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子良評傳
(附傳：蕭子雲、蕭子範、蕭子暉)
楊旭輝
齊武帝永明（483—493)到梁代普通（520—527)的五十餘年時間，是南朝文學發展的重要轉型時期，在這一曆史時期興起的“永明體”，對此後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永明體”一名，最早見於《南齊書?陸厥傳》，其中有謂：“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跳、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顆善識聲聲，約等文皆用宮商，班平、上、去、人為四聲，以此製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永明體之講求聲韻之道，漸開中國古典詩歌的聲律之路。唐代近體格律詩歌的成熟和發展，實在離不開這一時期的發軔之功。清代學者李瑛在《詩法易簡錄》中曾把以永明體為代表的齊梁詩歌視為“唐律所自出”，並給予這樣的評價:“乃由古入律之間，既異古調，又未成律，故別為一格。”(李瑛《詩法易簡錄?五言古詩?齊梁體》）
“永明體”在文學觀念的發展和創作實踐上，沈約是獨領風騷的，然而在曆史的追溯中，自然不能忽視竟陵王蕭子良作為一個文學集團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地位和作用。有關的記載在各種南北朝曆史的文獻典籍中俯拾皆是，若《南齊書?蕭子良傳》曰：“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梁書?武帝本紀》的記載更為詳細:“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跳、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鑒於蕭子良極為重要的文學史地位，茲據曆史文獻，結合其生平經曆和文學活動作評傳如下。
一、竟陵王蕭子良之生平
齊武帝蕭賾有子二十三人，蕭子良是其次子，出生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母穆皇後裴惠昭，字雲英。子良自幼聰敏。在劉宋時，武帝蕭賾為贛縣令，與子良之母(裴後）不諧，曾派遣人船送裴後還都，舟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武帝問之:“汝何不讀書?”子良答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武帝異之，遂即召裴後還贛縣。
宋順帝昇明年間（477—479)，子良曾為邵陵王劉友的屬官。昇明三年(479)為輔國將軍、會稽（今浙江紹興)太守，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子良居官，敦義愛古，能恤民隱。據《史書》記載，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子良便賜其妻大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時有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孔平詣子良，訟其嫂市米負錢不還。蕭子良歎道:“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遂賜米錢以償孔平。
就在這一年，蕭子良的祖父、劉宋王朝的重臣蕭道成逼迫宋順帝禪位，蕭道成稱帝(史稱齊高帝），建立了南齊政權。齊高帝即位後不久，即建元元年(479)，蕭子良封為聞喜縣公，出任征虜將軍、丹陽尹。建元二年(480)，蕭子良因母穆妃薨，遂去官，後仍為丹陽尹。在任地方官期間，子良對地方官民疾苦深有體味，遇饑饉，子良輒開私倉，賑濟屬縣的貧人。子良深感劉宋王朝元嘉(424—453)以來的急斂征求之弊，故而在祖父登基踐阼之後，上表以疏陳之，請息其弊，其文有曰：
前台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疏。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吒自專。樋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倶發。嗬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台，未顯所督。先訶強寺，卻攝群曹，開亭正榻，便振荊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征村切裏，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係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複不入恩科。筐貢微闕，棰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純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托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台，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複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敕，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複台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僨，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少為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複稱是。長江萬裏，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奸減竊，遠近暫安。
在和民眾的深入接觸中，蕭子良真切地感受到官員中為數不少的“貪險崎嶇”、“威福便行”、“叱吒自專”、專橫跋扈之輩，黎民百姓在他們的脅遏、恐嚇、逼令之下，無不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更為重要的是，老百姓麵對日益繁重的賦稅和名目繁多的“檢課”、“急斂”，“長江萬裏，費固倍之”,其生活之艱苦也就可想而知。弊端叢生的現實自然與蕭子良思想中的儒家美政理想相去甚遠。正是因為有感而發，所以這篇文章行文流暢，極富論辯的氣勢，全文一氣貫注，字裏行間無不充盈著一股浩然正氣。
齊高祖蕭道成在位四年，病卒於建元四年(482)三月壬戌。高帝去世之後，旋由其子蕭賾繼位，史稱齊武帝。也就在這一年的六月，蕭賾立自己的長子南郡王蕭長懋為皇太子，進封次子聞喜公蕭子良為竟陵王。次年(483)改年號為永明。永明元年，子良先後出任南徐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永明二年(484)正月，子良出為護軍將軍，兼任司徒。永明四年(486)，進號車騎將軍。
永明七年(489)，齊武帝欲以子良代王儉領國子監祭酒，後因武帝又屬意於專擅《易》學的張緒，遂不拜。永明十年（492)正月，子良領尚書令;五月，出為揚州刺史。永明十一年(493)正月，皇太子蕭長懋病逝，諡文惠，史稱文惠太子。文惠太子營東田，頗奢侈，子良不能匡正。及文惠太子卒，武帝見東宮多逾製度，頗加嫌責。
子良作為武帝的次子，官至司徒，身邊又圍繞著一群文士和武士，在群吏中也擁有聲望,可謂政、文、佛皆通，然而在太子去世後，他卻並未得到父親齊武帝的青睞，被立為皇位繼承人。永明十一年四月，武帝立已故太子之子蕭昭業為皇太孫，作為皇位的合法繼承者，並希望在自己的庇護下，太孫蕭昭業的政治羽翼能夠迅速豐滿起來，以致在自己駕崩後能掌控朝政。武帝的這一決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而最為根本的一點就是出於穩定政局和皇家基業的考慮。武帝登基之前，齊高帝蕭道成臨終警戒中就有謂:“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此事詳見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五《長沙王蕭晃傳》)縱觀中國曆史，為了皇權的爭奪而兄弟骨肉相殘的確實不在少也。一方麵，曆史的慘痛教訓不得不借鑒吸取;另一方麵，齊武帝這樣的擔憂更有其充分的現實依據。
竟陵王蕭子良非常積極從事於文學活動和佛教活動，但他絕不是一位“不樂世務”(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竟陵王蕭子良傳》）的散淡之人，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中專列《子良傳所刪不當》一條論之，王氏認為，竟陵王嚐“請罷遣台使督逋調；又上表修治塘遏;又密啟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止土木工費，並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奏請，皆有關國計民生。”再加上竟陵王府邸聚集、往還各界名流，隱然構成一個龐大的僚佐群體和政治力量。
就在蕭昭業被立為太孫之後三個月，武帝即身患重病，在臨終之前，他憂心忡忡地感慨:“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並在遺詔中希望“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李延壽《南史》卷四《齊武帝本紀》)然而武帝的擔心還是發生了，一場宮廷權力鬥爭正在悄然展開。
就在武帝重病期間，子良以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日夜在殿內，而太孫蕭昭業隻是“間日入參承”，至於朝中另一位重要人物西昌侯蕭鸞卻並沒有獲得覲見的機會，蕭子良在皇位的爭奪戰中幾乎占得了先機。此時的子良，以蕭懿、蕭衍、王融、劉繪、王思遠、顧翯之、範雲等並為帳內軍主。竟陵王蕭子良的重要謀士王融以戎服兵禁京師諸門,欲矯詔立蕭子良為帝，且詔草以立。就在此時，蕭子良集團中生出變數，其中的蕭衍挺身而出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範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蕭衍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蕭懿和之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就在竟陵王集團內部發生紛爭之時，西昌侯蕭鸞聞之，急馳人宮，因意見不合，此時的蕭衍已歸附蕭鸞，西昌侯蕭鸞便立皇太孫蕭昭業繼承皇位,這就是曆史上的“鬱林王”，於是王融為蕭子良矯詔登基之謀遂敗。
王融之謀，子良實知之。對於王融之謀的失敗，當時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相語，其中有謂：“竟陵才弱，王中書（融）無斷，敗在眼中矣!”則一語道出了蕭子良、王融之謀失敗的原因。不能斷事固然是王融的缺點，此誠蕭子良的好友袁彖所說:“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李延壽《南史》卷四四五《竟陵王蕭子良傳》)在占有“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這樣輿論優勢，而且內廷大局已完全在蕭子良的掌控之下，最終謀劃失敗，竟陵王處事之不果斷及其他本人的政治才幹確實不及蕭鸞。難怪在王融臨刑時要慨歎說:“公(按:指蕭子良)誤我!”
隆昌元年(494)，皇太孫蕭昭業即位，南齊王朝的大權悉歸蕭鸞，王融下獄死，蕭子良雖未有生命之虞，鬱林王還將其進位為太傅、尚書令，督南徐州。然而，王融之謀失敗之後的蕭子良，終日鬱鬱寡歡，憂鬱而亡，時年三十五歲，葬於生前選定的祖硎山。被追贈為太宰、中書監、領大將軍、揚州牧。不久之後，蕭鸞殺死鬱林王蕭昭業，奪其帝位，自稱天子，是為齊明帝。
蕭子良有集四十卷，今佚。存詩六首，逯欽立輯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文二十餘篇，嚴可均輯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又有《淨住子》二十卷;《義記》二十卷，見《隋書?經籍誌》，今佚。蕭子顯《南齊書》本傳謂子良文筆，“雖無文采，多是勸戒”。今觀其詩、賦、書劄，尚不得謂全無文采。
二、蕭子良與“竟陵八友”及其政治曆史地位、意義
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故而天下才學之士皆遊集周圍。永明五年(487)正月，正位為司徒，遂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一千卷。當時遊其門者如沈約、謝姚、王融、蕭琛、蕭衍、範雲、任昉、陸倕，號為“竟陵八友”,《梁書》卷十三《沈約傳》中甚至有這樣的記載說:“當世號為得人。”這一批團聚在蕭子良周圍的文士群體，不僅是南朝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創作集群，其實也是齊梁時期一個重要的政治集團，關於這一集群的文學創作情況及蕭子良在其中的作用將在後文進一步論述，茲先論其政治方麵的曆史地位和意義。
在南齊時期，蕭子良文士集團毫無疑問是最受世人關注的，但是，蕭子良本人及其所領導的這個文人集團，並不是如通常人們所理解的那樣“不樂世務”(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子良傳所刪不當》)。蕭子良本人曾“請罷遣台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遏；又密啟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止土木工費，並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奏請，皆有關國計民生。”(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57頁)具有積極入世精神的蕭子良是如此，而其手下的文人又是如何呢？劉躍進在其《永明文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頁）中更是明確地指出：“竟陵王所親近的西邸人物，兼有謀士和作家的雙重身份，
為了更好地理解劉躍進先生的這一觀點，我們可以對“竟陵八友”的生平仕曆作一個簡要的梳理：
沈約(441一513),字休文，漢族，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吳興沈氏本為江南門閥士族，然而其父沈璞在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幼潛竄”，後“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誌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起家朝奉請。”(姚思廉《梁書》卷十三《沈約傳》)在宋，曆記室參軍、尚書度支郎，在齊曆仕著作郎、尚書左丞、驃騎司馬將軍，直到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遂被招為文學之士,為“竟陵八友”之一，與謝跳等人交好。
謝跳(464—499)，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南朝齊時著名的山水詩人，出身世家大族。謝跳與謝靈運同族，世稱“小謝”。初任竟陵王蕭子良功曹、文學，為“竟陵八友”之一。
王融(476—493),字元長，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東晉宰相王導的六世孫，王僧達之孫，王道琰之子，王儉之從侄。自幼聰慧過人，博涉古籍，富有文才。年少時即舉秀才，人竟陵王蕭子良幕，極受賞識。累遷太子舍人。
蕭琛(478—529),—作蕭燦，字彥瑜，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祖父蕭僧珍，為南朝宋廷尉卿。父親蕭惠訓，為太中大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在王儉當朝時，“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於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姚思廉《梁書》卷二十六《蕭深傳》)。
蕭衍(464—549)，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南朝梁政權的建立者，廟號高祖。蕭衍與南齊皇室關係密切，其父蕭順之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蕭衍自幼穎慧，喜讀書，博學多才。早年曾和沈約、謝跳、範雲等人遊於竟陵王門下，被稱為“竟陵八友”。後代齊建梁，史稱梁武帝。
範雲(451—503),字彥龍，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縣西北）人，範縝之從弟。六歲時隨其姑父袁叔明讀《詩》，“日誦九紙”。八歲時遇到宋豫州刺史殷琰，殷琰同他攀談，範雲從容對答，即席作詩，揮筆而成。早年在南齊竟陵王蕭子良幕中，為“竟陵八友”之一。
任昉(460—508)，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一說山東廣饒）人。昉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誇之曰：“吾家千裏駒也。”南朝宋時，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人齊為王儉所重，任丹陽尹主簿、竟陵王蕭子良的記室參軍，是“竟陵八友”之一。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卒於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二十石。
陸倕，字佐公，吳（今江蘇蘇州）人。倕少勤學，善屬文，所讀一篇，必誦於口。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嚐借人《漢書》，失《五行誌》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年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遂名列“竟陵八友”之列。
竟陵王西邸文人集群的成員，除了“竟陵八友”之外，通過南朝史籍的綜合稽考，可知者尚有數人，茲錄其中聲名較盛者如下：
張充(449一514)，字延符，齊副相張緒之子。年少時放蕩不羈,齊初人仕後因言辭不遜，得罪宰相王儉，被廢累年。竟陵王開西邸延攬人才，遂“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人為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黃門侍郎”（蕭子顯《南齊書》卷二十一《張充傳》)。
王思遠(452—500),小字阿戎，王晏從弟，山東琅琊（今山東臨沂)人。建元初任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六《陸慧曉傳》有記載曰：“子良於西邸抄數，令慧曉參知其事。”何昌寓，字儼望，廬江人。昌寓少而淹厚，為伯父司空尚之所遇。“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為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三《何昌寓傳》）
謝顥，字仁悠，謝莊之子，陳郡陽夏人。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城，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宥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三《謝瀟傳》有曰：“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
劉繪(458—502)，字士章，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蕭子顯《南齊書》卷四十八《劉繪傳》中記載，劉繪與張融、周顆皆為竟陵王西邸之重要人物，其中有謂:“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顆，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顆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
宗夬(456—504)，字明揚，南陽浬陽（今河南鎮平）人也,世居江陵。夬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曆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姚思廉《梁書》卷十九《宗夬傳》）
柳惲(465—517)，字文暢，祖籍河東解州（今山西運城）。少有誌行，好學，工詩文、弈棋、彈琴，深得竟陵王之賞歎。《梁書》卷二十一《柳惲傳》有這樣的記載曰：“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雲：‘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嚐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孔休源(469—532)，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父佩，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轔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琊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姚思廉《梁書》卷三十六《孔休源傳》)
範縝(約450—515)，字子真，祖籍順陽（今河南淅川境內），六世祖範汪，移居江南。範縝少孤貧好學，拜名儒沛國劉讞為師，在其門下數年，布衣草鞋，徒行於路，在車馬貴遊的同學麵前，毫無愧色。永明中，“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姚思廉《梁書》卷四十八《範縝傳》)。蕭子良以佞佛著稱，而範縝在西邸卻盛稱無佛，否認佛教的靈魂不滅、輪回轉世、因果報應之說，因而發生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