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東北廣漢縣，有一個極其普通的小村，叫真武村，村旁有一條小河，河南岸有三個小土包，排列起來就象天上的星星，於是被村民們叫做“三星堆”，在河的北岸有一高出地麵，兩頭尖中間彎如同一輪月牙似的地段，被稱為“月亮灣”。它們隔河相望，成為當地著名的自然景觀“三星伴月”。農民燕道誠的家就安在這裏。老燕恐怕做夢也想不到就是這個再熟悉不過了的三星堆，讓他的家，還有這個村子一下子熱鬧起來，更讓他想不到的是，這個熱鬧竟然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三星堆”三個字被人們無數次的提起，更有無數的專家學者、記者慕名而來。
那是1929年的一個春日，老燕帶領家人到家旁掏水溝，準備安放水車，老燕掏著掏著，突然聽到“膨”的一聲響，他以為是挖到了石頭，待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塊白色的大石環，撬開石環一看，綠瑩瑩的一堆玉器出現了，道誠一家驚呆了，當他們回過神來後，馬上意識到自己的運氣來了，精明的燕道誠連忙將這堆東西原樣蓋好，若無其事的收工回家。當晚夜深人靜時分，道誠傾家出動，悄悄地取回了那堆寶貝，數一數，竟有400多件，道誠當時並不敢聲張，於是將寶貝謹慎地分藏在了房裏各個角落，準備待價而沽。
轉眼四年過去了，並無任何動靜，直到道誠將其中的一件玉琮送給當地駐軍陶團長，才引起了古董商們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時成為搶手貨。市場上甚至出現了仿冒燕家玉器的贗品。
廣漢三星堆1號祭祀坑全貌
老燕挖到寶貝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廣漢縣乃至四川省的每個角落，當傳到成都市的華西大學時，博物館從事文物研究的葛維漢（美籍學者）、林名均非常興奮，他們有一個強烈的預感，一個震驚世界的大發現產生了。1934年春天，在軍隊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發掘開始了，在長12米的探溝內，出土玉石、陶器殘片600餘件。經過初步研究，他們認定玉石器的時代大約在“從銅石並用時代到周代初期”。當時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興奮，當即寫信給林名均，鼓勵他們繼續關注這一重大發現。但是在兵荒馬亂的當時，任何正式的考古發掘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三星堆玉器一直是一個謎。
直到新中國成立，四川省博物館副研究員王家佑先生來到燕家，才在燕家人的指引下，又從田埂邊挖出了玉琮、玉瑗、玉釧等，並全部上交國家。1958年和1963年，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的考古工作者先後兩次來到三星堆，在出土玉器的地點作了小規模的發掘，著名考古學家馮漢冀根據已有的資料，作了一個大膽的推測：“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以後的考古工作證明馮先生的推斷是非常正確的。
青銅麵具
三星堆的正式考古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開始。198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隊正式進駐三星堆，經過一年發掘，共出土陶、石器數百件，並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個、墓葬4處，這是一次真正科學的發掘，盡管沒有發現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一批重要的遺跡現象足以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對考古學家而言，有助於學術研究的資料往往比精美的文物更加重要，這次發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發現了帶有濃厚西蜀特色的商周時期的房屋基址，這就為早期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從來沒有的新資料，同時對考古學家們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盡管斷斷續續，但是一直沒有放棄。1986年對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者而言，是充滿了收獲與驚喜的一年。
小型青銅像
這年仲春時節，林向副教授和陳德安助理研究員率領的四川大學和省考古研究所聯合考古隊，在三星堆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將殘存的三星堆進行了大麵積揭露，發掘總麵積達到1300多平方。發掘區內，文化層厚2.5米，根據包含物的不同被劃分為15個文化層，經過碳14年代測定，其最早的一層距今4800年左右。這次共發現9座房基、101個灰坑、10萬多塊陶片和500餘件銅、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鳥頭陶勺柄製作十分精美，出土文物既有與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顯的地方文化風格，而這些濃鬱的地方風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線索。
考古發掘在臨近夏天的時候暫時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隊員們撤回成都休整。好象上天專門與考古工作者開玩笑，考古隊離開沒幾天，三星堆曆史上最重要的一個發現終於在人們的期盼中出現了，而首先見證這一重大發現的不是考古隊員，而是磚瓦廠的工人。7月18日，磚瓦廠工人楊遠洪、劉光才等正挖土方時，隻聽得“砰”的一聲脆響，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根長40厘米的玉器。考古隊隊長陳德安聞訊趕到現場，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斷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內心又有著抑製不住的興奮，他有一個強烈的預感，一個期盼多年的夙願，一個震驚世界的發現馬上就要誕生了。於是當機立斷，立即指揮封閉現場，一邊報告省文管會，一邊簡單的部署之後，迅速召集考古隊員進行緊急搶救性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