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賾評傳
王曉衛
建元四年(482)三月，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去世，太子蕭賾即位，是為齊世祖武帝。次年，改年號為永明，進人齊代的鼎盛時期。
一、人生經曆
宋元嘉十七年（440)六月己未，在建康縣的青溪宅、正從雷次宗學習《禮經》和《左氏春秋》的蕭道成，喜為人父，他的夫人劉智容生下一子，取名為賾，字宣遠。傳說，蕭賾將出生的前夜，蕭道成的母親陳道止和劉智容，都夢見有龍盤跟在屋上，於是給蕭賾取個小名叫龍兒。
蕭賾初長成人，被劉宋朝廷委任為尋陽國侍郎，又征辟為州西曹書佐，出為贛縣(今江西贛州)令。宋前廢帝景和元年(465)，江州（治地在今江西九江)刺史晉安王劉子勳在身邊將領的操縱下起兵反叛朝廷，征調所屬郡縣官兵，蕭賾拒不從命。贛縣屬南康郡（治地在今江西贛州）,南康郡相沈肅之把蕭賾抓起來，關在南康郡獄。蕭賾的族人蕭欣祖和門客桓康等攻破郡獄，把蕭賾解救出來。沈肅之率領將吏數百人追擊蕭賾等，蕭賾與左右奮力拒戰，生擒沈肅之，於是率領部曲百餘人起義兵反劉子勳。
這時，劉子勳已在江州聚集叛兵萬餘人，有人勸蕭賾去攻擊劉子勳，蕭賾認為寡不敵眾，先避敵鋒芒，退到揭陽山中，聚眾到三千人。劉子勵派麾下將領戴凱之為南康相，又派軍主張宗之率兵千餘人為戴凱之助戰。蕭賾率兵向南康郡進發，在南康口打敗戴凱之別軍程超所領數百人，又擊敗張宗之所部，斬下張宗之首級，遂包圍了南康郡城。戴凱之以數千人據守郡城，蕭賾親隨將士晝夜攻城，破城，戴凱之棄城奔逃。蕭賾占據了南康郡城，派軍主張應期、鄧惠真率兵三千人襲擊為劉子勳叛兵占據的豫章郡(治地在今江西南昌）。劉子勳派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與張應期築營壘相拒，雙方交戰，處於膠著狀態。不久，談秀之聽說蕭賾將親隨部下來戰，不戰而退。次年，朝廷發兵，劉子勳叛亂平息，蕭賾因功先後為北中兵參軍、襄陽太守等，不久轉為寧朔將軍、廣興相。
蕭賾初次率兵作戰，即顯示出超群的勇氣和冷靜，以少數兵力戰勝兵力多於自己的劉子勳叛軍，並在戰鬥中大顯聲名，使談秀之望風而退，確非凡才。
宋元徽四年（476)，蕭賾任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次年，宋順帝立，征調晉熙王劉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任命蕭賾左衛將軍，輔佐劉燮鎮守揚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蕭道成，雖然尚未得到朝廷的使命，蕭賾鑒於據守中流可以禦敵，即統兵在盆口城做好戰守防備。蕭道成聽說後，高興地說:“這真是我的兒子!”
宋昇明二年（478)，沈攸之事平，蕭賾升遷江州刺史，封聞喜縣侯。不久，又征為侍中、領軍將軍，接著加官都督京畿諸軍事。次年，蕭道成為相國，封齊公，蕭賾遂為齊公世子，旋進爵王太子，以石頭城為太子宮。這年四月，宋被迫禪讓於齊，蕭道成即帝位，蕭賾為皇太子。齊建元四年(482)三月，蕭道成去世，太子蕭賾即位，是為齊世祖武帝。次年,改年號為永明，大赦天下，又詔令內外百官各自進呈浄言，王公卿士各自陳述自己所了解的民情。永明二年（484)，詔令京師二縣掩埋毀壞的墳塋，撫恤疾病窮困不能自存者。永明三年(485),恢複國學，以王儉領國子祭酒。永明年間，各地頻有水旱之災，常酌情減免災區賦稅，或給予災民撫恤。永明六年(488)，因穀帛價賤，令出上庫錢與諸州錢收購。永明九年(491),令大臣修訂律注成書。永明十一年（493)，蕭賾病故，時年五十四歲。臨終下詔說：“生命走到盡頭，聖賢也不能避免。我即將到六十歲了，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但皇家事業艱難繁重，日理萬機，不能沒有遺漏。”對輔佐太孫、尚書職事、軍旅捍邊等，一一作了交代。
二、永明事業
蕭賾即帝位時已四十三歲，此前，在宋及齊初，蕭賾是父親蕭道成的助手，他幫助父親取得帝位，有較為豐富的高層政治鬥爭經驗；同時曆任縣令、太守、刺史等，有治理地方的經驗;又曾為侍中、都督京師諸軍事，對朝事比較熟悉。即位後，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做了一些實事，建造了曆史上有名的永明之治。現擇其重要方麵，介紹如下：
第一，恢複百官田、秩，並限定小滿。元嘉末年，由於宋與北魏的戰爭，導致朝廷財力嚴重不足，百官被減俸。宋明帝時，戰亂不斷，竟致百官並斷俸祿。永明元年(483)正月，蕭賾下詔，指出：“守宰俸祿，蓋有恒準。……今區寓寧晏，庶績鹹熙，念勤簡能，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恢複了百官的祿田俸秩。與恢複田、秩密切聯係的是限定小滿。劉宋末年，鑒於地方治民之官在任六年，為時過久，規定以三年為限斷，稱為小滿。但官吏實際遷換去來，往往延誤，並不能嚴格遵循三年之製，造成小滿製度的混亂。這種混亂，必然造成地方官員久居一地，或結黨營私，或惰於政事的多種弊病。永明元年三月，蕭賾下詔,規定從此以後，一律以三年為限，不得延誤。還同時規定了對治民之官的考課原則:“其有聲績克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這兩項措施的推出，對於安定百官具有重要作用，而永明時期其他事業的穩步發展，正需要百官的積極配合。
第二，多次減免賦役，勸課農桑，促進農業生產。由於劉宋元嘉末年以來的頻繁內亂和宋齊之際的戰爭，加上水旱之災頻生,建元到永明初，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計艱難。蕭賾曆仕郡縣，對民情有所了解，懂得過度與民爭利，對朝廷的統治是很不利的。即位伊始，蕭賾下詔:“比歲未稔，貧窮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恤。”又下詔：“吳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次年下詔：“都邑鍊寡尤貧，詳加賑恤。”永明二年(484)下詔：“疾病窮困不能自存者，詳為條格，並加沾賚。”永明三年(485)下詔：“凡單丁之身及煢獨而秩養養孤者，並蠲今年田租。”永明四年(486)下詔：“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準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製。”永明五年下詔:“丹陽屬縣建元四年以來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為不少。京甸之內，宜加優貸。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又下詔：“今夏雨水，吳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永明七年(489)下詔：“雍州頻歲戎役，兼水旱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永明八年(490)下詔:“司、雍二州，比歲不穩。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悉原。”又下詔減去建元以前逋租。永明十年(492)下詔:“諸責負眾逋七年以前，悉原除。”永明十一年(493)下詔:“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曆陽、誰、臨江、廬江四郡，三調眾逋宿債，並同原除。”三調指強令民交糧的調粟、交絹帛的調帛、攤派勞役的雜調，蕭賾一方麵向民眾加派三調，一方麵又不斷因為水旱之災減免民眾逋逃的租稅及三調，軟硬兩手兼施,爭取獲取民利和激勵民力二者兼得。在民力稍得寬舒的背景下，蕭賾非常重視勸課農桑，以促進農業生產。永明三年正月，蕭賾下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眾，足厲浮墮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核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詔書首先指明郡縣守宰與刺史首要之務就是勸課農桑;然後指出勸課農桑的要點在“相土揆時，必窮地利”;再規定各地必須了解並上報勸課農桑的情況，凡“佚事妨農”者，務必上報;最後要求把官員勸課農桑的“勤怠”與“歲竟考課”緊密聯係起來，以此作為官員黜陟升降的重要依據。永明九年(491)，蕭賾以政治、經濟等方麵的設問試天下秀才、高策、明經等各科人才，中書郎王融為蕭賾擬試題《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以蕭賾的口氣，分別問求賢之道、問振興農業之策、問刑法、問財貨問題、問曆法，由如何振興農業之問，可以看出蕭賾對農業的一貫重視。振興農業之問首先申言國家應以農為本:“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接著指出社會上存在嚴重妨礙農業生產的現象:“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為俗。”一方麵是有的人沿襲陋習，丟棄農具而身佩刀劍;另一方麵，富豪兼並貧窮的農戶，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最後提出問題，征求秀才之良策:“若爰井開製，懼驚擾愚民;舄鹵可肢，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意思是說:如果按照上古的井田製來重新分配土地，以解決土地兼並問題，又怕驚擾百姓;如果把鹽堿地改造成肥沃的土地，以使貧者有田，又擔心沒有古代史起、白公那樣的能人。有關振興農事的方法，請各位直言良謀。王融的策問，自然是根據蕭賾的想法所擬，蕭賾振興農事的苦心，可以具見。蕭賾的上述做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朝廷與農民的矛盾衝突，促進了當時的農業生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南齊書?良政列傳序》:“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袪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蕭賾是《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的大伯，對蕭子顯的父親蕭嶷又頗為倚重，蕭子顯對永明之世，難免溢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由於農業發展帶來的經濟繁榮。
第三，恢複國子學，省去總明觀，開設學士館。建元四年（482)，蕭道成設置國子學，置學生二百人，不久，蕭道成去世，因“國哀”而罷國子學。永明三年（485)，蕭賾下《興學詔》，再立國子學，以著名學者、尚書令王儉為國子學祭酒。王儉自少時即治《禮》學和《春秋》學，而宋末齊初，士大夫都以文章相推重，像王儉這樣的儒學大家，實為罕見。蕭賾在下令恢複國子學後，接著下令省去宋明帝時設置的延攬學士的總明觀，在王儉的宅第裏開設學士館，把總明觀中的儒、道、文、史四部圖書移到學士館。王儉除履行尚書令之職外，常在學士館為學士辨析疑難，每十天到國子學去一次，監試國子學生的學業。學子館的恢複和學士館的開設，對於培養人才、獎掖學術、推動文化發展，起著一定作用。
第四，令沈約修撰《宋書》。太子家令沈約是當時文壇領袖，文史兼通，為文惠太子掌管文書，校四部圖書，深得文惠太子的器重，也為蕭賾所賞識。永明五年87),蕭賾令沈約修撰《宋書》，有些細節，直接過問。新朝為前朝修史，這是慣例，但像蕭賾這樣直接過問具體內容的皇帝，並不算多。宋順帝昇明元年（477)，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蕭道成入居朝堂，安排諸將領兵西討沈攸之。司徒袁粲與尚書令劉秉、太後兄子王蘊結盟舉事，陰謀趁沈攸之兵起，推翻蕭道成，後兵敗被殺。沈約為是否要為袁粲立傳犯難，若立傳，袁粲曾反蕭道成，若不立傳，其為宋末顧命大臣，地位非常重要。沈約把這個問題交給皇帝蕭賾審查，蕭賾說:“袁粲雖然反對先帝，但自是劉宋皇室的忠臣。”其實，蕭賾在永明元年(483)就曾下詔，為袁粲、劉秉等按照大臣禮節修繕墳塋。沈約在《宋書》初稿中記載了不少宋孝武帝和宋明帝的不光彩行為，蕭聵閱後指出：“我當年曾經做過宋明帝的臣子，請你考慮《春秋》為尊者諱的義理。”於是沈約從《宋書》中刪去了不少宋明帝的惡行。此後，《宋書》成為古代重要的正史之一。從修撰《宋書》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曆史人物，蕭賾有著比較寬厚的態度;才於沈約這樣的著名學者和文士，蕭賾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和厚待。沈約作為永明文壇的領袖，修撰《宋書》之外，與王融、周顆等往複討論聲律問題，提出作詩應該積極趨求和消極避免的“四聲八病”說，使中國詩歌對聲律的講求進入自覺的階段，這些，與蕭賾對文士的寬待，不無關係。
第五，改置州郡。首先是複置南豫州。宋永初二年（421)，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曆陽（今安徽和縣），淮西為豫州。元嘉七年（430)省並，泰始二年(466)複置，齊建元二年(480)又省並南豫州。永明二年(484)，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曆陽、誰、廬江、臨江六郡，複置南豫州。南豫州六郡分布於京城建康西南長江兩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豫州的複置，就行政管理而言，有利於建康西南一線的經濟運行，恢複建製，無疑為明智之舉。其次，根據人口分布情況，罷省或增置南兗州的一些郡縣。再次，鑒於北兗州東平郡無實際人戶，從臨縣切割人戶置壽張、淮安二縣以實東平郡。最後，省除三峽的巴州，以所屬郡分還原屬荊州、益州。上述舉措，重點考慮人口分布及經濟地理，大體合情合理。
第六，施行和市，推動經濟發展。永明五年（487)九月，蕭賾下《和市詔》，總結了周、漢通過開建常平等措施以發展經濟的曆史經驗，針對宋齊之際“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饑寒之患”的社會問題，明確規定:“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戰國時期逐步發展起來的“平準”商業，是國家通過收購和出售商品來平抑物價，保障社會穩定，體現了國家對商業和市場經濟的調控努力。永明五年在“京師及四方”全麵推開的和市，是對政府“平準”商業的繼承和發展。這種製度，規定官府拿出錢來，向民間議價商購“米穀絲綿”，有效地保障了這些基本生活物資價格的穩定合理，使這些基本生活物資的生產者和經營者能夠獲利，有利於增長農業生產和商業貿易的活力，同時又可以防止災年出現基本生活物資的困乏和物價暴漲，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饑寒之患”的局麵，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有力的推動作用。次年，又因穀帛價賤，令出上庫錢與諸州錢收購，說明和市政策得到了延續。永明年間，多有自然災害。據《南齊書》，建元四年五月，蕭賾繼位伊始，長江下遊即遭受較大水災;永明五年六月至八月，霖雨過度，京師居民多罹其弊，吳興、義興二郡農田多災;永明六年夏，吳興、義興二郡又遭水潦，雍州先後遭遇水旱之災;永明八年到九年，司州、雍州因為水旱之災，農作物連年嚴重減產;九年夏，京邑霖雨，泛濫成災;永明十年秋，京邑霖雨，導致糧食柴火價格上漲;十一年夏秋，江淮之間遭受大麵積水旱之災和風災。但永明年間又是社會相對穩定、經濟逐步發展、商業貿易不斷滋繁的時期，大規模和市的防災減災作用，不可低估。這種大規模的和市，使以建康為中心的三吳地區，逐步發展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心。“京師及四方”和市，是蕭賾永明之治的一大売點。
第七，重用並信任長子蕭長懋、次子蕭子良，帶來永明年間文學的繁榮。齊文惠太子蕭長懋在世時，喜大量召集文士，切磋詩賦。竟陵王蕭子良更是開西邸，招集文學之士，後來做了梁武帝的蕭衍，與沈約、謝跳、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常與蕭子良作西邸之遊，號為“八友”，史稱“竟陵八友”。除了“竟陵八友”之外，王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季孫等，都因為擅長辭藻文章，常參加西邸的文學聚會。他們在寬鬆的文學環境中，討論音律，切磋詩賦，沈約、謝姚、王融等相互討論，提出“聲律說”,詩歌的“永明體”是以形成，文學出現一時之盛。據《顏氏家訓?文章》記載，當時沈約提出三易原則: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實際是永明作家的普遍追求。謝跳受南朝《子夜歌》等的影響，追求“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取得很高的詩歌成就。永明文學的長足進步，有多樣的背景：比如時值中原和江南士族歸於融合，高門士族空前注意自己的文化修養;再比如，建康經東晉、劉宋，已成為相當成熟的南方文化中心;又比如，南北文化不斷發生交流，佛經翻譯、佛教典藏整理等形成高潮，刺激著文學的發展，等等。同時，蕭賾的一定作用，也不容否定。蕭賾雖不曾參與到西邸文學集團的活動中去，但其對蕭子良等的看重與支持，無疑是永明文學得以興盛的原因之一。永明文學的興盛，對後世發生了很大影響。首先是為梁代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其次是通過“聲律說”的討論，深刻影響齊以降詩歌的變化，齊梁時期詩歌的追求新變，梁代抒情小賦、山水詩、宮體詩等的發展，無不與永明文學發生關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永明詩人的追求，對以後詩歌的格律化，發生了重要影響，初、盛唐格律詩的走向成熟，當以永明體為濫觴，而中經梁、陳作家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