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說鱗爪有用或無用的小說（一）
青少年時代我思想激進，打心眼裏瞧不起通俗小說。讀小學時也試著讀幾本《三俠五義》或《施公案》之類，但總提不起精神。我沒有一般少年人容易有的狂狷或俠氣，總也學不成那些行俠仗義的豪放。那時我也並不特別看重《三國演義》、《水濟》和《紅樓夢》，我以為那是“通俗小說”。這看法直到上了大學中文係才有改變，知道那都是經典性的文學巨著。
我傾心於新文學，認為新文學是進步的和革命的。那時我也讀魯迅的小說，讀不懂，也是到了後來，才知道那裏麵有很多深刻的東西，例如“藥”、“明天”、國民性之類。我崇拜這些東西，特別為魯迅的棄醫從文、以文學啟蒙民眾改造社會的熱情所感動。我的少年報國之心被這些新小說喚醒。特別是讀《新生》、《家》、《子夜》一類作品之後。那時候我認定小說能救國。
後來讀梁啟超文，聽他講“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很是信服他說的“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的大道理，因為這些道理與我心中的那種社會使命的召喚呼應。後來年齡大了，發現小說未曾救國。亊實上小說家盡管熱情澎湃，而國依然在弱、在亂，甚至在亡，甚至無文化的民眾依然在愚鈍。我真的有些懷疑小說、詩，總之文那麼了不起的功效了。這樣，到了聽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時，我就不再輕信。因為小說未曾興邦，看來小說也不會喪國。
在我的小說觀中，也是天使和魔鬼摻關。我對小說的“特大功能”有些懷疑，但我依然堅定地認為小說有用。盡管它不能是急功近利的。好的小說卻能夠影響人們的情操。從長遠看，它對世道人心有用。也許對一個社會的盛衰隆替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小說，而是經濟、政治等等。但作為文學的小說是社會的潤滑劑和營養品卻不應懷疑。當匡時濟世的幻夢消失之後，這是最後的一點堅持。這就是傳統的文學觀對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持久深刻的影響：文章合為世而作，文章必為世所用。
奇怪的是上述那一切觀念的誕生並不是事物的本意，一種複雜原因造出的莊嚴感驅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去作那種承諾和期待。小說可以說是藥，但這藥並不立竿見影，藥到病除或起死回生隻是一種願望。小說作為藥的功能更是調養和滋潤。小說對於社會人生更為直接的位置是娛樂和消遣，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更為積極、寬泛的意義。這點看，它更像是茶和酒。因為人們信奉藥，於是茶和酒卻長期地受到忽視和抑製。特別是當人們的革命意識高揚的時代，昂奮的激情使他們樂於接受天使而排斥“魔鬼”。
近讀夏曾佑《小說原理》一文，他把讀書分做有所為而讀和無所為而讀兩種。前者指宗教、道德、科學一類書，後者指“一切章回、散段、院本、傳奇諸小說”。他很風趣地說到，所謂“無所為而讀”的書處境不佳妙：“其書往往為長吏之所毀禁，父兄之所嗬賁，道學先生之所指斥，讀之絕無可圖，而適可以得謗”。但人們還是千方百計找來讀這些“無用之書”，這觀點看似片麵，實則更近事實。《小說原理》有一段話說得富有人情味。
一榻之上，一燈之下，茶具前陳，杯酒未罄，而天地間之君子小人鬼神花鳥雜遷而過吾之目，真可謂取之不費，用之不匱者矣。故畫者有所窮者也；史平直者也；科學頗新奇，而非盡人所能解者也；經文皆憂患之言，謀樂更無取焉者也；而小說為人所樂，遂可與飲食，男女鼎足而三。
像我們這樣以文學為職業的人，讀小說理應與職業性的思考相聯係，但事實卻時時感到閱讀的痛苦。因為它不以愉悅的享受為動力，沉重和嚴肅讓人力不勝負，這其實是小說本意篩濾排除之後的自我強迫。我們往往有這樣的經曆，當那些嚴肅的“天使”散去之際，茶餘、酒後、睡前，偶有閑暇，打開書刊，隨意抓住一篇小說漫不經心地讀下去，這時，什麼主題，什麼立意，什麼技巧都驅之腦後，不思慮反而愉快輕鬆。這就是作為“無用的小說”的”魔鬼”本質的顯形，它與作為天使的端莊肅穆構成價值的反差。
正是這樣，我們處身於這種價值取向極大反差的矛盾世界中。小說有用，但未必時時篇篇有用，此則有用寓無用；小說無用，但無用之中卻有小用甚而不乏大用，此則無用寓有用。文學的世界繁複多樣，小說的功用亦不必執之甚迂。各種各樣的人讀各種各樣的小說，取各種各樣的無用與有用，這才是小說世界應有的秩序。要是這能成為共識，則潮流髙下，“旋律”主次的強調與爭執郝將成為無謂。還是一位朋友說得好：“各式各樣的小說”。小說本來就是一個多采繁麗的天地。莊的，諧的，雅的，俗的，村的，俏的，救國救民的，玩世不恭的，讓人們自去采擷猶如人們逡巡在百貨攤前那樣。
短篇小說越寫越長
各種文體中短篇小說最難寫，因為短篇小說有穩定的格式和一定的規範，同時，它的這些要求，必須在限定的“短”的篇幅中完成。而短篇所涉及、所關懷的世界都和其它文學品類包括中、長篇在內同樣的豐富而深廣。但短篇所擁有的這一切的“無限”，卻必須在“有限”中完成。這好比一個人武藝高強，在“廣闊天地”中摔打容易，而把這位髙人關在小屋內比試高低，卻不易了。所以戲中的“三叉口”最難演，“三叉口”就好比短篇小說，那些描寫雙打或“三打”的，便是短篇的作者。
難怪，眼下的小說越寫越長了。原來人們早已“惱”到要藏拙就須避“短”就“長”。短篇的特點，就是一個“短”字。短篇的千種風情、萬般意蘊，都隻能在“短”中表現。那些不能、不善“短”的，隻好躲到了“長”中。於是，短篇變得越來越長了，甚至它的特、優之處越來越變得模糊了，說到底，就是那些作者沒有能耐。
短篇不短就不是“短篇”，這難道還用得著說嗎？不幸，目下的多數“短篇”都不短，因此也都名實不符。許多短篇都拉長了，占了中篇的地盤。而事實是，拉長成中篇的，就不再是短篇了。短篇有短篇的要求，短篇就是要在“有限”中演出“無限”，就是要在黑燈”瞎火的房子中打得天翻地覆。那些肆意把短篇拉長了的，恕我武斷，他們肯定沒真本寧。
我不滿意當前短篇小說的“走樣”。這“走樣”兩字一出現，肯定有人搖頭：“難道文學有不變的樣子，嗎？“但我還是堅持這一觀點。文學常變常新、常新常變，這道理我僅。文學是發展的，這包括文體在內。但是，文學又是有恒定的規範的，這道理你還得承認。文學要沒有規範，誰都可以亂來。遊戲還得有規則，何況文學？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小說，也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短篇，但短篇小說作為一種文體，有些品質是不會改變的。
說到短篇小說這一文體，它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規則，就是：“短”。你有滿腹經綸，你有十八般武藝，都隻能在“短”裏做文章。不然，那就是大“走樣”，你寫的就不是短篇而隻能是別的什麼了。
我說了半天，強調了半天的“短”，其實，我也沒有說到點子上。我說的“短”如何如何重要，其實，這隻是短篇之所以是短篇的最起碼、最低度的要求。一個“短”字做到了，難道篤定就是好小說？這都是一個大背謬。“短”隻是體製，短篇而不短，就不是短篇，則此後一切優劣成敗都談不到。短篇要首先是短，而後才能談其它。
長短是形式上的要求，並不涉及質量。從一般道理上講“長”有長處，“短”有短處，但對於短篇小說而言，要求其體製須短，則是斷然的和絕對的。而這恰是當前短篇創作的流行病。
單單字數並不能保證短篇的質量。為什麼開頭我說，短篇最難寫，其根源即在於，短篇為自己設置了到達它們目標的諸多難題。而這些道理，斷非我的這篇短文所能盡言，也就隻好把話題留待將來來說了。
遲到的第一名
——評《從森林裏來的孩子》
一個孩子，沐浴著美好的陽光，從密林深處走向北京，在一場選拔人才的考試中，他遲到了，但是他得了第一名。不要以為小說《從森林裏來的孩子》講的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故事。它的簡單中有著發人深思的不簡單，它浸透了我們這一代以及比我們年輕一代人的哀傷和歡樂的淚水。這故事，要是發生在平常的年月，也許是不平常的；但因為它發生在“四人幫”猖狂為虐以及他們可恥覆滅的不平常的年月，卻顯得很平常。我們大家都可以從這個遲到而又考取了第一名的孩子及其老師梁啟明身上，回憶起一些什麼來。這裏所講述的故事，對我們都不會陌生。一個音樂家，如同我國許多做出了成績的知識分子一樣，被無端地指控為“黑線人物”，送到東北某林區勞改。音樂家患有嚴重的癌症，他被告知，除非向“四人幫”認罪投降，他將不被準許回北京治療。音樂家寧死而不出賣共產黨員貞潔的靈魂，他終於被掩埋在森林中。他一生中所作的最後的也可以說是最輝煌的一件事，就是發現並培養了這個“從森林裏來的孩子”孫長寧。他在音樂家嚴格訓練下，由一個采蘑菇吃山果的野童，變成了精通長笛演奏的音樂少年。這就是我們這裏講的遲到的第一名。
讀者的感受也許是相同的。梁啟明老師的故事，使我們心情沉重。他的遭遇，：們想起那些仿佛是遙遠年代裏發生過的悲劇。這些血淚凝成的篇頁會使我們下意識地想到：這太悲哀了！然而，難道我們的生活裏不曾發生過這樣的悲劇麼？一個畢生為人民服務的有才華的音樂家、一個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久病無醫，默默地死在遙遠的森林中，送他的隻有一批善良淳樸的伐木工人，和他的學生，一個很小的孩子！“他就這樣地去了。帶著他的才華、帶著他的冤屈、帶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堅貞、帶著許許多多沒有說完的話，沒有做完的事！”這是多麼沉重的現實，構成這現實的，又豈止是一個梁啟明！要是我們在這都能在這血淋淋的悲劇麵前同聲一哭就好，我們會永遠記住曆史的這段黑暗，我們會以無畏的戰鬥來保衛那驅除了黑暗的光明，並下定決心絕不讓悲劇重演。要是這悲哀、這一哭能夠喚起這樣的力量，那就是有價值的。《從森林裏來的孩子》的沉重，正有著這樣的分量。反過來說，要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我們人民的作家藝術家，在這樣的現實麵前無動於衷、回避、粉飾，不去以此喚醒人們對“四人幫”的仇恨，那麼，我們文學的黨性原則究竟何在？我們將愧對我們的時代和人民！
應當說，這篇小說不是一曲哀耿，而是一曲戰耿。悲哀是有的，但悲哀不曾壓倒作者，也不會壓倒讀者。作者的筆底有著充沛的信心。這信心，我們從那些愛憎分明的伐木工人身上可以看到；更從梁啟明身上可以看到。“四人幫”的淫威不能征服他那顆共產黨員的心。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久了，但事業卻要繼續下去。疾病和“四人幫”可以消滅他的肉體，但他們精神卻會永生。他忍著病痛，頑強地生活著，也頑強地工作著，他的心血，點點滴滴都傾注到孫長寧身上。梁啟明彌留時刻說了如下的話：“總有一天，春天會來，花會盛開，鳥會啼鳴。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裏，一定會有人幫助你繼續完成這個任務。”這是令人下淚的語言，這也是我們大家在艱難時刻、日日夜夜縈回心頭的信念。這個共產黨員，就是這樣，對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對我們事業的未來，充滿著這樣堅強的信念。梁啟明一生中的最後階段所表現的一切，說明我們黨是有希望的，我們的人民是不可屈服的。
“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來臨”。令人哀傷的黑暗是短的，代之而來的是大海般喧鬧的無邊無際的歡樂。梁啟明的預言實現了，孩子遵照老師的囑咐，穿著他那老山羊皮襖，帶著老師送給他的長笛以及他所遺留的樂譜，來到了他和梁老師日夜思念的北京城。他在這個城市裏的最初的遭遇，小說已有交待，這裏不作重複；評論要著重闡明的是，這篇小說所唱的戰歌的每一個音符，都充溢著我們黨和毛主席教給人民的信心、力量和美好的感情。這些東西，詩一般地激動著我們。這筲小說的迷人之處，正是這些美好的詩情。孫長寧來到音樂學院遇見的第一個人，是招生委員會那位年輕的女同誌，她對孫長寧的遭遇表示了最初的同情，孫長寧闖進了正在進行複試的考場，嚴厲的主考教授在孩子和考生的請求下，終於同意破格考核孫長寧，他為發現人才而驚喜，為自己幾乎輕慢了這位有才華的少年而歉疚，最後，他讓舉目無親的孩子住進了自己的家；正在複試的七位考生，為孫長寧的堅強意誌所感動，一齊請求老師準他演奏。作者寫道——
這七個考生，他們難道不知道在七名複試的考生中，隻錄取三名嗎？知道！他們難道不知道再增加一個人，就會變八名裏頭錄取三名嗎？知道，當然知道！就是這七個人，已經是難分髙低上下，讓教師們一個也舍不得丟下啊！
招生委員會的女同誌，主考教授七個考生，全體在場的教師的心，不，應當說，我們黨，我們人民的心，為了實現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遺願，為了選拔人才盡快地建設我們的祖國，全都為孫長寧而熱烈地跳動著！
孫長寧演奏完了，那七個考生熱烈地喊起來：“老師，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我們讀到如下的文字時，眼睛濕潤了：“教師們看著那七雙眼睛，這來自祖國四麵八方的七雙眼睛，突然變得那麼相像，仿佛是七個孿生的兄弟姐妹，天真、誠擎、無私而年輕。”這些筆墨，作者傾注了她的激情。我們感到了她通過孫長寧的遭進所要著力描寫的東西。這東西，正是我國人民美好的心靈，有這樣誠摯而無私的心靈的民族，是崇髙的，也是有希望的。孫長寧初進北京的時候，對這座人口這麼多、地麵這麼大的城市感到陌生。後來，發現自己生活在溫暖的親人中間，他感動地想：“不，這個城市並不陌生！”這也是飽含著激情寫出的文字。的確，我們大家對這一切全不陌生，這是我們黨數十年心血澆潘培育出來的美好的情操。《從森林裏來的孩子》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它描寫的是很不簡單的東西。
不是悲哀；而是歡樂，才是這篇小說的基調，開始我們說過，不是哀耿，而是戰歌。現在，應該更進一步說，不僅是戰歌，而且是頌耿、是經曆了深刻的痛苦之後的歡樂頌。我們可以想象，要是沒有一九七六年金色的十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梁啟明的沉冤能夠得以昭雪嗎？伐木工人的孩子能夠通過考試以優異成績進人音樂學院嗎？我們黨長期培育的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情操能夠回到人們中間嗎？小說最後的那些文字，集中地表現了這一悲喜交集的樂章的歡樂的主題：孫長寧睡在教授的家中，朦耽中，有人問他：“你覺得冷嗎？”孫長寧仿佛被溫暖溶化了，他答道：“不，我覺得很溫暖。”是的，不僅是孫長寧有這個感覺，我們大家都有這個感覺，打倒了“四人幫”，春天又回到了我們的袓又國，我們大家都溶化在春天煦陽的溫暖之中。的確，不僅是孫長寧，也不僅是和孫長寧一樣做著甜夢的考生，而是整整的幸福的年輕一代：“等待著他們的，是一個美麗而晴朗的早晨，一個讓他們一生也不會忘記的早晨！”
《從森林裏來的孩子》引導我們重溫了我們剛剛消失的悲憤，重溫了偉大的十月帶給我們的無邊的歡樂，重溫了我們大家都經曆過的我們時代的悲劇；我們看到了我們自己以及同輩人所受的磨難，我們看到了比我們年輕一輩的人們所擁有的幸運，我們看到了展現在我們祖國上空的美麗的虹彩。我們的文學應當這樣，它的脈搏中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它的旋律中流動著時代的旋律，它再現我們時代真實的麵容。要是我們的文學不僅能夠喚起我們對那些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素蟲們的僧恨，喚起我們對於我們黨我們祖國的熱愛，從而對我們事業的前途滿懷著信心、一句話，要是我們的文學能夠始終不脫離我們的時代，它不僅能夠成為舊時代的葬歌，而且能夠成為新時代的頌歌，就應當認為，這文學是戰鬥的。《從森林裏來的孩子》便是這樣因富有時代氣息而成為富有戰鬥性的作品。說它具有時代氣息，不僅在於它敘述的是我們時代真實的故事，而且還在於它對這些故事的時代精神作了深刻的開掘。這種開掘，當然有賴於它那新鮮而獨創的藝術構思。可以認為，這篇小說是把兩個故事組合成為一個故事的。一個是梁啟明受迫害至死不屈的故亊，是對昨天的揭露；另一個是粱啟明培養的孫長寧經受曲折而終於考取了音樂學院的故事，是對今天的頌讚。當前的許多作品都隻把作品的主題確定在二者之一上，張潔不這樣做，她把二者聯係了起來，熔鑄而為一個主題。她在講梁啟明森林中的遭遇時，處處都在講孫長寧的成長；她在講孫長寧的北京“奇遇”時，時時都讓我們想起他的老師。我們時代曾經演出過令人憤恨的悲劇，我們時代又正在演奏著空前的歡樂頌，小說的作者，便這樣巧妙地使二者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她就使本來各自獨立而可能顯得單薄的主題，變得紮實、渾厚、豐富起來。她向我們展示了一麵不大的、然而又是真實的時代的鏡子。
這是一篇戰鬥性很強的作品，盡管它的作者並沒有在小說中激昂地呼喊什麼口號。她並不用誇張的形容來表達自己的悲哀和憤怒，也不用外在的描繪來宣泄自己的幸福和歡樂，她隻是用非常細膩的抒悄的筆墨對這一切進行淡淡的然而又是色彩鮮明的塗抹。恰如森林的清晨，靜謐，輕柔的霧氣欺繞，待太陽升起，一切又都那麼淸新而明快。無疑，作者對“四人幫”的憎恨是強烈的，對受迫害同誌的同情是深沉的，她有激情，但她並不輕浮地張揚它，而隻是以她特有的方式來表達。我們深信，如下的一段話，隻是作者借孫長寧之口來傾訴她自己的強烈而深沉的心聲：
我多麼願意把他一同載走，向著太陽，向著晴空，為了這樣一個美好的日子，他等待了許久，許久！可是，他早已化成大森林裏的泥土，年年月月養育著綠色的小樹。
啊，但願死去的人可以複生，但願他能夠看見華主席重又給我們帶來這光明、這溫暖、這解放！
這也是我們大家強烈而深沉的心聲。而它表達方式是獨特的。思想是尖銳的，感情是強烈的，但藝術表現，卻是淸新（帶著某種含蓄的淸新）而細膩的。張潔寫自然景色，有深入的觀察，也有人微的描繪。你看林區煮微的晨光：“太陽沒有升起來以前，森林一環一環的山巒以及群山環繞著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隱沒在濃滯的霧色裏。隻有森林的頂端浮現在濃霧的上麵。隨著太陽的升起，越來越淡的霧色，親移著、流動著、消失的無影無蹤。沉思著的森林，平川上帶似的小溪全都顯現出來，遠遠近近，全是令人肅穆的、層次分明的、濃濃淡淡的、深深淺淺的綠色，綠色，還是綠色。”小說中充滿了這種迷人的森林風光的描寫。顯然，作者的弱點是不善於在行動中描寫人物，她不習慣對人物進行大起大落的描繪。但她卻可以望見人物表情的細微的變化，並以這種變化顯示內心。當孫長寧聽說報名期已過、無法補救了，作者這樣描寫：“這句無情的話，來得那麼突然，以致那傻裏傻氣的微笑還沒來得及退下，就凝固在臉上，使他那生動的臉變得那麼難看。”靈敏的攝影師的鏡頭捕捉了那一刹那的表情，這孩子所受的打擊無需一字加以說明便得到生動的顯示。對招生委員會那位未留姓名的女同誌的同情心的描寫，也隻寫一個細微的表情變化：“仿佛是受了他的感染，那明媚的微笑，從她那年輕的臉上退去了。”這些筆墨都是很有特色的。音樂和詩，都活躍在《從森林裏來的孩子》中。要是說，詩是這篇小說存在而一不出現的因素，則音樂便是存在而又出現的因素。這出現在森林的朝朝暮暮，也出現在舒展著笑臉的校園。張潔對音樂的描寫，同樣地表現了她的獨到而精微。當孫長寧還是林間的野童，他第一次對音樂的感受是：“一種奇怪的聲音”，“朦脹而含混，像一個新鮮、愉快而美麗的夢。”這是音樂對一個孩子的啟蒙。而後，這種“含混”的感覺清晰些了。當粱老師的笛聲引起他的共鳴，作者通過孩子眼睛的複雜變化反映出來：“他的眼睛充滿了複雜而古怪的神情：好像失去了什麼，卻又得到了什麼。”孩子表達不出這種奇異的感覺：“他苦惱了，皺著自己的眉頭。”此後，小說又在不同的場合寫孩子在陌生的聽眾麵前初次演奏的羞澀，寫吹奏者沉浸在音樂意境中的忘我的神情，寫那些有經驗的教師聽到這孩子幼稚而充滿了活力的吹奏時的感受，等等。這些描寫各不相同，都頗為精當。
據說，張潔是第一次發表作品。第一次發表作品便顯露了不可忽視的特色，這是很可喜的。評論已經不短了，作者不準備細述小說的藝術特色及其不足，這些，留待對它同樣感到興趣的作者去做。這裏隻想以一個感受來結束這篇文章：由於“四人幫”的摧國文學隊伍現在是嚴重的青黃不接。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大軍，迫切地期望著新生力量來補充它、壯大它。我們對任何作者哪怕隻是初餺的某些成績，都會感到巨大的歡喜。讀了這篇小說，感到的正是這種歡喜，而且仿佛也是一種“遲到”的歡喜。盡管這“遲到”的不一定是、事實上也不會是“第一名”，因為優秀的考生，並不限於一個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