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史傳說中，徐旭生先生將早期的中國先民劃分為三個族團，分別是華夏、苗蠻和東夷。蒙文通先生亦根據他的曆史研究將早期的居民分為三大民族：河洛民族、江漢民族和海岱民族。這兩個集團與民族的三分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吻合。而海岱地區一直是中國史前時期強盛不衰的文化區所在，與東夷傳說密不可分。尤其是到了龍山時代，更是以林立的城址、嚴格的禮製、以及文字、青銅器的出現，而成為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而有關龍山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也是中國史前研究中可與仰韶文化並肩的兩大重心之一，曆史悠久，成果豐盛。
龍山文化的發現要追溯到考古學剛剛引人中國的20世紀20年代。
1928年春天，考古學前輩吳金鼎先生在山東進行考古學調查時，路過龍山鎮武原河東岸的城子崖，在路邊的斷崖上發現灰土層的文化堆積，認為那是一處“古文化”遺址，並當即采集了一些石器和陶片。第二年的夏天，他又去了當地詳細調查，由於遺物中沒有發現鐵器等內容，所以斷定它的時代較早。
1930年，河南殷墟的發掘因故暫停，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便計劃到臨淄的齊國故城開展工作。當時考古組的主任是著名的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在吳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進行了考察，並決定要在這裏開展進一步的發掘工作。
山東濰坊姚官莊遺址出土的陶鬶
這一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聯合組建了“山東古跡研究會”，開始了城子崖的發掘計劃。
城子崖的發掘由梁思永先生主持，先後兩次，確認了以黑陶器為特點的新石器時代的遺留。1934年，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城子崖》正式出版。這項工作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按照自己的科學發掘和記錄方法，獨立進行的一項計劃，對後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而以黑陶為特色的這類遺存在今後的數十年裏成為了山東地區史前研究的一個重點，由於首次發現在龍山鎮，故被命名為“龍山文化”。而龍山文化這個名稱，後來更是成為了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國原始文化的代名詞。
解放以後，山東地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對於龍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積累的基礎上不斷的深入，到了80年代以後，龍山城的陸續發現，以及文字和銅器的出土，更是將龍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龍山文化的遺址遍布山東及附近地區，調查得到的數量，超過了1000多；其中經過正式發掘的就有60多處，在同時期全國的考古工作中，堪居首位。
龍山文化的分布範圍，包括山東全省和安徽、江蘇北部以及河南的東部地區，總的麵積達到了20萬平方公裏，在這樣的規模內，城址林立，不同等級的聚落星羅密布，展現出東方地區早期文明的恢弘氣勢。
城的出現，被學界認為是文明產生的重要標誌之一。東西方數量眾多的文明起源研究，都將城的起源作為主要標準。中國古人也早就將城作為重要的內容載入典籍，《禮記》中有雲：“城郭溝池以為固”，就是早期對城的重要價值的一種認識。
龍山文化中陸續發現的城址，形狀布局，各有特點；各占一方，遙遙相望。最早發現的城子崖遺址，就是一處龍山城址，這個城平麵呈方形，麵積約有20萬平方米，是龍山文化中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座城。城內的文化遺留十分的豐富，堆積層很厚並且十分複雜，表明當時居住人口眾多，活動頻繁。由於早期工作的局限性，對這座城沒有全麵的發掘鑽探，正式發掘的麵積很小，不足以進一步討論布局和功能問題。但是城內出土的陶器製作精良，個體巨大，不愧“王者風範”，眾多卜骨龜甲的出土，也反映了活躍的宗教活動的存在，龍山城一度的繁榮景象還是能夠在想象力豐富的考古學者眼中建立起來。在龍山城周圍，方圓近百裏的範圍之內，還分布著幾十個同時代的遺址，相對於城子崖，它們的規模要小得多，出土遺物也略遜一籌，將之作為一個群體來考察，初步的城鄉對立格局已經十分明顯。
位於泰沂山係北麵的鄒平丁公遺址，也是一處重要的龍山城。這座城是80年代山東大學組織力量進行係統工作的。城的平麵是圓角方形，四麵的城垣都十分規整，總麵積超過10萬平方米。最近的發掘似乎還顯示，在這個城圈之內，還有另一重城垣，而這種雙重城垣的形式，在龍山城中也並非首例。丁公城的建築方法與城子崖基本類似，由於地處平原，丁公城的城垣之外還挖有大規模的城壕，防禦功能得到了加強。丁公城內的文化遺留也是異常的豐富，先後六次發掘共出土龍山遺物近5000件，陶器的製作水準可以同城子崖媲美，而其最重要的發現是一片刻有五行十一個文字的陶片，這在龍山文化中是到目前為止的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