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一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江南文明曆史悠久，亦為其重要源頭之一。考古成果不斷表明，早在十幾萬年以前，江南就是古人類的生存之地，這裏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密集，遺物豐富多樣;早在七千年以前，江南就有耜耕農業和采用榫卯技術之幹欄式建築，生產水平處在同時代亞洲乃至世界的領先地位;早在五千年以前，當華夏先民紛紛渡過橫亙在野蠻與文明之間的界河之際，江南已經是屹立在界河彼岸的東方明珠。
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經營，華夏文化逐漸在黃河中下遊占據主導地位。不過，當華夏文明盛行的時候，江南文明依舊保持強勁的活力，令中原不能不予以尊重。司馬遷在《史記?吳太伯世家》篇末寫道:“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勾吳兄弟也。”這裏說到的勾吳，就是春秋之際立足江南的古吳國。能夠被文明發達的華夏視為平等的兄弟，原因就在於勾吳也有相當發達的文明。司馬遷在上引世家中還熱情讚揚一位江南賢達，為“閎覽博物君子也!”這位賢達名曰季劄，是勾吳的開國者太伯之後裔。季劄曾經遊曆華夏諸國，與顯赫一時的齊國晏嬰、鄭國子產、晉國叔向等政治家平等對話，他
的言論受到高度重視，他對各國政治的分析後來竟然都成現實。
司馬遷對季劄“閎覽博物”的評價絕非虛誇。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劄受聘於魯國，獲得觀賞周樂的高規格禮遇。季劄一一欣賞周樂的篇章，他盛讚華夏禮樂，不禁由衷歎為“觀止”。從此觀止一詞流傳千古。在當時，魯國並非強國，卻是文化大國，而周樂則是魯國保存的至高禮樂。因此，魯國能請季劄觀賞周樂，表明季劄的文化素養早已蜚聲華夏。季劄能夠貼切地品評周樂諸章，說明他的確見識高雅廣博。值得注意的是，季劄在歎為觀止的同時，還謙遜地表示“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對此，服虔指出：“周用六代之樂，堯曰《鹹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劄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由此可見，季劄的話語表明了他對周樂敬仰的態度，表現出虛心學習中原傳統文化的精神。季劄的後人正是發揚了這種謙遜的精神,方能不斷進取，從而融合華夏文明，促使得江南文明曆久彌新，因而長盛不衰。
季劄在《史記》中被稱為延陵季子，因為他的封邑在延陵，故以地名為號。延陵的環境培育出一位閎覽博物的君子，反映當地文化底蘊豐厚;也因為季劄高雅廣博而虛心進取，延陵才長久地廣為人心向往，才被譽為古吳文化的中心和江南文明的發祥地。此後，延陵又有毗陵、毗壇、晉陵、南蘭陵等名稱,延續至今即常州市也。這裏地處中吳，左攜長江，右攬太湖，物寶天華，人傑地靈，乃是江南文化引以為豪的響亮名片。
二
南蘭陵之得名，皆因西晉末年蘭陵人蕭整率族遷居晉陵的緣故。《南齊書?高帝紀上》記載:“侍中（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裏(今山東省蘭陵縣)。晉元康元年(291),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蕭)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裏(今江蘇省常州市西北孟河鎮萬綏社區和南蘭陵社區）。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也。”由此可知，南蘭陵僑置於晉陵，也即季劄受封之延陵。
蕭整率族南遷是當時北方漢族人民大規模南遷潮流中的一小支。西晉末年，中原戰亂頻仍，先有“八王之亂”，後有“五胡入華”，中小戰爭更是接連不斷。動蕩不安的政局和連綿不斷的戰爭，勢如洶湧的波濤刷洗了華夏文明的發祥之地。昔日的良田美疇被無情的鐵蹄踐踏，漢族王朝的版圖被林立的少數民族邦國瓜分。長期的戰亂使中原人口銳減，幸存的士族與民眾紛紛流徙他鄉。在徙民之中，以逃亡江南者居多。江南民眾素有包容之心，江南士族亦具和諧之意。雖然北來士族與江南土著之間在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上常有摩擦，但是總的趨勢是共處相安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東晉和宋、齊、梁、陳等王朝相繼建立起來。
隨著大批士族與民眾的南下，包括三代、秦漢、魏晉的禮、樂、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內的華夏文明被帶到江南。而江南則顯示了季劄虛心學習外來文化的傳統，充分地接納和充足地吸收著華夏文明的精華。於是，秦漢時期一度沉寂的勾吳文化被激活了，經過與華夏文明的融合，而升華成為新型的江南文明。換而言之，新型江南文明之形成，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內因是江南固有的悠久文明，外因是中原徙民帶來的華夏文明。新型江南文明既然形成於南朝時代，在此不妨稱為南朝文明。無疑，南朝文明的中心仍舊在季劄舊封邑、中吳南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