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楊修： 自作孽，不能活
每次爬華山都累得要命，這次陪祖母和老父親去，幹脆就讓妹夫帶隊上山。在停車場轉悠了半天，驀然抬頭，看到“楊修墓”的指路牌。河南三門峽靈寶市說豫靈鎮楊家村是楊氏祖瑩，楊修墓在他們那裏；陝西漢中說，從出土的文物及當地“曹營”、“劉營”等地名推斷，楊修當年被曹操殺後就近埋葬，葬於勉縣黃泥崗。這是學術之爭，更是利益之爭。不過，綜合幾地的說法，我更趨向於楊修墓在華陰。華陰楊氏較大的瑩地有幾處，五方楊氏先荃、吊橋楊震墓地、鳳凰嶺觀王墓地等。楊氏是當時聲震朝野的名門望族，楊修的太祖楊震、曾祖楊秉、祖父楊賜、父親楊彪，皆官高位顯，位列三公。華陰的楊修墓在河灣村南的戰國魏長城遺址側，並沒有埋進祖墳。畢竟楊修是被曹操羅織罪名而殺的，罪臣逆子是不能進人家族墓地的。也是基於這一點，我趨向於楊修墓在華陰：雖然有罪，但憑借當時楊家權勢，把屍體要回來在祖墳周圍找個地方埋葬，問題還是不大。長眠在魏長城之下，對楊修來說許是安慰，他畢竟是曹魏的臣子。加上這裏北瞰黃渭東去，南望華山主峰，又有古長城遮風避雨，算是風水寶地了。
關於楊修之死，是多年來人選了中學教材的，也算是中學教材裏難得的一篇好文章。我們一般的分析，都認為是曹操嫉賢妒能、楊修恃才放曠兩個因素相加的結果。但看楊修的7宗罪：一是“闊”門事件―曹操叫人建花園，他看了在花園的門上寫一“活”字，楊修看了即明其意，擅自命人把門修窄。二是“一合酥”事件―曹操收到一合酥，在盒上寫了“一合酥”，楊修見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問他為何這樣做，他回答：“盒上寫明一人一口酥，垂相之命怎敢違反？”三是夢中殺人事件―曹操多疑怕有人暗殺他，便說自己在夢中好殺人，更殺了一個近侍，事後又假裝痛哭並厚葬那人，楊修知道曹操心中所想，便恃著聰明去揭發曹操。四是吳質事件―曹王密請吳質人內府，相議立世子一事，但怕有人知道就用大麓藏了吳質。楊修知道後就告訴曹操，結果曹巫下次真是用大麓載絹，曹操懷疑楊修想陷害曹工。五是鄴門事件―曹操為了測試兩個兒子的才幹，便叫他們出城門，卻叫門吏不要放人出外，楊修教曹植如有人敢阻擋便斬殺他。曹植雖然成功出外，但曹操知是楊修所教，非常憤怒。六是答教事件―楊修曾經為曹植作了19條“答教”，當曹操每次以軍國的事問曹植，曹植都對答如流，其後，曹巫收買曹植的左右，偷那些“答教”來通知了曹操。七是雞肋事件―曹操隻說夜間的口號是“雞肋”，楊修想出“雞肋”的真正意義，還叫士兵們收拾行李準備班師，最後招致殺身之禍。
楊修是高幹子弟，太尉楊彪的兒子、袁術的外甥，在官場上也算是一片坦途，混到了曹操的主簿備受器重，同時還才華橫溢，作為一代名士而聲名遠播，連才高八鬥的陳思王曹植也願意與之交往。那麼，表麵上官居承相，實以挾天子而令諸侯作為獨霸北方一代嫋雄的曹操為什麼堅持要殺他呢？曹操本是愛才之人，曆史及民間傳說有關楊修的軼聞趣事大部分都和楊修的聰明才智有關，曹操殺楊修是要擔風險和罵名的。楊修之所以被殺，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楊修愛在曹操麵前賣弄自己的才華，曹操是個頗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性格有些剛恒自用，他始終想在群臣麵前樹立威信，好帶兵打仗，統一和治理國家，可楊修卻數次在群臣麵前賣弄才能，屢屢度中曹操胸臆，點破曹操的心思，鋒芒太露。此一罪也。與曹植意氣相投，談辭藻、論古今、交往甚密，參與曹氏家族立太子的鬥爭本來就是做人臣的大忌，即使曹操不殺他，曹工也不會放過他。此二罪也。當時軍國多事，作為謀士的楊修隻知道在小事上賣弄小聰明，觀其一生，並沒有在軍事、政治上給出過什麼奇謀良策。此三罪也。至於曹操處死楊修，從曹操的個性看，當群臣認為楊修是一個比自己更出色的人，楊修的放肆有損曹操的威嚴，此其一。但最大的原因不是麵子問題，而是曹操為身後國家的安危考慮。楊修輔佐曹植爭奪太子之位動搖著曹氏政權的根基，犯了大忌，由於袁紹與劉表在處理繼承權問題上留下致命的禍患，心有餘悸的曹操為避免自己死後發生同樣的悲劇，便決定剪除曹植的羽翼楊修以鞏固曹王的統治。所以，曹操平時不殺楊修，是因為找不到借口，殺他難以服眾。楊修在曹軍攻蜀未果後，被曹操借以煽動軍心之罪名殺了，這是曹操好不容易等到的機會，豈有輕易放棄之理？所幸楊修之死成為千古傳奇而被載入史冊。
所以，楊修不過是封建社會皇權之爭的犧牲品，死完全是咎由自取，聰明反被聰明誤―一個人聰明有才華是好事，但任何時候都不要忘乎所以，特別是不能參與到風險很高卻不容易得到回報的鬥爭中。端的是人家的飯碗，老板的心思可以琢磨，但是不能到處傳播，老板不喜歡那些不能領會自己心思的下屬，但是同樣不喜歡把自己的心思全部琢磨清楚的下屬，當然更不喜歡把琢磨出來的東西作為資本四處炫耀的下屬了。這也給我們留下了幾點啟示：一戒小聰明，老老實實做人；二戒瞎摻和，踏踏實實·做事；三戒出風頭，夾起尾巴做人！
2013年7月陝西華陰
海口五公祠： 中國古代文人流放與滴
降之命運
雖然海南人喜歡搞房地產，但“海南第一樓”卻非什麼摩天大廈，而是五公祠。海口的曆史建築也不多，要想思古抒懷隻有去五公祠了。如果從北宋紹聖年間蘇軾被貶海南島在這裏暫住，開鑿俘粟泉和洗心泉留存遺跡算起，這裏已經有千年的曆史了。五公祠是一組古建築群的統稱，蘊藏著深厚的曆史底蘊，展示中國古代貶官文化、海南曆史文化及具有海南特色的古代建築藝術的文物古跡。
五公祠建築物古色古香，庭院內卵石鋪路，古木參天，素有“瓊台勝景”之稱。五公祠上下兩層，木質結構，四角攢尖式屋頂，素瓦紅椽，可憑欄眺望。祠內還有曆代文人的題詠和楹聯，院子裏有滿麵思緒的五公石雕像。“五公”是指唐宋、兩代被朝廷貶到海南的5位曆史名臣，即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綱、趙鼎及宋代大學士李光、胡銼。李德裕在唐代文宗和武宗時兩度出任宰相，他內製宦官外抑藩鎮，卻因為朋黨之爭被貶海南島並客死於此；李綱、趙鼎、胡栓和李光都是南宋時期的主戰派，李綱和趙鼎都曾拜相，李光是宋高宗時的參知政事，胡銼任宋高宗時的樞密院偏修，4人都是在金兵人侵的年代，被秦檜等投降派迫害而貶到海南島的。這5位精忠報國的名臣雖遭貶滴，但他們萬裏投荒不易其誌，在傳播中原文化培養人才和為海南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海南第一樓掛有二副清人長聯：
“隻知有國，不知有身，任憑千般折磨，益堅其誌；先其所憂，後其所樂，但願群才奮起，莫負斯樓”。
“於東坡外，有此五賢， 自唐宋迄公道千秋垂定論；處南海中，別為一郡，朝煙雲所聚，天涯萬裏見孤忠”。
“唐磋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幾人才置諸海外；道契前賢，教興後學，乾坤有正氣在此樓中”。
實際上，現在的五公祠更準確的稱呼該是海南先賢紀念祠，因為它紀念的遠不止“五公”。五公祠右側的學圃堂是清代名士郭晚香來瓊講學舊址；在左側有一明代萬曆時所建的高樓，是祭祀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的蘇公祠。同時，也崇祀他的兒子蘇過，故亦稱二蘇祠。祠前有一對聯：“此地能開眼界，何人可配眉山”，指蘇東坡滴居海南地區時講學明道，瓊州教化日興實自蘇軾起。蘇公祠前的石碑是宋徽宗趙請手書的《神宵玉清萬壽宮詔》碑，趙潔自創的瘦金體書法剛勁清秀。祠內還有一座石刻蘇東坡像，正廳陳列著蘇東坡及其子蘇過和學生薑唐佐的牌位。蘇東坡北返後，海南學子經常在他曾借寓過的金粟庵飲酒賦詩，進行學術交流，懷念這位“文宗”。在這一片古建築中，蘇公祠比五公祠早，兩伏波祠比蘇公祠還早，最早是在宋朝為紀念西漢的路博德、東漢的馬援兩位伏波將軍而建。秦滅亡時，南海尉趙佗乘亂吞並桂林、象郡， 自稱為南越王，漢高祖劉邦對南越采取拉攏措施，使趙佗自動“改號，不敢為帝”，對漢朝稱臣。漢武帝年間，南越國發生內亂，宰相呂嘉殺南越王越子興立王兄建德為王，起兵反叛漢朝。漢武帝令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征伐南越。路博德曾隨霍去病征討匈奴，在平定南越後，路博德設置了南越九郡，其中澹耳、珠崖兩郡就在海南的澹州與瓊山。路博德南征的意義是極其深遠的，海南的設郡標誌著海南從此正式列人中國的版圖與封建中央政權發生聯係，確定了中國南方的版圖。
在解讀中國文學的憂患傳統時，我們發現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古代著名文人很多都遭遇過流放或滴降的命運，他們構成了古代上大夫中一個規模龐大又特殊的群體，或因憐逆權貴，或因犯顏直諫，或因參與一些政治鬥爭站錯了隊列，甚至是蒙受不白之冤，結果被流放或滴降，被迫遷徙到巴、蜀、雲、貴、嶺南等荒蠻之地，還有甚者如蘇軾、李德裕、李綱、趙鼎、李光、胡栓等遷滴到了海南。開浪漫主義文學之先河的三間大夫屈原學識淵博、精於辭賦，然而他一心勸導懷王彰明法度、舉賢任能，惹得懷王不勝其煩，將他摘去烏紗帽。到頃襄王執政，幹脆把他流放江南。屈原報國無門，徘徊於淚羅江畔長歎：“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最終懷沙抱石投水而亡。司馬遷是創紀傳體史書的始祖，而他遭為李陵辯護之禍，囚蠶室，被腐刑，悲苦但悼。紀傳體史書的後繼者範嘩出身於仕宦之家，一度仕途通達，官至吏部尚書郎，豈料僅因酣飲而被貶為宣城太守！南北朝時期的謝靈運“才高詞盛”，其詩清新秀麗“如芙蓉出水”，又加之出生貴族，一直官運亨通。但他狂捐自傲，“自謂才能宜參權要，長懷憤邑。”參與宮廷權力爭奪，最終“詔於廣州棄市”。唐代大詩人李白詩名動朝野，於天寶年間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等豈是蓬篙人”昂首挺胸來到長安，受唐王“降輩步迎”的接待。然而，他供奉翰林的任務不過是陪伴皇上吟詩作賦消遣，隻一年多的時間，李白便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呼號，被朝廷“賜金放還”。第一次的長安之行並沒有完全熄滅李自的政治熱情，安史之亂爆發時，57歲的李白毅然投奔永王李磷帳下。但是，空有報國熱情的李白惜惜懂懂地卷人了皇室內部的傾軋，永王李磷與最高統治階層發生矛盾，被唐肅宗派兵消滅，缺乏政治敏銳性的詩人這一下差點性命不保，還是唐肅宗憐其才，才得以被判永久流放夜郎，幸虧途中遇赦。“唐宋八大家”魁首、“古文運動”宗師，被蘇軾譽之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的韓愈，一生謀官孜孜以求，屢屢受挫後升任刑部侍郎，懷著“欲為聖明除弊事”的匡時之誌，他不斷地上書言事、指陳時弊，後因作《論佛骨表》，被憲宗貶到天荒地僻的潮州。一片赤誠為君國，換來的卻是千裏流放。僅政治開明的唐朝而言，著名的文人要麼不得誌，要麼被流放或滴降：劉禹錫、柳宗元、宋之問、劉長卿、王維……
當我們思索為什麼古代的文人易遭流放、滴降的厄運時，其實不難發現，用今天的觀點是他們並不適應走仕途，文學的才思與政治才幹並不同質。中國曆代多以科舉取仕，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是經義詩賦之學，隻要文章做得好就能考取功名步人仕途。這固然是用人取仕的標準所決定，但也有文人自身的原因―他們的自身素質太多不適宜搞政治，他們的知識麵太窄，加上太天真、太清高、太狂放，對於複雜的政治，隻具備經義詩賦的知識和一腔熱血那是遠遠不夠的。拿李白來說，他心係天下安危，渴望能得到明主奉他為卿相，經他一點撥，就海晏河清、寰區大定。他自恃才高，認為總有一天自己能一鳴驚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所以到長安的李白以為從此要官列卿相，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了：“終與安社櫻，功成去五湖”。而他的萊鶩不馴、詩酒豪縱令公侯側目。從政需要的知識麵他不具備，需要的韜光養晦他不具備，需要的政治眼光他也沒有。能否寫出好文章和能否做好官這兩者並沒有太多的關係，這位神思天縱的“滴仙人”其實患有“政治白內障”―連起碼的政治風向都看不準，說明他不懂政治，更不可能成為洞察風雲的政治家。
遺憾的是古代文人大多數沒能看穿這一點。其實，他們對雲橘波詭的官場了解甚少，對複雜機變的政治權術也沒掌握，但往往又把舞文弄墨的本事當成匡扶社翟的才能。他們的人生坐標很少有人把自己定位在做詩人、詞人上，他們認為自己的八鬥之才該用在“濟蒼生、安社櫻”上。於是，那些才高八鬥的文人自以為懷著經天緯地之才，又幻想出將入相，結果自然是栽跟頭了。偏偏這些人還矢誌不移，臨到入土之際還在慨歎自己的懷才不遇！
值得慶幸的是，就是這些幼稚的政客在流放、滴降時，他們的思想、生活都處於急速的變化中，他們經曆了理想的破滅、親人的生離死別、朋友的疏遠、敵人的打擊，經曆了生活的煎熬和前途不可知的惶惶然，在擺脫了公務的羈絆後還得以欣賞大自然萬般美麗的風物， 目睹了最底層的民眾的痛苦，情動於心而發於外，於是乘著酒性抒發的豪情逸誌（或者牢騷），便成為千古之絕唱，給我們後人留下了一筆最寶貴的財富。
2014年春節修於海口
千秋太史公
從壺口瀑布出發，發現陝西到山西的新高速通了，閑著也是閑著，幹脆上去逛一圈，從韓城再轉回陝西來。雖然多次經過韓城，但這次是住在這裏，才發現韓城原來是太史公故裏，司馬遷墓（祠）坐落在韓城城南。一定得去看看。
司馬遷祠俗稱司馬廟，坐落在韓城市南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年間。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雖然建築規模不大，但是依據山嶺的天然地形而建，不受中國建築傳統對稱布局限製，依崖就勢層遞而上，建成高峻挺拔、氣勢雄偉的太史祠，和周圍環境非常協調。東可望滔滔黃河，西可眺巍巍梁山，北為立壁，南臨深壑，下有古車馬道，倒是氣勢宏偉。特別是正在建設中的廣場，更是規模宏大，倒顯得廣場上人跡了了了。
司馬遷墓到現在已有1600多年的曆史，《史記》雖然光耀後世，但它官職卑微的作者死後卻隻能被偷偷運回老家草草掩埋了。一代史聖的靈魂遊蕩在古稱龍門的韓奕坡上，直到300多年後的西晉年間才有人為其立碑正名。北魏地理學家郵道元在《水經注》中記敘了他考察司馬遷祠墓的所見所聞。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類似蒙古包的墓家，據說是忽必烈下命建造的。蒙古族人主中原時，司馬遷主張全國各民族大一統的民族觀符合金元統治者的需要，所以忽必烈按照蒙古人的習慣，為史聖改修了這座蒙古包形樣的磚砌圓墓。不過青磚裹砌的墓體的八卦磚雕卻乾坤顛倒，是否寓意著江山輪流坐？大規模擴建太史祠，是在清康熙時期完成的，現在的司馬遷墓（祠）基本保留的也是那時古樸莊重的風格。
沿太史坡上行，腳下的這條古道是全部采用石條鋪成的，上麵還有車輪碾軋、風雨侵蝕的痕跡。祠墓多墨寶，大多是讚歎史聖功績或為史聖鳴不平：門額的匾上“漢太史司馬祠”是啟功先生的墨跡；木製牌樓上麵書有的“高山仰止”來自《詩經》，司馬遷曾用這句話來讚譽孔子，現在大家又把這幾個字拿來讚譽他；台階中間這一磚砌牌坊上書的“河山之陽”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祠院的獻殿是司馬遷後裔祭祖的地方，獻殿兩旁的對聯是“剛直不阿留得正氣淩霄漢，幽而發憤著成信史照塵寰”，橫批“文史祖宗”；郭沫若的題詞算是評價司馬遷的千古絕唱：龍門有靈秀，鍾毓人中龍，學殖空前富，文章曠代雄。憐才磨斧誡，吐氣作霓虹。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唯獨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為司馬遷的侍妾書寫《故漢太史司馬公侍妾隨清娛墓誌銘》碑一塊，碑文記述司馬遷的侍妾托夢褚遂良，褚遂良了其托夢之心的佳話。不過，這些碑文都不如《為人民服務》中引用了司馬遷的一句話管用：“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寢宮正中有司馬遷的彩色泥塑像，手握竹簡麵朝北望，流傳的說法是“北望李陵，懷念蘇武”。不知道李陵、蘇武是否是司馬遷的摯友，但至少算是同病相憐：司馬遷為救李陵“誣閣主上”而受宮刑；蘇武則被漢武帝派遣出使西域諸國，被匈奴扣留遣送到北海牧羊19年。用世俗的眼光來看，這3人真是夠倒黴的。
司馬遷生活的年代算是儒家發展的黃金時代，竇太後死後，漢武帝罷默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算是家學淵博，他父親司馬談先為太史令，父親病逝後他接班繼續擔任太史令，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司馬遷一生隻寫了《史記》：42歲時開始撰寫（（史記》，48歲時因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觸怒了漢武帝，遭受宮刑；在獄中司馬遷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繼續編寫《史記》；司馬遷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曆經16年終於在臨終前幾年完成了這部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130篇， 長達52萬字的曆史巨著。《史記》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更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影響後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