦難，要說艱辛，要說掙紮，要說無奈，這些文字已經逼直到讓人心疼的程度。在對處於劇烈的社會變革期，在誠信、道德或信仰越來越虛脫的背景下，我在閱讀的時候，一直在揣度作者渲染這些苦難的目的，在讀完許多篇目之後，我才意識到作者在展現一種正麵人格的堅守。正是有了這種堅守，再多的苦難也能戰勝，再大的苦難也體現了溫馨。在眾多的故鄉人物中，體現得最突出的當然是母親，其次是《殘雪》中的三叔。
母親是個特別樸實善良、勤勞節儉、溫情敦厚、愛子情深又勇敢正義的人。在她老人家的身上，有眾多母親相似的一麵，又有她很個性的一麵。這很個性的一麵，就像書名說的，一輩子都走不出故鄉的栗木坳。正因為“走不出”，還鬧出了一些溫馨而酸澀的笑話。
笑話後麵的情感是很深沉的，即母親對兒女的牽掛，兒女對母親的孝道。要實現這種情感嫁接，“環境”的彼此不適應，於是“笑話”就來，來得無法抗拒，又很是無奈。比如母親坐不得車，適應不了兒子工作的小城環境，甚至享福享出病來，讓一直想報恩的兒子生發出遺憾的感歎。像作者一樣，我們以為很理解生我養我的母親了，但眾多的不適應，證明還是存在著一定的代溝，或者說是鄉村和城市存在著反差與衝突，不管宏觀也好，微觀也罷，都有一個值得思考的維度。
延深這個話題，在本書眾多精美篇目中，我認為《殘雪》是寫得極好的一篇。
三叔是一個抗美援朝的複員軍人，複員後在鳳城美麗的荷花池畔砌了一棟兩間兩層一廈的磚房，退休後，就應該好好頤養天年了。但是，帶著故鄉情感和貧窮走出來的三叔，一直沒有忘記故鄉的貧窮，特別是文化貧窮，於是，他家裏的二樓無償地供給從故鄉進城來讀書的孩子，成了孩子們食宿的心靈驛站。同時，三叔還經常給孩子們講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薑太公釣魚、薑子牙封神等勵誌故事，成為孩子們課餘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不幸的是，晚年的三叔得了咽喉癌。“殘酷的放療、化療幾乎摧毀了三叔的身體和意誌，臉龐十分消瘦，皺紋層層疊疊，頭發更加稀少，看上去比七六高齡的父親還老。三叔自知去曰無多，便堅拒重返腫瘤醫院，戒了煙酒，放慢了食速，每曰遵醫囑徒步上山呼吸新鮮空氣，增強身體抵抗能力。世界上沒有比故鄉栗木坳的竹海裏空氣更新鮮更富氧更適合療養的了，因此三叔常借故回到生養他的栗木坳，一個山頭，一條小溝，甚至一顆大石頭，一棵老一點的樹，都會成為三叔不盡的話題，這裏的山形、水勢、地名、竹海、茶林和濃濃鄉情是永遠不會變的，讓遲暮之年的三叔更具歸宿感，在栗木坳，全寨都是三叔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