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也許存在他們二位指出的這種情況，但我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可能意識不到。
薑：你考慮過你與前代那些真正的農民作家的區別嗎？譬如，像趙樹理、浩然他們。
趙：他們都是當代的傑出作家，其作品擁有大量讀者和廣泛影響，我不敢和他們比。如果說有區別，那最大的區別就是曆史觀不一樣。今天已經證明，曾被奉為圭臬的曆史唯物主義，是多麼嚴重地浪費和損害了作家的才華。
薑：還有，你有沒有比較過自己與路遙？你覺得你與他有什麼樣的不同？當然，我們有我們的判斷，然而，我覺得這樣的問題，還是你自己來回答可能更好。
趙：我是1991年讀到《平凡的世界》的，當時自己就想：這樣的作品，我也能寫出來。現在看來，我是太狂妄了。路遙之所以感動了無數的讀者，主要的原因是他真切地表現了苦難中的人生。當然，他的觀念和手法都有陳舊的問題。
薑：說到這裏，我想問一問，在你的文學之路上，真正影響了你的作家是哪些人？
趙：有好多。寫《繾綣與決絕》的時候，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給了我很大啟發。
薑：再有一些相對固定的問題，我們也來談一談。你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當初你舍棄官場走向文學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趙：我上學很少，初中上了四個月就輟學了，後來當民辦教師，再後來又考上了公辦教師。24歲那年的一個秋夜裏，我看一本《山東文藝》，上麵有幾個業餘作家的創作談，講他們怎樣走上文學之路。當時我想：他們能當作家，我也能當上！就是這麼一個念頭，決定了我的一生，從此我就認為，我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文學。所以，無論工作如何變動，在我眼裏都是臨時的。我30歲幹上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在仕途上一帆風順的時候，心裏還是這麼想。幹到33歲，正好山東大學招收作家班，我不顧親友的反對，義無反顧地學習創作去了。當時好多人都說我“潮了”，就是傻了、瘋了的意思。
薑：你對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作家有沒有作過預設？
趙：沒有。雖然去了山大，其實心裏一點底兒也沒有，因為我的基礎太差。沒有別的辦法，隻好拚命讀書，好好練筆。一年之後，我寫出了短篇小說《通腿兒》，才算登堂入室了吧。這之後，主要從事農村題材寫作，從中短篇到長篇。這幾年，又轉向了宗教題材。我到底算個什麼樣的作家，由別人評說吧。
薑：非常遺憾的是，這次未能就你的中短篇來作一點交流。《通腿兒》不但是你的短篇中的精品，也是當代短篇中少見的佳構。
趙：這個短篇，至今被許多讀者記得，也陸續被收入多種選本，這讓我感動。但它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在我急需一件像樣的作品支撐創作自信心的時候，它來到了我的筆下。
薑：突然發現，你是一個與所有作家不相同的作家，你完全反過來了，你先寫腿子（《通腿兒》），到後來，才寫到了手（《雙手合十》），有點兒禪味了。有一種距離是從嘴到手，有一種距離是從腳到手。嗬嗬。
趙：是嗎？有點意思。但無論從哪裏到哪裏，都是一些外在的姿態。內在的是什麼？是心靈。無論《通腿兒》還是《雙手合十》，表現的都是人的心性。說到底，小說是溫潤心靈的一種東西，我願以畢生之力好好琢磨它，打造它。
2009.6
雙手合十構出世界本相
——趙德發訪談錄
時間：2010年4月29日
地點：趙德發先生寓所
采訪人：弘石
弘石（以下簡稱“弘”）：趙老師您好，這次訪談我主要想了解您作為一個作家背後的故事。雖然和您交往很長時間了，但我對您還是有一種好奇心，能先談一下您小時候的性格和成長環境對你寫作的影響嗎？
趙德發（以下簡稱“趙”）：好的。我在小時候，性格與現在大大不同，那時非常拘謹，甚至是自卑、怯懦。
弘：真是想不到。你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性格呢？
趙：可能有幾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受我外祖母的影響；二是因為疾病；三是因為我上學太少。先說第一個原因。我小的時候，住在我姥娘家的時候居多。我們是一個村莊，不過她是一村，我家是二村。雖然我父親那時候是二村的黨支部書記，可我一到我姥娘那邊，就感受到一種歧視。為什麼？因為我姥娘家成份不好，是富農。我外祖父雖然早年投身革命，但改變不了他那個富農家庭的政治待遇。我外祖父的父親，是在土改複查中被貧雇農打死的，當時我外祖父正在外麵當著共產黨的鄉幹部，那些人居然向上級要求把他抓回來殺掉。因為我外祖父預料到回家後凶多吉少，就沒回去，就多活了一年。他1948年南下，犧牲在河南洛寧縣，成為烈士。
弘：土改複查是哪一年的事？
趙：1947年。我小時候住在姥娘家裏，當時我還不認字，不知道“複查”二字怎麼寫，但經常聽姥娘給我講那些事，而且一講起來就戰戰兢兢，餘悸未消。因此，“複查”這個詞，給我的感受就是血雨腥風。那時我跟著姥娘上街，經常遇到那些貧雇農。那一幫人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趾高氣揚，我姥娘抬不起頭來，不得不忍氣吞聲。我姥娘的自卑與痛苦，在那個時候深刻地感染了我。
弘：看得出來，那時候您非常敏感。
趙：是的，非常敏感。我還是過敏體質，小的時候有嚴重的過敏性哮喘，一犯病就喘不開氣，憋得厲害。還有，一旦遇冷受濕就起風疹，臉上身上布滿紅紅的腫塊。這兩種病持續了多年，到我十幾歲的時候才好，把我和我父母、我姥娘折磨得夠嗆。那個時候，我因為這些病自卑得很。
弘：你說你上學太少，少到什麼程度？
趙：三十歲之前，我沒有任何文憑，連小學的都沒有。因為小學還沒上完，“文革”來了，學校就停課了。
弘：以後就沒再上學？
趙：又上過四個月的初中。那是兩年之後，毛澤東發下指示，讓農村小學附設初中班，離我們村三裏遠的圈子小學辦起了兩個初中班，我就去了。本來是滿腔熱情去上學，可是到那裏才知道，因為要貫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學生不但要學文，還要學工學農學軍。在那裏上了四個月，文化課沒學多少，整天就是下地勞動。我想，與其在這裏幹活還不如回家掙工分呢。我全家七口人，全靠父親一個人掙工分，每年分了口糧之後要“倒找”，就是不但分不到錢，還要向隊裏交口糧款。當時我才十四歲，就輟學了，回家掙工分了。其實我掙工分從十三歲就開始了。那年冬天，我每天早上都出去拾糞，天不亮就背著糞筐在村子裏轉來轉去，也去村外的路上和山溝裏拾，拾滿一筐就交到生產隊，一早上能掙一分到二分，那時，二分工相當於一毛錢。我連個手套都沒有，兩隻手全凍爛了，皮膚開裂，經常滲著血水……
弘：那時候您拾糞，內心有沒有委屈？
趙：沒有絲毫的委屈，很自豪！能掙工分了能不自豪嗎？我當時就想我是家裏的老大，必須幫父親把這個家頂起來。所以說，現在我見一些男的女的都老大不小了還自稱男孩女孩，就很反感，因為我從十三歲那年就覺得不是男孩了，是個大男人了。我十四歲輟學之後先是到生產隊割草喂驢，和另一個男孩，這個可以稱男孩啊（笑），他十六我十四，兩個人上山割草，負責喂飽生產隊四頭驢，一天記六分，值三毛錢。一個整勞力一天掙十二分，我掙六分，我覺得就是我們家的重要分子了。十五歲那年，生產隊辦起了粉坊，讓我到那裏幹，兼做會計。那年我是十五歲，每天淩晨四五點鍾就起床磨粉，挑水。挑水要去幾百米之外的一口井，一氣要挑幾十擔。我因為手勁小，做粉條的時候端不動漏瓢，負責拉風箱燒火，一幹就是半天。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活兒真是要命！煙熏火燎，非常枯燥，我一邊幹一邊昏昏欲睡。當年一些在鍋邊撈粉條的姑娘，現在都成為老太太了，她們這麼描述我當年的形象：一邊拉風箱，一邊前合後仰地打盹兒（笑）。在粉坊幹了大半年，到了秋後，停課兩三年的宋家溝小學複課，缺老師，就讓我去了。
弘：你當了老師？
趙：對，村裏識字的人不多，當時找老師的原則是“識仨教倆”，意思是認識三個字的人就可以教認識兩個字的。我上任之後，教了個“複式班”，就是兩個年級合在一起上課，一邊是二年級，一邊是四年級。因為學生少，隻好這樣湊成一個班。給二年級講課的時候，四年級就做作業；給四年級講課的時候，二年級就做作業。但是學生不那麼老實，搗蛋啊（笑）。
弘：是給你出難題吧（笑）。
趙：對。因為停課幾年，學生年齡都很大，四年級有三個學生跟我同歲，我管不了。到上課時間了，我去敲鍾，“當當當當”……我們學校的鍾，是戰爭年代留下來的炸彈殼，掛在樹上，敲起來非常響亮。敲完鍾，我向教室走去，學生們一邊往屋裏跑一邊喊：“潮兒來嘍！潮兒來嘍！”（大笑）這是喊我的小名啊，還有個師道尊嚴嗎？把我氣得眼淚嘩嘩的。當時不是興階級教育嗎，我就祭起了這個法寶，找來一些憶苦思甜的材料給學生念。念到主人公悲慘遭遇的時候，一些學生也抹鼻涕擦眼淚。我借機敲打他們，說現在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你們調皮搗蛋，怎麼能對得起毛主席，對得起共產黨？學生們當時點頭好似雞啄米，可是到下一節課還是瘋打瘋鬧。
弘：當時有教材嗎？
趙：有，但文革色彩很濃。我還接著說我的自卑。那個時候，我隻有初中四個月的學曆，什麼文憑都沒有，遇到填表的時候，我在文化水平一欄填“初中”。每當這個時候我特別自卑，覺得自己是在欺騙組織。
弘：那是時代的問題，不是您個人的問題。
趙：不，我一直認為自己不對。這個自卑心理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但我一直在努力地補償。西方有個心理學家叫阿德勒，他說，成功是自卑情結的過度補償。
弘：您補償的方式就是自己找書讀？
趙：對，拚命讀書。我幹民辦教師的時候，大隊團支部有個縣圖書館的借書證，基本成了我私人的，我每隔一段時間就騎車跑一趟縣城。
弘：縣城離您住的村子有多遠？
趙：四十裏路。那時候縣圖書館藏書不是很豐富，我是遇上什麼借什麼，非常雜，什麼都讀。
弘：印象比較深的呢？
趙：《魯迅全集》。那時有個版本分為四十多冊，我基本上都讀了。
弘：您的起點很高啊（笑），一開始就讀魯迅，當時有什麼感覺呢？
趙：明白了好多事情，但也有好多地方不懂。當時讀書很雜很亂，我記得還讀過《加納史》這樣的書，那是非洲一個國家的曆史。總之，這個時期就是大量讀書，邊學邊幹。1971年，莒南縣師範招收教師短訓班，學期半年，有好幾個門類，公社讓我去了，我參加的是音樂班。
弘：您那時候多少歲？
趙：十六歲。
弘：那個時候音樂班是不是學樣板戲？
趙：對對對。我們班排節目搞演出，有《智聚威虎山》選段，我演八大金剛之一，土匪嗬！自己化妝，把臉塗得跟鬼似的。除了學習音樂知識，我在這半年裏算是見了天地，知道了這個世界很大，知道自己當一名民辦老師不應該滿足，應該轉正，吃上國庫糧，成為公家人。
弘：您當時就這麼想的嗎？
趙：是，就為這個。那是非常重要的目標嗬。畢業的時候，臨沂師範音樂班去招生，我們班的老師推薦了六個同學去考，結果有三個考上了，我是三個落榜者之一。
弘：您想當音樂教師？
趙：對。然而我失敗了。學習期滿，我灰溜溜地回家，繼續幹民辦教師。後來又連考兩年，又有兩個同學考上了。這就是說，我們班六個考生隻剩下了我自己。我也明白自己的嗓子不行，比不上人家。
弘：這對您的打擊是不是很大？
趙：當然很大啦。我去臨沂師範看過那些同學，他們的學習生活讓我羨慕的眼睛發綠呀（笑）。1977年高考恢複，我看到了另一條出路，就決定自學中學課程，參加高考去，就拚命地學習。沒有料到，正在準備著的時候，1978年秋天山東省招收一萬名公辦老師，這是多年來沒有過的事情，我就報考了。
弘： 1978年您多大？
趙：23歲。報考的條件是，三次被評為縣級優秀教師，有八年教齡。我報的是中學語文教師，可我連一堂中學語文課也沒教過。到了縣裏，語文，史地，政治，三場考下來，過了幾天公社教育助理打來電話，說我考上了，讓我到縣裏辦手續。我在路上騎著車一路狂奔，到縣城教育局拿到通知書還不相信這是真的，以為是作夢！（笑）你要知道，這是多少民辦老師的夢想嗬，全公社才考上了三個人，我的初中數學老師和我一起去考都沒考上。
弘：您這是八年抗戰（笑）！
趙：又一個八年過去，我已經是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了，統戰部有個姓曹的幹部，跟我說了一件事情：當年研究這批招考的公辦教師，他任教育局人事科長。研究到我的時候，一看，教齡少兩個月，當時犯難了。後來大家覺得，這個小趙分數比較高，年齡又小，有幹頭，幹脆放行吧。我得知此事，非常感激他們，也感謝命運之神對我的眷顧。
弘：您當了公辦教師以後，又當了幾年教師？
趙：兩年。我先被調到公社裏負責重點班。那時，在全公社範圍內選拔最優秀的學生組成了兩個班，一個初中班，一個高中班，準備衝刺大中專，選了最優秀的老師教他們，讓我負責這件事，同時教語文課。幹了半年，古城學區缺負責人，又讓我去那裏管一所聯辦初中和八所小學。這是1979年的事情，我二十四歲。我去後立即大幹起來，一邊建設新校，一邊抓教學質量。建校用的石頭，都是我和老師坐著拖拉機去幾十公裏外的采石場去拉，要從深坑裏一塊塊用肩扛上來。學校的一圈圍牆，是我帶著老師用碎石頭壘起來的。舊屋上的瓦壞了，漏雨，我也不請人，自己爬上高高的屋脊，再下到斜麵上，把那些壞了的水泥瓦換上好的。現在想一想，如果當時摔下來，後果是很嚴重的。半年後，我把新校舍建了起來，同時也把全學區的教學成績抓了上去，統考成績由全公社最落後躍升為第二名。
弘：後來你又改行去了黨政機關，對吧？
趙：是的。1980年的暑假之後，在我毫不知曉的情況下，公社黨委來了一紙調令，讓我去幹組織幹事，過了不長時間又讓我幹秘書。1982年春天，公社書記從縣裏開會回來說，小趙，縣委辦公室要把你調去幹秘書。這讓我很感意外，因為我跟縣委辦公室主任隻在開會時見過兩麵，話沒說上三句。公社書記說：人家是看你材料寫得好，你快服從組織安排去報到吧。
弘：你在縣委幹了多長時間的秘書？
趙：兩年半。然後幹了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一年之後是組織部副部長。這時候我三十歲，而且是縣級幹部三梯隊。雖說官職不大，但在當時來說，一個農村孩子走到這一步真是很不錯了，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笑）。但我要告訴你的是，這些工作變動，事先我本人統統不知道。那時候官場風氣還是比較正的。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縣委書記跟我談話，我說書記啊，我不喜歡權力，為啥把我弄到組織部呢？書記說，就是看中了你這一點，不然還不叫你去幹呢（笑）。
弘：在那裏又做了幾年呢？
趙：兩年零八個月。
弘：你是什麼時候愛上文學創作的？
趙：1979年的秋天，當教師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看到一本刊物，是山東文代會的材料彙編，上麵有幾個業餘作家講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我看到這裏，心裏一動，就想：他們能行，我也試試好不好？就是這個念頭，決定了我的一生。
弘：在這之前你寫過文學作品嗎？
趙：沒有。基礎差得沒法提，連小說和散文的區別都不知道。但這個念頭一動，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寫起來了。
弘：您的第一個作品是什麼？
趙：是篇雜文，1980年發在《大眾日報》上。收到五塊錢稿費，全買了糖塊撒給了學校的老師（笑）。
弘：文章的發表，對你還是很有激勵作用吧？
趙：嗯。其實我失敗的更多，十之八九是被退稿。但我不死心，覺得我這一生就是為了文學而存在。我被調到機關，無論在公社，還是在縣委，都覺得這是暫時的，我終歸還是要當作家。
弘：你這個目標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趙：剛才說過了，就是在1979年的那個秋夜。這種感覺其實很奇怪的，用我老家人的話說，是“神鬼撥亂”（笑）。然後呢，我一切的一切，都瞄準了這個目標來作準備。
弘：就是說，你定下這個目標，無論以後還會有怎樣的變化你都不會偏離，對嗎？
趙：對。1981年，我幹了公社秘書，不但不把這個野心收斂，反而想大的幹大的了。我們公社在全縣第一個搞生產責任製，分戶單幹。書記厲永傳的父親是厲家寨的老書記，當年受毛主席批示的，人們就紛紛議論：他父親當年帶頭搞農業合作化，現在他兒子帶頭搞單幹。那一陣子我天天跟著書記一起下去看，親眼目睹了農民的歡欣鼓舞，心想，這是中國農村的又一次大變革啊！當年柳青寫了一部《創業史》來記錄農業合作化，成了經典名著，我要抓住這個機會來上一部！（笑）作出這個決定之後，我白天像模像樣當秘書，晚上九點以後就著手寫這個作品，一直寫到下半夜，公社大院裏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幹嘛。從夏天寫到冬天，一個十萬字的小長篇完成了，叫作《在那冶紅妖翠的河邊》。我當時興奮地想，這個小說發表出去肯定出名，肯定獲獎，就寄到《十月》去了，結果呢，半個月後稿子完璧歸趙！
弘：（笑）他們怎麼說的？
趙：說是題材很好，但是還沒達到發表線，大概是這樣。這給我的打擊太重了，那時候，我的頭發大把大把地掉，腦後還出現兩塊斑禿，明晃晃的像兩隻眼睛一樣。有一天，我覺得左邊的鬢角發癢，用手一撓，嗬，整個鬢角全掉下來了。
弘：開始懷疑自己了？
趙：當然啦。但我是死不改悔。我明白，我之所以失敗，是功底太差，應該好好補課。恰巧，這時候山東電大招收第一屆中文班，可以業餘學習的，我就報了名。我一邊幹工作一邊複習，語文、史地、政治，我把這些科目的中學課本都找來，十六天複習了二十一本，沒想到，考了個全縣第一名。
弘：那你之前的閱讀，包括一些其他的學習是很有用的。
趙：對，全靠了平時的積累。等到秋天電大開學，我已經調到縣裏去了。當時好多同學的觀點就是“六十分萬歲”，能及格就行了，而我呢，是能拿第一不拿第二，因為我是為了創作而打底子的。那三年簡直是拚了，我是四條戰線同時作戰：第一是工作，我是縣委秘書組的骨幹，大材料基本都是我寫；第二是業餘創作；第三是電大學習；第四是回家幹農活，因為我老婆孩子當時都是農村戶口，有地要種。
弘：您哪年結的婚？
趙：79年。我是縣委機關最年輕的“一頭沉”幹部。
弘：什麼叫“一頭沉”？（笑）
趙：就是家屬在農村的幹部。這些人家在農村，特別艱難，尤其是實在大包幹之後，還要回家幹農活。
弘：你也這樣？
趙：那當然。每個星期天都要回家，種地的時候要拉犁拉耙，跟牲口一樣。在家幹上一天，回到機關還是渾身疼痛。
弘：這個工作量，一般人受不了啊。
趙：更何況我還要學電大。我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我不能去參加周末的麵授，全靠業餘時間自學。你猜我是怎麼學的？每學期大約有三門課，我把我認為重要的內容全部整理成問答題，全部背下來。那時候記憶力好，每學期的背誦量都在十萬字以上。結果呢，三年間的六次考試，我在莒南七八十名學員中五次考第一，一次考第二。
弘：您有這個考試的能力，考北大也沒問題啊（笑）。
趙：這個牛可不敢吹。
弘：不敢提考北大，可是去年你不是到北大講過創作嗎？
趙：那是北大“我們”文學社邀請的。他們每周討論一件作品，有一次討論到我的《通腿兒》，覺得意猶未盡，就想辦法聯係上我，讓我去講了一次。
弘：接著說你的電大學習。你畢業之後拿到文憑了吧？
趙：拿到了，專科的，那是我平生第一張文憑。我欺騙組織多年，謊稱自己是初中文化程度，這張大專文憑終於讓我有了一些底氣。（笑）
弘：也越來越自信了啊。
趙：可是，電大學習的勞累也差一點把我毀了。
弘：怎麼回事？
趙：那是1984年冬天的事情。電大快要考試了，每年一次的全縣四級幹部大會也要召開了。書記在會上的長篇報告是我寫的。寫完之後，我就趕快複習功課，參加電大期末考試。我這人有個特點，一上考場腦子特別好使，效率特別高，可是一旦下了考場，就從極度興奮轉入極度抑製，腦子似乎不轉圈兒了，和人說話都很遲鈍。考完最後一場，正好縣委書記從省裏開會回來，決定提前召開“四幹會”，這個下午召開常委會討論我寫的報告。我從考場回來，直接去常委會上聽取領導們的意見。書記帶回了新精神，稿子當然要修改補充。書記讓我連夜改好，第二天他要看。開完會回家，準備吃過晚飯去改稿子。這時候我已經把家班搬到縣城了。哪知剛吃了一口飯我就吐了。我說我要躺一會兒，就上床用被子蒙住頭想睡。你猜這時候我看到了什麼？是滿天的黑暗中，到處都跳動著閃電！
弘：可能是體力透支了。
趙：是精神快要崩潰了。我腦子裏仿佛成了一架機器，別的地方全停了，隻有一個部位在高速運轉。那是一個意念：明天書記要看材料，我今天夜裏必須改完。但我實在是幹不動了。我當時想，我的腦子要毀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同事來串門，我就起來和他說話。說了一會兒，我感到疲乏，開始打起哈欠。是他把我的興奮點轉移了。我說：哎喲，你救了我了。休息了一會，我又去辦公室打了個通宵，完成了任務。弘石，如果我那次崩潰了，你今天找我，可能要到莒南縣城的大街上，看有沒有一個到處亂跑的精神病人了。（笑）
弘：您是追求完美。
趙：總之，那三年是拚了，結果呢，四條戰線都有收獲：工作幹得不錯，先是被提拔為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一年後又幹了組織部副部長，被列為縣級幹部三梯隊。創作方麵，發表十多篇小說，加入了省作協。電大學習成績，剛才已經說了；家裏的莊稼呢，是連年豐收。
弘：你這個時候，在別人眼裏可謂春風得意。
趙：可能有這麼看的。但我幹了一段時間，煩惱呀，痛苦呀，都來了，而且越來越重。
弘：怎麼了？
趙：因為文學唄。我在那個崗位上，根本沒時間寫作。看看《小說選刊》等雜誌，有的同齡人寫出了好作品，我有時候會急出一身冷汗。這不是誇張，是真的。那時，我的身體也出了問題，經常頭暈、胸悶，但查不出原因。你說奇怪吧，自從我去山大作家班學習之後，毛病全沒了。這時候我看了一本書，上麵講，這種情況可能是焦慮所致。你看吧，文學情結竟然對我的健康造成了影響。
弘：去山大是哪一年，怎麼去的？
趙：1988年。正在我為不能寫作而痛苦而焦慮的時候，山東大學招收作家班的消息傳來，我立即決定，棄政從文，去學習創作。
弘：這對於您來說，真是一個天大的決定。特別是象您這樣一步一步從農村走出來的。
趙：就是。親朋好友都反對，都說你一個農村孩子走到今天，也算可以了，搞寫作有什麼好嗬？但我猶豫一番之後，還是下定了決心。
弘：您當時是不是要寫一個什麼報告啊？
趙：我直接找縣委書記說了我的想法，他同意了。
弘：你想過退路沒有？萬一不成功怎麼辦？
趙：當時我就是背水一戰。要說退路，那就是：兩年學習結束後，我到縣文化館當創作員去。因為我不可能再去組織部了。
弘：真是夠決絕的。到山大之後順利嗎？
趙：起初很不順利。我想趕緊拿出作品，來證明自己是塊搞文學的料，但是，我遲遲拿不出來，寫出稿子多數遭退。我是作家班班長，收到退稿的時候感覺很沒麵子，很受打擊，甚至懷疑起自己的能力。
弘：壓力是不是非常大？
趙：是。我有時候出去散步，看見洪家樓教堂上空飛翔著的蝙蝠，心裏酸酸地想：家鄉官場已經沒有我這人了，文壇又不接納我，我成蝙蝠了，非禽非獸無所歸依了。畢業後，我寫了一個中篇小說《蝙蝠之戀》，裏麵的主人公身上就有我的影子。
弘：到了山大，為什麼遲遲拿不出好作品？
趙：我幹了十年教師，八年機關幹部，思維已經被固化了，與當時在文學界流行的新觀念相差太遠，創作上的功力也嚴重不足。後來我明白了，我必須拚命讀書，用書本墊高自己。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煉之後，我寫出了短篇小說《通腿兒》。
弘：那是你的成名作。寫出後能預料到它會產生較大影響嗎？
趙：沒有。隻覺得，這一篇能夠發表，可能不會被退稿了。沒想到，我給了曾經發表我幾次作品的《青年作家》，還是被退了。（笑）編輯說，不是寫得不好，而是比以往任何一篇都好，但在領導那裏通不過。我沒有辦法，就給了《山東文學》編輯燕衝先生。他看了之後說，老趙，這篇不錯，我們的刊物正在找90年第一期的頭題稿子，我明天就推薦給主編。我聽了之後很高興。第二天他又給我打電話，說這篇稿子在編輯部傳看之後，大家都很振奮，決定用了。這樣，《通腿兒》就在《山東文學》1990年第一期作頭題發了出來。記得刊物出來之前我拿到一份清樣，看的時候那個高興嗬……
弘：比當組織部副部長都高興啊。（笑）
趙：是。你要知道，這篇小說的發表，給了我創作上的自信，甚至可以說，給了我藝術生命。小說發表後，《小說月報》很快作頭題轉載，在全國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北京一家著名刊物的資深編輯對我說，《通腿兒》是1990年全國最好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年選，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雙年選，它都是第一篇。1991年，《小說月報》第四屆百花獎揭曉，把他們前兩年轉載的小說評出六部中篇、十部短篇，《通腿兒》是短篇第二名，第一是王蒙的《堅硬的稀粥》。當時全國短篇小說獎已經停了，好多人說，如果不停，這一篇是能得那個獎的。後來，這篇小說被收入了好多選本，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新中國60年中短篇小說典藏》。
弘：請談談您的讀書經曆好嗎？
趙：我曾經在《時代文學》上發表了一篇隨筆《對我有用的書不在我的書房》，說了我的讀書經曆。我讀的第一批書，是在我姥娘家中。我小時候常在姥娘家住，她家有我姥爺和我三姨兩個人讀過的一些書，多是些課本，我天天翻看，這些書給我以最初的啟蒙。第二輪讀書高潮，是在當民辦教師的時候，從縣圖書館借來的，前麵我已經講過。第三輪高潮，就在是在山東大學了。
弘：你覺得，哪些書或哪類書對您最重要？
趙：主要的是西方的文學作品和人文著作，這些書改變了我的觀念，開闊了我的視野。除了讀圖書館裏的，老師們的講課也給了我很大的啟迪作用。那時候，山大中文係把最好的老師都安排給我們上課，像袁世碩、孔範今、馬瑞芳、牛運清、狄其驄、吳開晉、譚好哲等等。其中馬瑞芳老師教我們散文寫作課，第一次上課，聽說我是組織部副部長，她說，你上這個學，是算錯賬了（笑）。過了不久，她看了我交上的作業又改口了，說：你的選擇是對的。
弘：後來讀的書還是不在你的書房嗎？
趙：以後就在了。為了寫好“農民三部曲”和“佛道姊妹篇”《雙手合十》、《乾道坤道》，我又開始了一個將近二十年的讀書熱潮。
弘：這麼說，您讀書都是帶著問題來讀的？
趙：對。也可以叫作急用先學。這五部長篇小說，每一部在寫作之前都要讀大量的書。尤其是寫宗教題材的時候讀得更多。山師大一位評論家到我家裏，看到我讀的佛學書籍，他說，光是這一個方麵，你就趕上一個研究生的讀書量了。
弘：你讀書，大概還不隻是數量多，還讀得深入，並且用你自己的人生體會去讀。
趙：對，清代張竹坡說過，讀書有三境界：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每個年齡段，讀書感受都不一樣的。拿我來說，二十年前會讀佛學嗎？更不用說寫這個題材了。
弘：您是哪年成為專業作家的？對您來說業餘寫作和專業寫作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趙：成為專業作家是2001年。1990年底，我在山大作家班畢業，就調到日照來了。先在市委宣傳部幹了一段時間，1993年成立文聯，我擔任副主席。因為就我一個專職副主席，要坐班，寫作時間很少。2001年，我就向市委寫報告，說現在年齡漸大，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創作。在這之前，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來日照檢查工作時，也向有關領導說過，別讓趙德發坐班了，多給你時間寫作吧。這樣，市委又安排了一位同誌擔任副主席，我就成了專業作家。後來，又派去黨組書記，我就更超脫了。我非常感謝市委對我的這種安排。因為成為專業作家之後，能夠專心致誌地讀書寫作，創作過程中心態更加從容，不像原來那樣匆忙了。當然，這份從容也許與我老之將至有關，作品漸漸地沒有了過去的那種銳氣。（笑）
弘：這與中國文化有關係，人就是越來越通透吧。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看東西會看得更開了。這也就牽扯到我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從《通腿兒》到《農民三部曲》，您在地域文化這片土地上開始建立您的史觀，包括土地史、農民心靈史、農村社會變遷史等等，到近來您開始對中國文化整體的把握和思考，從《雙手合十》開始，把思考和寫作的範圍涵蓋到“儒道釋”三個方麵，這是在您的寫作規劃和人生規劃之中嗎？
趙：不是一開始就規劃好了的。《農民三部曲》也是，本來打算隻寫一部，但寫完之後又決定再寫兩部。寫《雙手合十》的時候，也並沒有想到要寫道教。
弘：你為什麼要寫《雙手合十》？
趙：我曆經八年寫完“農民三部曲”之後，就思考著下一步要寫些什麼。我還有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的構思，但我覺得寫出來不可能超過農民三部曲，隻能在一個平麵上滑行，沒有多大的意義，不如另外開辟別的題材領域。有一個特殊的機緣突然來了：2003年的秋天，五蓮山光明寺住持覺照法師捎口訊讓我上山，和他討論怎樣挖掘五蓮山佛教文化，我答應了。為了能夠上山與和尚說話，我就在書架上找到了一本介紹佛教的書看，正在翻閱的時候，一個念頭冒了出來：寫一部表現當代漢傳佛教的長篇。以我的閱讀視野來看，這個題材的長篇小說在中國內地還沒有人寫，我想試試。那時我對佛教其實很隔膜，那完全是另外一個群體，另外一個世界。佛教徒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我完全不知道。但創作衝動是很強烈的，我就一邊讀書，一邊采訪，做起了準備。
弘：您讀那些書的時候有沒有感覺吃力？
趙：開始非常吃力。我慧根太淺，隻能一點點地啃，慢慢理解。佛教的語言係統很特別，有些詞語，我必須一個個用筆記下來。我還把所有讀過的書的重點都作了索引和筆記，這些筆記加起來有幾十萬字。因為我把幾個主要人物定位於禪僧，不把禪宗文化了解透徹是無法寫的，而講禪的書又最費解，比如《五燈會元》之類，經常是讓人一頭霧水。我又沒有“頓悟”的本事，隻好一點點琢磨，就這樣讀來讀去，總算有了些心得體會。所以，書中人物的“參話頭”、鬥機鋒還算靠譜。有些地方，比如中韓兩國禪僧對話，比如讓主人公提出“平常禪”的主張，等等情節，得到了讀者甚至一些佛家弟子和修禪者的肯定。
弘：你采訪去了哪些地方？
趙：很多地方。像江浙一帶的寺院，我就去過好多家，有的在那裏住了好幾天。另外，佛教四大名山我都去過。在這裏我要說明的是，我出門采訪都是自費。為了省錢和便利，我曾經住過15元一夜的小旅館，坐公交車、三輪車也很經常。
弘：對僧人們的采訪順利嗎？
趙：那要看緣份，當然主要靠我主動結緣。我用我的真誠和對他們的尊重，結交了一些僧人朋友，和他們打成一片，走進了他們的內心世界，了解到了他們的僧侶生活，包括物質層麵和精神層麵的。尤其是了解了在當今商業大潮的衝擊下，佛教所呈現出來的新的麵貌與變化，心裏就有底了，就開始動筆了。
弘：據我所知，宗教題材是很敏感的，這部作品寫出後能不能順利問世，你考慮過嗎？
趙：考慮過。我是這樣想的，這書即使不能問世，我也要把它寫出來。
弘：你很有勇氣。最後結果是怎樣的？
趙：這書是2006年秋天寫完的，發表很順利。我寄給了《中國作家》副主副楊誌廣先生，僅過了一周他就告訴我，作品在07年第一期推出。楊先生是個非常優秀的編輯，我很感激他，可惜，去年他因癌症去世了，我很難過，專程去北京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弘：《長篇小說選刊》還轉載了《雙手合十》對吧？
趙：對，也是第一期。這樣，中國作家協會的兩大刊物同時推出這部作品，產生了一些影響。然而，單行本的出版還是遇到了一些困難。
弘：出現了哪方麵的問題？
趙：有些出版社怕惹麻煩，耽擱了一年多，但最終還是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讓我特別高興的是，責編告訴我，江蘇省新聞出版局審書的官員很喜歡《雙手合十》，自己掏錢買了40本送給朋友。
弘：我注意到，好多評論家都寫文章讚揚這部作品，這書還得了泰山文藝獎。完成了這部書，你又接著寫道教了？
趙：對。我發現，用長篇小說來表現當代道教文化，好像也沒有人去做。你知道，道教是中國本土文化，它在中國源遠流長。魯迅有句話說：“中國的根底全在道教”。在今天，道教是什麼樣子，好多人並不了解。我有寫《雙手合十》的經驗，讀書，采訪，知道在哪裏下手，於是就幹起來了。但是，道教畢竟是另一個文化係統，而且道教的理論雜而多端，包羅萬象，難度也是很大的。
弘：道教與政治的瓜葛也很複雜。
趙：是這樣。我在構思上經曆了許多的否定之否定，一開始準備主要寫個女道士，後來感覺她擔當不起來我要表達的東西。我走了許多道觀，采訪了一些乾道、坤道（男道士是乾道，女道士是坤道）之後，一個中年乾道的形象在我腦海中漸漸清晰，這本書就在去年秋天動筆了，書名叫《乾道坤道》。
弘：你的《君子夢》寫到了儒家，《雙手合十》寫佛家，《乾道坤道》寫了道家。在您看來，“儒道釋”它們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它們對當下人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趙：這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鑄造了中華文化的靈魂。盡管“五四”之後，尤其是建國之後，對它們的抨擊與批判很嚴厲，但是這個文化已經融入了中華文化的血液之中，斷絕不了的。這三者各有特點，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佛教到了中國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化過程很明顯，特別是禪宗，更是佛家與中國文化融合的產物。儒家也吸收了佛道的東西。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更是主張三教合一。在今天，中華傳統文化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去年春天在北京大學“我們文學社”講創作，就講了它的三大作用：補皮、補氣、補天。
弘：其實，像清代的畫家石濤等也都是亦僧亦道的，石濤的“畫語錄”裏麵既有禪宗的東西，也有道教的東西，有一種互補。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學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興起過，那是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也就是西方思潮泛濫之後的某種回歸，這幾年對傳統文化的認識熱潮再度高漲，包括對明清和“五四”以來文化、曆史和學術的梳理，連小孩子都開始熱衷於學《三字經》、《弟子規》這些儒學經典，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趙：我認為國學熱的興起是有曆史根源的，我甚至將之視為民族記憶的重新喚醒。這是個好事。在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盛行、人心浮躁的今天，我們需要安心。你看今天人心是多麼浮躁，社會中充斥著貪欲、戾氣與殺心，這太可怕了，這絕不是和諧社會所需要的東西。雖然傳統文化中也有糟粕，也需要鑒別、清理、揚棄，但那些好的東西對我們還是非常有用的，它對今天這個喧囂而浮躁的社會來說，是敗火藥，是清涼劑。
弘：藝術有用嗎？在一個缺失宗教信仰的國家裏麵，人的精神應該如何安放？你如何看中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基督徒？
趙：人類應該有所敬畏，人類的心靈應該有其歸宿，宗教恰恰有這種功能。時至今日，宗教還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一味的稱之為迷信。為什麼一些智商極高的科學家，最後還有宗教情結？像愛因斯坦，最後還要把解決不了的問題歸結為宇宙有一個最終的掌管者？這就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我沒有皈依任何宗教，但我認為宗教透射著真、善、美的光芒。它在今天起碼在兩大功用：一是勸善，二是安心。這兩條，對於建設和諧社會是非常有用的。
弘：小時候，聽老師講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那時對未來充滿美好憧憬。現在看到所謂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的改造，對環境、土地、資源、生物鏈等造成很大的破壞，又有些對現代化懷疑了。請您談談對城市化進程的看法。
趙：現代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然而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步上路。三十年的變化天翻地覆，中國人真地是一步一步走向了富裕，國家一步一步走向了強大，這是有目共睹的。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非常迅猛，城市化進程呈現出一種加速度狀態。我們要看到，現代化有它好的一麵，但也帶來了許多問題。我認為，許多事情還是要像老子講的那樣，順其自然，不能拔苗助長。現在全世界已有一半的人居住在城鎮裏了，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據說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左右。而且，我們各級官員講這話時，都是躊躊滿誌的樣子，聲稱要繼續加速城市化步伐。城市化水平是不是越高越好？完全不是，人類不要忘了自己的本質，說到底，我們還是大自然當中的一種生物。離大自然越來越遠，甚至完全隔離，可能會對人類整體的存在、發展、進化都產生負麵的作用。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一些後果，如體能的退化，生殖功能變弱，等等，我們應該認真反省。
弘：問題是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興起，舊的道德觀、價值觀破滅之後，新的還沒有確立。
趙：過去的價值觀，被嚴重地破壞了；新的價值觀似乎就是要有錢，要富裕，要發展。如果用這個來衡量一切，那是很危險的。
弘：最近我在《新聞周刊》看到藝術家徐冰做的一個裝置作品，就是對中國快速城市化的一個反思。他是把很多建築廢料，包括廢舊的吊車、鋼管、鐵條、螺栓等焊成了兩隻巨大的鳳凰，用了兩年時間，工程巨大，有評論說這正隱喻了中國這兩年（地震、幹旱、奧運、世博）複雜的曆史情境，他用這些現成的廢舊建築材料製作成的鳳凰，有涅槃和重生的意味，其實我覺得這還是對加速城市化與現代性的一種反思。
趙：我在報紙上也看到了。我非常佩服徐冰的眼力與膽識。有一句話說：知識分子要做社會的批判者，這句話很難實踐，但文化界起碼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被一時的利益遮蔽了雙目，要看到長遠，看到本質，要瞻前顧後，從曆史的教訓中找到我們的出路。
弘：我采訪賈平凹老師的時候，他也感慨說現在很想回到自然，回到農村，但所有的朋友都在城市裏生活，所有的事情也都在這裏麵，所以回不去了。
趙：是嗬，我們雖然崇尚自然，但我們卻回不去了，因為大量的社會資源都在城市，我們又不得不依賴這種資源，這是很無奈的事情，同時也顯露了我們的虛偽。
弘：還有一個問題，知道您獲得過很多的文學獎，獲獎對一個作家重要嗎？
趙：獲獎對一個作家來說有時候很重要，它能夠帶來創作的自信，有種成就感。但是，不能把這當成寫作的唯一目的。一個真正的作家決不能為著某個獎項寫作，應該首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這個過程中去，讓作品盡量完美，獲獎隻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結果。
弘：如果說一個作家完善了自己，哪些東西構成了他的完善？哪些東西對一個作家來說很重要（比如：思想、經驗、興趣、好奇心、虛構能力等）？
趙：我認為思想是最重要的，一個沒有自己的思想的作家隻是個平庸的寫作匠。當然，經驗、想像力等等也很重要。總之，這諸多條件的相加，並且融會貫通，才能讓寫作達到較高的境界。
弘：黃永玉老先生說作品無所謂，百年之後都是灰，等我老了之後，別人覺得我活的很精彩，那就夠了。
趙：對，那也是境界，一種人生的大境界。
弘：你好像不大寫愛情，書裏麵不太多。
趙：真是不多，有一些，但是寫得不大精彩，我在這方麵缺乏功力，要繼續努力。
弘：您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每天工作幾小時？
趙：我年輕的時候，每天可以把寫作時間放長一些，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自覺地放慢了節奏。近幾年來，我把寫作的時間主要放在早晨，每天五點起床，寫到八點，白天處理雜務，讀書，晚上就是散步，十點半靜坐一會兒，十一點左右睡覺。
弘：您保持六個小時的睡眠嗎？
趙：白天還有午休呀，我現在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刻板、機械，就像工人上班一樣。
弘：很職業化。（笑）
趙：都形成生物鍾了。雖然刻板，但我自己習慣了，久而久之，沒感到有什麼不好，反而覺得很有益處。