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這是一個美麗的名字，同時又充滿了神秘氣息，在太湖地區這片“良渚”之中，5000年之前，曾經一度有過令今人驚歎不已的輝煌。
良渚文化因其玉器而為世人矚目，但其實，早在這之前，這個名字已經存在於研究者的論著中，直到那些重要的墓地被揭開，良渚才綻放出異彩的光芒。
1936年，當時任職西湖博物館的施聽更先生，在他的家鄉良渚鎮發現了一些黑色的陶器，並開始在周圍的遺址進行發掘。對於中國考古學來說，30年代還隻是它的童年，施先生在1938年就出版了正式發掘報告《良渚》，令這個美麗的名字早早的便進入了中國學術界的視野。當時的學者對於古代遺物的認識還比較膚淺，而施昕更卻以其嚴謹的瑤山祭壇遺址科學態度，確認這些黑陶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物。
玉牌飾
到了50年代，著名的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進一步的討論了這些黑陶所屬的文化。他發現它們和山東、河南的古陶器樣式不同，進而提出了杭州灣區的說法，為這些提早問世的良渚遺物確定了範圍和時間。
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江浙滬一帶的考古學家們一直在太湖地區奔波工作，並且繼續發現一係列良渚文化的遺物。特別是在浙江吳興縣一個叫做錢山漾的地方，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的農業工具，以及許多保存完好的水稻、絲麻織物和芝麻、棗核等各種農作物的遺留。“良渚文化”從那時候開始就在學界得到了公認，它不僅僅是一些和其他地方不一樣的陶器，還有了各種反映古代農業生活的實物證據。
玉琮細部——神人頭像
然而就像走了下坡路似的，60年代後期開始，太湖地區變得沉寂了，良渚文化似乎也開始被人遺忘。
1973年夏天，蘇州附近一個叫草鞋山的遺址重新吸引了眾人的目光，而這一次，就隻有一座墓，卻引來了比以前多上數倍、數十倍的關注與驚歎。在這座形似草鞋故得名的小山包上，當地工作人員發掘了編號為198的一座良渚大墓，和人們所熟知的黑色陶器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外方內圓的玉琮，表麵雕刻著精致的花紋；又大又薄的玉鉞，據說是古人的權杖；還有很多巨大的玉璧，表麵光亮如新——這些發現，令一直以來皇家富商所藏而不知來源的那些一模一樣的玉器有了歸宿。要不是這一發現人們簡直不能相信，這些製作精良的玉器，會是新石器時代先民的作品。
似乎是為了證實人們最初的疑惑，接下來的十年裏，常州、蘇州、上海一帶，一座座“山”、“墩”被發現，原來它們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個個大墓打開了，同樣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數量更多。不僅僅是這些精致的手工藝品令人矚目，隨著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的工作，考古學家們發現，原玉琮來有些“山”是人工堆築起來的，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驚。以今天的建築技術，要堆築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時日，在幾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費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又是度過了多少個日夜，才能令這樣的土山一點一點的“長高”？而要組織這樣的工程，背後又會是一個多大規模的社會呢？
當大部分人在為這些前所未有的發現驚歎不已時，良渚鎮，還有浙江的考古學家們開始著急了。良渚是在30年代就發現的，但是最近一個個重大的發現卻都集中在太湖的北麵和東麵，難道最早發現黑陶的地方隻是這個文化的邊緣嗎？當地老人常常傳說有人挖到過砂輪（玉璧），為什麼我們找不到？
1986年，良渚遺址發現50周年的日子，自然值得專家學者為這個文化的研究共同紀念。浙江地區的考古學家一直沒有停止過在良渚地區的工作，這年春天，他們又在一良渚龍首玉鐲個叫反山的地點進行發掘。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都注定是要由良渚人來為這個值得紀念的50年獻上一份厚禮。這三個月，反山出了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組）的隨葬品，特別是一大批精美絕倫的玉器，完全超過了以往發現的規格。這個50周年，一下子撼動了整個中國考古學界和海外的漢學家們。專家們認為，有理由相信反山是一處良渚人的“王陵”。
第二年的春天，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考古學家們發掘了與反山僅僅相距5公裏的瑤山遺址。在這裏發現的是一處良渚文化的祭壇遺跡和11座墓葬。祭壇台麵平緩，構築規整，發現的墓葬均集中在祭壇上，分成東西向的南北兩排，排列十分的整齊。根據隨葬玉器種類的不同，研究者認為南行一排為男性墓，而北排是女性。這個祭壇墓地的時代與反山大致同時，這裏出土品的規格也與反山相當。因此，反山和瑤山的發現令良渚文化成為了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對象。
良渚文化刻紋大玉琮
也許是曆史特別垂青於良渚故地的人們，重要的發現繼續接踵而來。1987年的年底，當地考古工作者在發掘中發現位於良渚遺址群內的規整的大土台應該屬於良渚文化時期，而這個叫莫角山的龐大土台居然完全由人工堆築。這一發現使很多專家相信良渚文化所在地已經是一個“方國”，並且有了人工建造的台城。
隨著一係列的發現，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5000年前的太湖地區，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遺址群考察時，曾經感慨的稱其為“古杭州”。這個發達而又古老的良渚，更因為短短數百年後的陡然消失，為後人留下了無數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